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專家，通過對一批鈞臺窯遺址流散的“官鈞”瓷器標本長達半年的研究考證，認定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官鈞”瓷器，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北宋製品，而是明代早期永樂、宣德年間的產品。其主要理由是，從明朝王墓中發掘出來的金壺、銀壺的文物造型與很多“官鈞”瓷器造型相似。最新在鈞臺窯遺址出土的“方流雞心扁壺”造型，就具有公認的明朝器物特徵（2006年11月3日《深圳特區報》）。
但是對這一觀點，故宮博物院的眾多專家卻堅持認為，無論是從有關文獻資料佐證，還是從藝術風格分析，官窯鈞瓷都應當是北宋時期的作品。宋鈞與其他宋官窯的美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時代相同的神韻。
將上述資料加以引用，是要說明學術界曾有過這樣一個爭論。對於“官鈞”出生年代的探討，由來已久。這與北宋時期沒有任何關於鈞窯的直接記載，而且官窯鈞瓷至今尚未發現一件帶有紀年款的作品有關。但鈞瓷的“北宋說”應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然而，明代禹州鈞瓷是否斷燒，一直為陶瓷界所關注。因為，此問題的答案頗顯得撲朔迷離。
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由宋代的百花爭豔經元代過渡，到明朝時，幾乎成了景德鎮瓷器一枝獨秀的局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明代陶瓷中心南移，景德鎮陶瓷業兼收幷蓄，得到了長足發展。相對而言，北方瓷業處於劣勢。明朝中晚期，又因避明神宗朱翊鈞諱，改鈞州為禹州，因而，官方的陶瓷史書中均無鈞窯生產的記載。常年研究鈞瓷的專家趙青雲在其《鈞窯》一書中，也無鈞瓷的相關記載。元代後期戰火頻燃，中原各地是受禍最慘的一個地區。據《禹縣誌》（民國版）記載，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宮廷曾將山西3.5萬戶遷徙至鈞州（禹州）等地，解決人員稀少的問題。在神垕古鈞窯區，有關部門曾作過調查，當地居民多從山西或外地遷此，沒有一戶是明以前的鈞瓷世家。據相關部門考證，禹州的陶瓷業生產儘管明代仍以神垕鎮為集中區，但已衰敗到只能燒造酒缸、瓶壇的粗瓷窯場了。
新中國成立後，眾多陶瓷研究者經過多方考察，尚未發現明代的鈞窯遺址。可是，1980年，有關人士在神垕鎮西大辦事處瓷廠院內3米深處，發現一古窯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鈞器殘片。從器物的殘片看，其釉色系用氧化鈷調染，用氧化焰燒成。同時出土的有一陶範，上刻“天啟六年”和“祁造”字樣。鈞瓷專家閻夫立也曾在鄭州一位叫李經謀的家中見到一件刻有“天啟年制”底款的鈞瓷盤，同時還有幾件沒有底款但風格釉色和這件盤子一樣的藍釉碗。從這些挖掘與發現的鈞瓷看，其釉色一般為天青、藍紫，這說明明代末年仍有少數工匠在摸索和仿製鈞瓷，但和窯變鈞釉有較大區別。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北方鈞瓷日趨衰退的情況下，南方諸多窯口仿鈞之風日盛。江蘇宜興、廣東石灣等地不僅仿製了不少鈞器，有的仿製得還相當出色。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葉喆民所著的《中國陶瓷史》（三聯書店出版，2006年1月第一版）介紹，這些鈞器，以天青、天藍、雲豆等色居多，“窯變及玫瑰紫色亦好，石榴紅色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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