我們那裡形容一個地方很窮是這樣說的:屙屎都不生蛆！我下鄉的生產隊就是這麼個地方。這個窮地方在哪裡呢？因為窮並不是值得誇耀的事，所以不說也罷，免得這塊“寶地”讓大家知道了，鄉親們的面上也沒多少光彩。
這麼說吧，生產隊所在的村子，處在一個十多平方千米的湖畔。此湖湖水清澈，泛舟其上，常可見巴掌大的一些青色的、紅色的鯽魚遊戲於水草之間；冬季一到，寬闊的湖面覆蓋著一片片黑色的野鴨群；另外，還有許多黃鴨、大雁等水鳥。湖畔周圍，是片片稻田；再向外延伸，則是廣袤平緩的大片坡地，很能種些莊稼的。
你可能會說，這樣的“魚米之鄉” 怎麼會和“窮”字粘上邊呢？確實，我若對十個人說這是個窮地方，肯定有九個半不信。而最多會有一個人半信半疑。那我只能用事實來證明了。先簡而言之吧：我下鄉三年半，在基本全勤的情形下，沒掙到一分錢！
若還是難以置信的話，只要你耐心看完我以下的敘述，你大概就明白了：
一九七四年的九月，我們二十多個知青來到了這個生產隊。住的是隊上剛蓋好的牛圈。這牛圈和村裡普遍的住房一樣，都是土築的茅草房。
剛下鄉的幾天早上，知青們出去幹活時，發現每天隊上的農民都只有婦女出工。我們感覺很是奇怪！一瞭解，才知男人是不興出早工的。那這些男人早上幹什麼去呢？原來大多數男的都划著船到湖裡用“花籃”(一種捕魚的網具)或魚網捕魚去了，以便搞幾個鹽巴醬油香菸錢呢。後來我們男知青也就“入鄉隨俗”地不出早工了，樂得睡懶覺。
大約十點多吃過飯後，指導員或隊長這才敲響了懸掛在牛圈旁的舊犁鏵讓大家上工。
大家陸陸續續地來到地裡後，就有些農民拿出撲克打起了“百分”，輸了的罰翻跟頭。我們知青有的圍觀，有的則在樹蔭下乘涼。看著他們玩得興起，沒有一點要幹活的意思，我就在樹蔭下就地躺倒睡去。待到樹蔭過去，陽光刺到眼時突然醒來，頓時感覺不妙：恐怕人家幹了好一會了，我還在這裡睡覺，給貧下中農的印象豈不是糟透了！趕忙翻身起來。但放眼望去，心即放鬆——原屬虛驚一場，人家的跟頭還未翻完呢。
終於幹活了。幹活的途中，有煙癮的，輪流借抽煙筒歇稍。我們知青絕大多數不會抽菸，只能一直憨幹。後來大多數知青也就學會了抱煙筒，否則只能在中途統一體息時才能喘息。太陽還老高時，也就是五點來鍾就收工了。除了春播和秋收季節比較繁忙外，大夥(主要是男工們)平常乾的都是“神仙”活呢！
生產隊長和指導員從來都打著“肚皮官司”——隊長年稍長，應該四十不到，自然看不起三十不到的指導員。隊長呢，一般說來，到公社開會的資格基本沒有，作為支書的指導員根本不愛尿他。
鄉親們呢，勞作間沒事時，總喜歡熱議隊長和指導員的蠢笨，說他們都不是能指揮生產的料。這些鄉親中，似乎很有些諸葛亮的。
我們所在的生產隊，人均土地四畝，勞動力人均七畝。每日工分十分。第一年，本人日工加晚上看守地裡收的莊稼和晚上打場共掙3000多分(幾乎達到全勤分)。按理說，生產隊的條件很好，依我的工分看，應大有斬獲！但到頭來只分到區區七十多市斤穀子和一些包穀、小米，絕大多數是紅薯。
每年五荒六月時，生產隊都要派人趕著馬車到山裡向有餘糧的生產隊借糧。有時生產隊分點糧食什麼的也是在晚上悄悄地進行，怕給知青知道來分呢。
生產隊的犁壞了，買架犁的三、五塊錢也沒有，還是來向我們集體戶借的，後來一直都沒還我們。
生產隊養的豬，都是由放豬人趕著到路邊、地裡去啃草皮渡日的。那些豬們只有在地裡收莊稼時，才能到地裡揀點“漏”，吃到點像樣的東西。所以這些豬從來沒正經長大過，肥更談不上了，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個豬樣。說來日怪，就是這麼廋弱，風大時連路都走不太穩的豬，居然還會添小豬，且一窩還不僅僅三個四個的。用現在的話說，真當得起“豬堅強”三字！
下鄉的幾年中，隊上只殺過一次“年豬”。雖然豬不成其豬，但生產隊還是向它們舉起了屠刀！豬肉按全隊人口平均分配。我知青戶三十來人算最大戶，自然分到最大一塊，足有兩斤多重呢！
會計的大女出嫁時，我們集體戶送的禮是最氣派的：一個雙鈴的馬蹄牌鬧鐘。
那時農村辦事吃的是“流水席”，即一拔人吃完換一撥人。席面是沒有純粹的葷菜的，只是在一碗碗的素菜上蓋上幾片薄肉而已。
栽種紅薯的日子裡，因搶節令，中午不能放工讓大家回家做飯吃，所以隊上都要統一辦“伙食”的。為此大夥都很高興！雖說所謂的“伙食”，不過是大白米飯和焙香的花生米而已，但比起大家平常吃的包穀、小米、紅薯飯強多了。
每日上工，除婦女們會帶點“晌午”外，男人們是不興帶的。待休息婦女們用“晌午”時，有的小夥就會向女同胞們要一個飯盒蓋，再討點包穀麵醬放在蓋裡，然後到附近的菜地裡扯些四季豆，用地溝邊的水涮一下，就蘸著麵醬脆脆地吃了起來，吃了後生龍活虎的。說什麼生的四季豆有毒，以我親眼所見，此說恐怕不真！
當時的知青，大都很巴結隊裡的那些“頭面”人物的，如隊長啊，指導員啊，民兵連長啊，團支部書記啊，婦女主任啊等等。為了得到推薦回收唄！他們常對隊長他們說“進城趕街時請到家裡坐坐，吃頓飯哦！別看不起哦！”之類的話，讓我聽了起雞皮疙瘩。我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推薦”，從不敢想，只有老實幹活一條出路。我哥忒老實，幹活賣力，最終也只是在他下鄉的村裡的知青都走了，只剩他和另外一個知青時才回收的。
最喜歡到知青家裡“坐坐”的，就屬隊長了。他可說是進城必去，輪著去，不管你邀沒邀請過他。其實他“打秋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無非混頓飯吃，最多碰到家境好點的人家能喝上點酒而已。但對他來說算是難得的享受了。
一個街天的傍晚，隊長從我宿舍(後來蓋的知青房)的後窗外遞給我一塊錢，說是我媽讓他帶兩塊錢給我，他用一塊。想來當天他肯定是到我家混飯了。我無言地接過那塊錢。
一九七七年，我們一個會開拖拉機的知青被縣裡的一個單位借調了；一些知青和村裡的小夥，也被抽調附近的糖廠去做臨時工。這些人都是去抓真金白銀的啊！
秋收後，聽說隊裡的賬上終於有錢了，並說分“紅”的名冊已經做好。喜滋滋地拿著名章就往保管的家裡去。翻開名冊一看，本人名下有二十八元呢！真有一種發財了的感覺！但我還是高興得太早了——只聽保管對我說，你已經領過了。我說：怎麼可能！？保管指著簽章欄對我說，你看，章都蓋過了。我一看，果然那是有一個模糊的章印，明顯是用一個圖章按上去再旋轉一個角度形成的。我哪肯認可，就十分生氣地和他爭論起來。他心虛，最後只能說沒有錢，以後再給。
他就用如此之類拙劣的手法，讓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多年後，我們回訪隊上說起這事，指導員卻說，他當時的三十多塊的紅錢也一直未拿到。鬼才相信！
會開拖拉機的那個知青，後來有一次保管託他到城裡幫他拉車煤，他滿口答應，但收了保管的煤錢後便沒有了下文，算是拿回自己的一點錢吧！
一九七八年開春，恢復高考後我就去上學了。暑假時，約著一個同樣放暑假回家的知青到保管家討賬。但這傢伙還是拿沒有錢應付我們，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無奈，我們只好就此放棄。
嚴格算來，整個下鄉期間，我不但沒掙到一分錢，並且還虧著隊長拿去的一塊錢呢。
二0一七年，離開下鄉的生產隊差不多四十年後，我們集體戶的知青聚會時又到了那裡。當年的那些茅草房已難覓蹤跡，隨處可見的，則是牆面鑲滿瓷磚的幢幢小樓房。再也找不到當年的那些感覺了。但在遺憾中，更多的是感到欣慰——願鄉親們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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