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80年代先后到香港、台湾、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和作学术访问。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耿云志先生对清末的立宪运动展开研究，除完成《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的撰述外，相继发表多篇论文，实事求是地、深入地论述和评析清末立宪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内，第一次对清末立宪运动给予客观的，肯定的历史评价。从那时以来，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历史作用，已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耿云志先生在认真查阅胡适相关档案，研读胡适著作，及相关人物的著述与报刊资料之后，对胡适这个在民国时期影响最大而又争议最多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做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遂成为他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相继出版有关著述达十种，从而将一个与从前大批判所塑造出来的胡适完全不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胡适，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必然连带地改变以往有关民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历史的不实叙述，使渐渐回复历史的原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国一片“文化研究热”中，开始思考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到九十年代，始形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趋向的独立见解，即认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到本世纪初，在完成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过程中，将这一见解作了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更加具有说服力。
2017年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在京举办“耿云志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耿云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夏春涛研究员、副所长金以林研究员，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王中江教授、邹新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郭双林教授、马克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邱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李长莉研究员、崔志海研究员、李学通研究员、马忠文研究员、郑匡民研究员、左玉河研究员、贾小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蔡理强教授，上海大学郑峰教授，辽宁师范大学林建华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尹飞舟教授，湖南省委党校周敏之教授，吉首大学暨爱民教授，贵州省委党校张顺昌教授等50多位学界同仁出席。座谈会由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研究员主持。
本次座谈会的主题包括：（1）耿云志先生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2）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趋向；（3）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诸问题；（4）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与和平改革思想；（5）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展望。
夏春涛研究员首先讲话。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经济是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反作用；而思想、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更高的层面，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虽不如政治那么直接，但对于构建一定社会的基本文化面貌，一定人群的心理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也就对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间接的反作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对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开展全面的研究。中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里集中于政治，稍及于经济，而对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则不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起，学界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热”。自那时起，思想文化史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这其中，耿先生在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及思想史学科建设方面有重大贡献。祝愿耿先生健康长寿，为学界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欧阳哲生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胡适研究。他说，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要全面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必须对胡适进行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前，胡适被贴上了“战犯”、“文化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等等种种政治标签。对于他，学界只有批判，而没有研究。耿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研究胡适，其《胡适研究论稿》是开创性的研究著作。改革开放后，他在胡适研究领域继续深耕，并整理了大量胡适资料，尤其是整理了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资料，又组织胡适研究会，组织了多次相关学术会议，一步一步地推动胡适研究的发展。他在胡适研究领域的诸多见解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民国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认识，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进步。
郭双林教授发言提出，学术研究是一代一代学人之间的接力，后辈学人的成长离不开前辈学人的指导与提携。耿先生秉持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不仅悉心指导他自己的学生，对于许多像我这样的并非他学生的后辈学人，也多有指导与提携，这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发挥了很好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人继承发扬。
王中江教授就耿先生在胡适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研究这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组织工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耿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秉承了新文化运动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耿先生在胡适研究上不但有突出的成果，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对其中的辛苦与不易深有感受。耿先生做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时，邀请我参与，我能参与这个研究，还要感谢耿先生专门到历史所做了沟通工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有几个大的发展路径，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其中，自由主义因为缺乏社会基础，命运相当坎坷，甚至研究自由主义人物也很不容易。但自由主义人物提出的不少理念，有相当的价值，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在近代中国多元、丰富的文化之中，我们不但要研究激进主义的思想文化，研究保守主义的思想文化，也要研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耿先生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认识。耿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项目，是意义很重大的一项工作，需要坚持把它做好，哪怕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
李长莉研究员从她参与耿先生所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谈起，认为耿先生治学和做人的内在精神，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科学之态度。她说，耿先生这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过很大的冲击，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的现代意义，有深切的体会。因此，他的学术研究的重心之一就是发掘、阐释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由于长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耿先生在最初进行胡适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时，要秉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是很不容易的。耿先生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故他的研究最初虽遭遇困难，但他有充分的学术自信。他能做出学界开风气之先的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治学有内在的精神支撑，这是值得我们后辈学者学习和继承的。
李学通研究员发言补充说，90年代耿先生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时，对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开展，表现出严谨的态度和长远的眼光。
李帆教授认为，近代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特色就是古今中西交汇，耿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耿先生现在所主持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非常重要，因为学界现在很需要一部精到的、高质量的近代思想通史。
马克锋教授讲了三点。首先，耿先生的胡适研究改变了人们对胡适的看法。胡适从一个反面人物，变成了今天这种正常的人物，甚至被赋予了很多正面价值的人物。在这一点上，耿先生做出了很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其次，最近这些年，耿先生在很多会议上，反复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我觉得这是耿先生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一方面，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确实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两个重要走向，另一方面，世界化和个性主义的话语现在还是比较微弱。而中国与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我们又必须重视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主张。最后，希望耿先生能做一个口述历史，为学界留下更多的了解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学术资料。
黄兴涛教授认为，耿先生是近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标杆性、范式性的学者之一。耿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而智慧，平实而深刻。他的文章，非常平静地说理，很平实，但是很有道理。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研究在那个年代能够为大部分人所接受。耿先生的胡适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胡适研究本身上，对于如何认识那个时代的人物也是有示范性意义的。黄教授谈到，他自己的辜鸿铭研究就受耿先生胡适研究的启发。耿先生研究的特点首先是有全局性的把握。耿先生早期关于谘议局的研究非常经典，使得他能够把政治和思想结合起来，视野非常的开阔。其次，耿先生不偏激，他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文章是平实说理的，非常有说服力。其三，耿先生是有思想的思想史家。他的很多话看似很平实，实际是很值得品味的。比如，耿先生在一个笔谈里讲，民族主义有感情的基础，感情的层面；但不能把民族主义仅仅停留在感情的层面。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把很深刻的内容呈现出来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马忠文研究员从耿先生关于谘议局以及关于孙中山与梁启超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谈起。认为，耿先生的研究是在全面占有材料这个基础之上的思想史研究，不会像有的思想史研究，从概念到概念，把思想史写成了精神幽灵的自我旅行。耿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总是从宏大的历史背景入手，从历史脉络与思想脉络中去理解思想的产生与影响，让人真正感到思想就在历史之中，而非历史之外。耿先生的文章不缺乏宏大的关怀，但又是以资料的详实考订为基础。从耿先生的学术研究看，人物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耿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与他对胡适这个人物的研究分不开。他又谈到耿先生对近代史所胡适档案整理所做出的贡献。他说，到现在为止，档案馆每天接待的读者，有很多都是来查胡适档案的。这确实是凝结了耿先生和其他一些前辈学者的心血。更重要的是，现在档案馆的工作，仍然要以耿先生的研究为指导。最后，马忠文研究员谈到耿先生对近代史所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个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梯队。
邹小站研究员围绕耿先生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的见解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一般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大都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与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应取的基本方向，而耿先生则抓住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两点。耿先生这样的提法，应该有他的考虑。一则民主本身存在多种模式，而且民主虽有文化层面的内涵，但更多地属于制度层面，制度良善与否，其判断标准在能否解放人，使社会每一个成员能发挥其才能并贡献于社会。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主义，就一面讲社会应允许每个人发扬个性、发挥才能，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一面讲个人只有发扬个性，才能真正做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就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而言，用个性主义概念也许比用“民主”的概念，要更加合适一些。二则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我们需要一面学会坦然地去面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一面又能够把自己的文化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贡献于世界。
崔志海研究员从四个方面评述了耿先生的学术研究：其一，还在80年代，耿先生就已经是辛亥革命史专家了。他对谘议局的研究，实际上开启了我们对革命和改良的重新认识。现在看起来这好像很平常，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有历史感。如果把耿先生的谘议局、立宪派研究放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中去看，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其实很不简单。其二，耿先生对中国近代人物的研究。耿先生的胡适研究成果，是国际公认的，但他其实不只研究胡适，也研究孙中山、梁启超等重要的思想家。耿先生的人物研究不只是人物研究，而是基于他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去进行的。比如，研究胡适，研究梁启超，就涉及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和平改革思想，如何评价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问题。研究思想史有两种路子，一种是从哲学出发，纯粹搞思想史的；一种是从历史出发来做的。耿先生是把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人。其三，耿先生关于近代民主的研究，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民主思想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其四，关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耿先生组织学者对此开展了多年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耿先生提出，近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值得学界重视。此外，耿先生在胡适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组织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能够发现人才、爱护人才、提携人才，培养出了一个很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团队，这是他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大贡献。
金以林研究员认为，近代史所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能有今天的成就，跟耿先生和丁守和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一个创办了思想史研究室，一个创办了文化史研究室。他特别提到，耿先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他跟研究所里的许多晚辈学者多次谈到，要多读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去，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社会上流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带着乱跑，也只有这样，学术研究的成果才能真正立得住，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后辈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上，需要向耿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学习。
刘小萌研究员在发言中谈到，耿先生的胡适研究，不仅需要自由的精神，还需要学术探索的精神。耿先生刚开始做胡适研究的时候，社会上以及学术界存在着种种教条，要去研究胡适，除了基本的史学功底外，还必须具备相当的理论素养，必须具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探索精神。耿先生能在胡适研究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与他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科学的探索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耿先生的学术研究得益于他的理论修养与科学探索的精神，他对晚辈也是这样要求的。不唯如此，耿先生还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非常注重史德，非常注重材料，让材料去说话。他的研究，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始终秉持着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耿先生还带出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史研究团队，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
张秀清副研究馆员说，作为一个一般的读者，读耿先生的书，觉得他的著作资料详实，文笔流畅简练，像潺潺流水一样，让一般读者能看得下去，读得明白，不像一些学术著作那样让一般读者读起来既费劲，又读不明白。
梁景和从三个方面谈耿先生的学术研究。第一，耿先生的学术成就被同仁首肯，无论在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人物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为海内外同行学者所称道。他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和1982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论咨议局的性质与作用》等论文在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突破性意义。耿先生1979年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1983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评胡适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以及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和198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年谱》等论著开启了大陆学界真正从学术的视阈研究胡适的新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耿先生主编的9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200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系统而又具体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开山力作，学术价值极其重大。先生正在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值得期待。第二，耿先生长期担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从去年开始担任名誉会长，先生在任职期间，组织各类学术活动以及积极组建二级学会，并充分发挥二级学会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这种发散性的组织活动对学术本身和经世致用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第三，耿先生培养了二十余名博士后和博士，他们大多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着力传承耿先生的思想和精神，让再传弟子们感受到师门的学风和传统。
左玉河研究员在发言说，耿先生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能做出突出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学哲学的，具有深厚的哲学修养，做思想史有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从不是就思想去研究思想，而是从大量的一手资料入手，力图全面地掌握资料，再从资料中找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他的思想史著述，既有历史感，又有思辨性。耿先生能够做出突出的研究成果，与他坚持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独立、科学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耿先生不但个人的研究做得好，而且在学术团队的培养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后辈学人，我们就要加倍努力，把近代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郑匡民研究员从耿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几件小事谈起，认为耿先生不仅学问上非常理性，非常严谨，而且在生活中也非常理性、非常严谨，他将为学与为人结合得非常好。
郑大华研究员有事在外地，提供了书面发言稿，邹小站代他向与会学者读了发言稿。郑大华认为，耿先生的道德文章足为后辈效法，他的学术贡献，在同辈学者中，能够与他比肩的不多。耿先生的胡适研究、清末立宪派和立宪运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文化研究，都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耿云志研究员最后发言。他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他说：大家的发言有不少过誉之词。但我很有理性，有一点自知之明，不会因这些过誉之词而飘飘然。他讲了两点意思愿与大家共勉。第一，要珍惜时间。胡适四十岁时写文章，还经常说，我们少年人如何如何。按现在的标准，五十岁、六十岁都还算是年轻人。人失去什么，才知道那件东西的可贵。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诗说：“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独与游人异，不羡神仙羡少年。”一个人一生的成就，大部分的积累，都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所以要特别珍惜少年时光。我本人无论按何种标准，都不能算少年了，但可以力求保持一种近乎少年人的心态。第二，希望大家养成乐观主义的精神。人一生，难免遇上一些沟沟坎坎。梁启超晚年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七八。他引庄子的话，安慰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庄子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只有安之若素。人生于世，常常会觉得自己所面临生存环境不太如意，多少会影响才干的发挥。但是要保持乐观主义的精神，就会振作起奋斗的意志。保持这种精神基于两点，第一，要有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总是能干点事儿的。第二，要看大处，看远处。康有为变法失败，凄凄惶惶，奔走各地。每到有天文台的地方，他一定要上去看宇宙，看完之后，写感想，四个字：“见大心泰”。见到大处，心就泰然了。所以，有自信，看大处，坚持不懈地奋斗，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没有过不去的坎。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学术座谈会。有不少学者因时间有限而没得机会发言。（供稿人：彭姗姗）
閱讀更多 明德史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