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偉大的文學家尤利安.謝苗諾維奇.謝苗諾夫寫了本世界諜戰小說上不朽的鉅著《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塑造了一個睿智無比的蘇聯情報人員施蒂爾利茨，主人公和小說一起成為了諜戰文學的巔峰。不得不說，謝苗諾夫先生寫得太精彩，以致於後來許多人把施蒂爾利茨當作戰爭年代中的真實間諜，相當多的間諜學愛好者窮其精力尋找著這個主人公的原型。
而謝苗諾夫本人也說過，他創作的施蒂爾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報人員諾爾曼.博羅津。他的父親名叫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這個名字對近代中國來說，有著非凡的意義。他曾經是被譽為中國“國父”的孫中山的蘇俄顧問，在上世紀20年代，曾在中國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
老資格的KGB將軍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孔德拉紹夫（中將，彼爾姆國立高爾基大學副校長）認為，秘密情報機關（指蘇俄契卡對外情報部門）的創建者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科羅特科夫也是原型。
那麼，真有施蒂爾利茨這個人嗎
更確切地說，這位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和電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嗎？
其實，特工專家們給出的意見是一致的：不會有施蒂爾利茨這樣的人，也不可能有。當然，一個俄羅斯人或俄羅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嘗試著冒充德國本地人，但是隻能在初次審查前冒充很短一段時間，因為德國人那種機械化、高標準程序化，精準的人事審查部門，其警惕性在當時可能是最高標準的。
二戰時期，蘇聯英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庫茲涅佐夫在德國後方活動相當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情報工作，而是搞破壞活動。他出沒於德國各地，欺騙德國人，總能夠在受到懷疑之前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他從沒有長時間在一個地方，一個德國機構，還是高級核心機構待很長時間。
身為蘇聯公民的情報人員不可能在納粹德國身居要職，因為他會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報機關其實著重於“招募願意為蘇聯效力的德國人”。
其實，在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蘇聯情報機關的確在德國建立了一個間諜眾多的大型情報站。
但1936年開始，蘇聯歷史上最慘的“大清洗”開始了，蘇聯情報機關未能倖免進行大規模清洗。相當多在國外工作的情報人員被召回莫斯科。他們被逮捕後，有的遭槍決，有的被送進勞改營。
1938年12月，軍隊情報部領導人在向國防人民委員報告：“工農紅軍實際上失去了情報機關。作為情報機關基礎的秘密間諜網幾乎被徹底清除掉了。”
戰爭前夕在紅軍情報部供職的維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將在回憶材料中有很多記述：在‘圖哈切夫斯基案件’後展開的鎮壓活動沉重打擊了軍隊，使軍隊到1941年也沒能恢復元氣。軍事情報部門的中央機關到1940年沒剩下一位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所有的人都被處決了。一些匆忙調來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們的上司，但他們也被頻繁地更換。當中央機關的一名軍官在莫斯科被捕後，與他聯繫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情報人員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懷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們的情報，接著就是把他們召回莫斯科並處決。
可見，給情報機關造成嚴重損害的不是敵人的反間諜機關，而是禍起蕭牆。
尼科利斯基這樣回憶：我們比較瞭解的是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計劃，而不是本國政府的意圖。與德國締約和蘇聯軍隊開進波蘭令軍事情報機關感到意外。我們沒來得及把全部情報人員從波蘭東部各州調往西方，因為我們所有重要的情報人員都在紅軍向布格河迅速挺進的過程中成了蘇聯的俘虜。在一場可怕的戰爭爆發前夕，這對情報機關來說是重大損失。戰爭爆發時我們的技術裝備很差。無線電臺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長期在某個地區工作的間諜才能使用它們。而流動的情報人員則沒有能及時保持聯繫的無線電裝備。不過，這可以使他們避免遭到難以躲過的失敗。戰爭爆發後，我們要求長期潛伏的間諜提供大量的情報，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常常連續幾個小時坐在電臺前工作。結果測向儀測定了他們的位置，於是他們成了反間諜機關的獵物。。。
1941年2月，紅軍情報部在莫斯科召開了一次大型會議。來自各軍區的軍官們在會上坦率地說：國家處在戰爭的邊緣，而情報機關完全沒有做好戰爭準備。既沒有無線電臺和降落傘，也沒有適合破壞小組和偵察小組使用的自動武器。
蘇德戰爭的頭幾個月裡，派往敵人後方的破壞小組和偵察小組只配備了手槍，因為沒有自動武器。戰爭頭一年夏季的撤退對情報機關來說是致命的。損失了所有的情報站、情報員和報務員。總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尋找合適的人，培訓報務員。
尼科利斯基回憶中還有這樣的記敘：我們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這種專業技能的人，因為戰前沒有這方面的登記資料。培訓報務員要花4個月時間，可我們需要每天向德國人的後方派遣小組。戰前也沒有懂德語的人的登記資料。我們在全國尋找業餘無線電報務員、學過德語的語言系和教育系畢業生。
情報機關也沒有自己的適合空投偵察和破壞小組的飛機。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隊，而此前是趕上什麼樣的飛機，就用什麼樣的飛機空投這些小組。這導致許多失敗和悲劇。有些小組在空中就報銷了。
尼科利斯基回憶：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因為我們利用了德國人那裡的混亂狀況。佔領軍司令部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居民登記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們畢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動。我們的諜報人員在佔領區10次中有9次會得到當地人的幫助。一塊麵包總會給的，當然，如果他們有的活。在佔領區來了德國戰地憲兵隊和蓋世太保之後，在出現了德國人建立的警察局和開始鎮壓幫助游擊隊員的人之後，開展工作就變得困難了。
偵察小組的損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產生一些疑問：這些損失合算嗎？軍隊情報機關搞來的這些情報值得讓人為它們去冒幾乎是必死的風險嗎？
值得。否則我們就無法作戰。有時候達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沒有情報機關就無法贏得戰鬥的勝利。。。尼科利斯基同樣也對此有過自己堅定的評定。
斯大林在這關鍵性的幾年裡不斷改變特工部門的結構。內務人民委員部時而被分成兩個機關，其中一個是獨立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時而又合併成一個機構。軍隊的反間諜機關時而隸屬於國防人民委員部，時而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時而又重新隸屬於國防人民委員部。軍事情報機關也未能逃脫接受改組的命運。
尼科利斯基回憶說：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達了一個命令，‘解散“軍隊-戰線”環節的間諜情報機關，因為此類機關充斥“雙重間諜”和姦細，而且其領導人是沒有文化的指揮員。將所有情報人員轉給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派低級軍官去充實部隊。’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這個命令的。這裡已經建立了一條新戰線，而且我們費了很大勁兒剛剛為它組建好情報機關，可這個命令讓我們的全部工作都白費了。一些集團軍和方面軍的指揮員紛紛給斯大林寫信，請求恢復情報機關。後來終於下達了恢復軍隊情報機關和建立總參情報部的命令……
然而，過了很長時間都可以感覺到1942年底對情報機關的打擊所帶來的後果。被派到部隊中去的職業情報人員都在戰鬥中犧牲了。在新的軍官積累經驗的時候，諜報人員不斷死去，軍隊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報。
斯大林對情報機關的感情也許就是一個屠夫對手上的屠刀的認識而已，他借用它來清洗所有異己分子，甚至哪怕是眼光中看不慣的人。又借葉若夫（前內務國安領導人）之手幾乎把情報機關徹底毀掉了。
駐柏林情報站到1938年僅剩下了3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個還不會講德語。
直到1939年，在梅爾庫洛夫領導國家安全總局之後，駐柏林情報站才開始恢復，但是新一代情報人員已不可能取得過去的那種成就。
建立起了一個很大的間諜網，然而諜報人員水平都不高。這樣的諜報人員只知道他所供職的部門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有能力看透政府領導人的想法和意圖，而恰恰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蘇聯間諜機關得不到來自希特勒身邊的第一手情報。莫斯科不知道德國領導人實際上在想什麼和說什麼，因而常常進行種種推測，結果也常常犯錯誤。
梅爾庫洛夫
儘管如此，卻還任命梅爾庫洛夫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無情報工作經驗的阿馬亞克.扎哈羅維奇.科布洛夫擔任柏林情報站領導人。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語，也不瞭解德國的情況。
德國反間諜機關發現了這一點，於是把幾個能講俄語的雙重間諜陸續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邊。這些間諜實際上為帝國安全總局工作。科布洛夫輕易地就上鉤了。
希特勒也參與了這場很重要的遊戲。他親自審查準備提供給科布港夫的情報。
德國人通過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報：德國不打算進攻蘇聯。梅爾庫洛夫把這些情況向斯大林作了彙報。經驗豐富的梅爾庫洛夫並不相信這些，但出於恐懼和保命，他也只能向那位喜怒無常的統帥報告了他想聽到的東西，而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報。
許多間諜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們認為蘇聯是與希特勒作鬥爭的盟友。另外一些間諜則要求拿錢來買情報。工作是按協議進行的，送來的情報越多，得到的錢就越多。結果為假情報花的錢更多一些。
還有一個問題是，莫斯科不能夠正確地分析獲得的情報。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報人員的分析能力，更喜歡自己下結論。他要求梅爾庫洛夫把間諜報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因此，梅爾庫洛夫用不著在情報機關中建立情報分析處。
電影《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多次出現有悖專業的場景：情報人員告訴政治家應該做什麼。而實際蘇聯當時的風氣正好相反：政治家們作決定，情報人員為這些決定尋找根據。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夠與希特勒進行長期合作。因此，在梅爾庫洛夫拿來的情報機關特別報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東西。
幾年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有過這樣的傳聞，施蒂爾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個叫維利.萊曼的德國人。他是蓋世太保成員，自1929年起用布賴滕巴赫這個名字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布賴滕巴赫的人事卷宗由尤利安.謝苗諾夫秘密負責，他把德國人改成俄羅斯人。
當KGB的二戰檔案部分解密後，發現布賴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並未修改。
但這名化名布賴滕巴赫，真名為維利.萊曼的蓋世太保官員確實是地位最高的蘇聯間諜，但他的命運很悲慘。
1938年，在斯大林毀掉了蘇聯設在德國的情報站之後，與布賴滕巴赫的聯繫就中斷了。他在兩年裡根本無法幫助蘇聯，因為沒有人和他接頭。1941年初，終於重新接上了關係，但是因德國進攻蘇聯又中斷了。
1942年，不知是因為絕望，還是因為愚蠢，竟然把布賴滕巴赫毀掉了。情報機關把一個訓練沒有完成的間諜空投到了戰線的另一邊，並把與布賴滕巴赫接頭的暗語告訴了他。蓋世太保馬上就抓住了他。這個人供出了並不是施蒂爾利茨的布賴滕巴赫。
戰爭爆發前，蘇聯雖然在德國重建了龐大的情報網。在德國空軍、外交部、經濟部、蓋世太保和國防企業中都有它的間諜。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柏林有一個強大的秘密組織，領導這個組織的是後來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羅·舒爾策-博伊森和阿爾維德·哈爾納克。他們交際廣泛，提供給了令梅爾庫洛夫感到自豪的寶貴情報，但實在說，今天的歷史回頭看，大都勞而無功。
蘇聯軍事情報機關在比利時、荷蘭和法國擁有秘密活動小組，但大多數是從事破壞活動為主。
蘇聯間諜提供了許多情報，尤其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裡。不過，他們很快就開始遭到逮捕。這常常是由於莫斯科犯了錯誤，而蓋世太保恰恰利用了這些錯誤。
與紅軍情報部一樣，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要求及時提供最新的情報，然而聯絡卻是個最薄弱的環節。報務員們常常一工作就是幾個小時，因此無線電臺被德國人測定了位置，情報人員一個個被捕。
蘇聯在戰爭期間最珍貴的情報，恐怕還是著名的“拉姆扎小組”佐爾格的情報，以及盟國提供的情報共享，其中，來自中國的情報功不可沒。
蓋世太保的頭子是海因裡希.米勒。蘇聯演員列昂尼德.布羅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出色地扮演了這個人物。生活中的米勒並不是如此招搖的人。但他是個業務婉熟的警察，幹起事來既有條理，又嚴肅認真。
柏林那條似乎是施蒂爾利茨曾經在那裡工作過的一條街。德國首都的帝國安全總局大樓沒剩下什麼，遺留下來的只有已成廢墟的當年負責警衛的黨衛軍分子使用的門房。大樓已經徹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蓋世太保的受害者的博物館。博物館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驚然的照片。
現在甚至很難想象，這裡曾經是德國反間諜機關所在地。雖然德國秘密警察人數不多，特別是與龐大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和除奸部的軍事反間諜機關相比顯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真正的蓋世太保其實人員並不多，在1944年有32000人，戰前人數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爾多夫這個有400萬人口的城市，蓋世太保的當地分部有291人。在約有100萬人口的埃森市，僅有43名蓋世太保分子。
蓋世太保的情報人員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裡通常有幾十個人。當然，相當多的人自願做細作和眼線。他們通過向蓋世太保告密的手段報復自己的仇人，滿足自己的自尊心。
蓋世太保的力量並不在於穿黑色制服或者穿著黑色皮風衣的人有多少，而在於令人恐懼地感覺到這些人無所不能，無處不在。德國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無法避開蓋世太保的眼睛。
同蘇聯一樣，納粹德國也有軍事情報機關（帝國軍事情報局）、反間諜機關（蓋世太保）和隸屬於帝國安全總局的政治情報局。帝國軍事情報局局長是威廉.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政治情報局局長是年輕的黨衛軍將軍瓦爾特.舒倫貝格，奧列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中扮演了他。他們兩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國的軍事和政治情報機關比蘇聯相應的機關小得多。無論是在戰前的年代裡，還是在戰爭期間，德國情報機關都沒有取得特別值得誇耀的成果。德國人在蘇聯領土上幾乎完全沒有間諜組織。德國人曾企圖通過空投間諜來彌補這一點，但是沒有成功，因為這些人幾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蘇聯反間諜機關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得比情報機關強，直到戰爭進入尾聲雙方才打成平手。蓋世太保跟蹤探出了蘇聯情報機關的所有秘密情報站，這樣就失去了在德國的整個間諜網。不過，蘇聯情報機關仍繼續提供了有價值的情報。梅爾庫洛夫的人不是從敵人那裡，而是從盟友那裡搞到這些情報的。
尤利安·謝苗諾夫在寫《春天的十七個瞬間》這部小說以及後來寫同名電影劇本時，對蘇聯情報機關在納粹德國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沒有讓他接觸秘密文件，其實他也不需要這些文件。他想出來的東西比生活中真實的東西還要好。
尤利安.謝苗諾夫是偉大的的作家。拍攝了電影的塔季揚娜.利奧茲諾娃則是一位毫不遜色的導演。人們相信有施蒂爾利茨這個人。將諜報人員在戰爭中的正義性無可爭辯的拔高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度。
這就是藝術對生活的刻畫，卻不是生活的本來。
無論如何，向殘酷歲月中，反法西斯的“春天瞬間”中的人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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