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4 袁世凱,近代中國唯一有機會改變國運的人,可惜終究利令智昏了…

中國人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愛好崇古,自孔子開始,崇尚的便是周公禮制時期的理想社會。而我們今天,也喜歡說“復興”而不是“開創”。似乎我們的思想裡有一種概念,我們從黃帝時期就是世界領先的,如今要做的,也不過是重新回到那個位置上去。孔子之後,秦朝,漢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這一個個朝代都曾經回到了那個位置。但是到了清朝後期,面臨了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比蒙古人、女真人統治中原更加複雜,它迫使中國人第一次反思以往的文化究竟禁不禁得住推敲。對於那個落後的時代,許多人都抱著遺憾,所以常常不乏惋惜。有的人從晚明開始惋惜,有的人從洋務運動開始惋惜,也有人從戊戌變法開始惋惜。如果要說我的惋惜,我最惋惜袁世凱。

朱明咎由自取

有許多明粉為大明朝喊冤叫屈,但我以為它的滅亡是咎由自取。大明朝的皇帝裡少有靠譜的,若不是強大的文官體系和基層自治,只怕明朝挨不了276年。單單明英宗被俘,對於一個集權帝國而言無疑就是巨大的傷害。而到了崇禎年間,官僚體系的腐敗已經不可救藥,導致匪“十有九敗”,卻“越剿越多”。為何如此?無非是民心已失,活不下去的人不得不從匪找活路。任何政權,都是為民而立,當它無法完成它的基本職責時,必然會被拋棄。人民對於一個政權的覆滅不負擔任何責任,更沒有拯救的義務。

滿清的重蹈覆轍

當然,後來的大清朝也沒有好多少。尤其是到了清晚期,官僚體系的腐敗與明朝同出一轍。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沒有推翻清朝統治,但也動搖了其統治根基。而慈禧的出現,以及一系列晚清名臣,又為大清續了幾十年命。

清朝內部掀起的第一次自救運動是“洋務運動”。以一批能臣為執行者,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等。洋務運動是“學表不學裡

”,核心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認為大清弱在奇淫技巧,核心儒學思想完美運轉了兩千年,怎麼能有錯呢?所以開工廠,造洋槍,買戰艦,三十多年下來,大清表面功夫上去了,“同治中興”來了。只可惜甲午年間黃海上一場戰役大清輸得悽慘,洋務運動的“強國夢”也驚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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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是戊戌變法,是進一步改良運動,在只學表面功夫的基礎上,試圖廢科舉、興辦新學,同時涉及服飾禮儀甚至政治改革。但任何改革總要侵犯一些人的利益,而變法操持者光緒帝、康有為等,行政能力弱,政治水平差,也未能壓倒保守派,最終持續103天便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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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雖然嚷著君主立憲,但大清民心已失,武昌一聲槍響,整個大清帝國便搖搖欲墜。此時也輪到我們的投機者袁世凱上場了!

辛亥革命那點事

辛亥革命追根溯源,它並不是一次有著普遍群眾基礎的革命,它是脫離了勞動生產的人(封建時代稱士族,後來稱資產階級)試圖救國復興的嘗試。在武昌首義前,中山先生已組織過許多次起義,而這些起義也並未翻起太大的風浪,更沒有得到百姓雲集影從的擁護。從本質上,中山先生的起義是革命,有明確的政治目標,而不是基於生存危機的武裝暴動。對於百姓而言,“振興中華”的理想遠不如“均貧富”有效。所以在缺乏思想啟蒙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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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山先生的起義在新資產階級裡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望。當武昌起義在偶然間發生的時候,南方的革命理念便瞬間成燎原之勢,大清中央政府再也無力掌控。即使在大清內部,也同樣意識到了帝制的末日,所以才有袁世凱借共和之名逼清帝退位!

從共和領袖到“民賊獨夫”

辛亥革命是難得的一次不流血革命,但卻也註定了其不徹底性。一方面,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並無深刻的政治理想。而南方的各省督撫,同樣各自心懷鬼胎。經歷了資本主義改造和啟蒙運動的英法各國都難以避免流血革命,腐朽的舊中國則更不可能。

但如果進行歷史假設,袁世凱是民國時期最有可能帶領中國走出困境的人,而他死之後,革命便只有武力一途。

袁世凱是不是一開始就懷著稱帝的心思?個人以為此處有個大大的疑問。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發,袁世凱則是在1915年稱帝。要探討袁世凱從擁護共和到推翻共和,實際上要研究這四年裡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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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最終被迫走向帝制復辟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革命黨的掣肘過多。原本臨時大總統權力的設定非常大,屬於總統制。但南方革命黨為了約束袁世凱,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設總理),並要求袁南下就職,這是革命黨首先犯下的錯誤。而後宋教仁改組國民黨,雖然完全是按照現代民主體制那一套行事,卻也屬於用“自己擅長的手段玩遊戲”,忽略了北洋勢力的平衡。袁手握重兵,卻眼見要被議會架空,自然無法再容忍。所以南北的政治勢力最終以宋教仁的被刺而基本分裂,袁世凱也漸漸走向恢復帝制的老路上。

政治體制並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在當時的中國,並無美國式共和體制的基礎,所謂三權分立,只能是空中樓閣。中國沿襲了兩千年的帝制,底層架構完全是依據帝制所設立。基層宗法制度依然強大,對投票一事完全沒有理念,所以整個“三權分立”的設想缺乏普遍的群眾基礎,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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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革命黨缺乏對現實環境的基本認識,導致拿來主義的共和制度水土不服,終究惹怒了袁世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若革命黨能全力配合,袁世凱仍是當時唯一有極小的可能完成共和的人物。逼清帝退位之後,袁世凱的威望如日中天,北洋軍則是他建立政府權威的基礎。除他以外,孫中山有威望卻無兵權,其他軍閥有兵權卻無威望。只可惜一切努力隨著袁復辟而東流,憲法只成一紙空文。

後人哀之

國家與國家之間最遠的距離是價值觀的距離,民族與民族最大的差別是思想的差別。袁世凱沒有那麼龐大的胸襟容忍革命黨的掣肘,革命黨也對袁世凱沒有那麼堅定的信任,而中國曆來沒有政治妥協的傳統,最終也只能付諸武力。在1914年至1918年間,中國有短暫的發展經濟的機會。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而各種戰略物資的需求量猛增。歐洲戰場之外的美國、日本、中國,都是受益者。若是革命黨能與袁世凱通力合作,袁世凱能心懷共和,求“

萬世名”,雖不說能一蹴而就振興中華,但也有機會築成共和之基,完成共和的思想啟蒙。護國運動、護髮運動之後,連中山先生也心灰意冷,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徹底斷送了共和之路。

袁世凱是從舊制度裡走出來的強權人物,指望他走出傳統權鬥和獨裁的牢籠無疑是痴心妄想。歷史沒有假設,只是叫人喟嘆。思想啟蒙並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任務,而革命也從來沒有溫和一說。即使是信奉“非暴力不合作”的聖雄甘地,也同樣付出了血的代價。人類何曾真正有過文明?有的只是成王敗寇。何曾有過智慧?有的只是“利令智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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