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至19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涉及14省98县104个“零疫情村”劳动力流动情况的调查（不包括湖北省）。调查显示，复工复产存在重重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西部农民工被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封冻”，导致部分企业因无工可用而无法复产。
这段时间以来，中央和各省市都陆续出台了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一些直接阻碍农民工流动的防控措施，如封村堵路、强制隔离14天、企业复工申请手续繁琐等正在调整。
在我们看来，政策效应逐渐显现，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环节还未打通。其中的关键是，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态势还未形成。
动力和阻力
客观而言，企业的复产动力要比农民工复工的动力强。受资金周转压力和资产损耗的影响，以及一些进出口企业的违约风险，企业对复产有极强的动力。
因此，只要是政策允许，大多数企业都在积极复产。比如，有些企业为了尽快复产，在政府的协助下开通了直通大巴，并为复工农民工提供了不少便利。
当前，国家政策也在助推企业复产。比如，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为积极扩大农民工就业，决定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新上一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项目，重大工程建设、以工代赈项目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
相信，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下，企业复产的动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然而，除了规模以上企业和重点行业企业，大多数企业并无条件为农民工返城提供良好条件。
从农民工流动意愿的主体视角分析，即便政策上畅通了各种障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总体上还不强。农民工家庭一般都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庭，对经济社会风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以这次疫情为例，它刚好发生在春节返乡期间，对农民工而言，过去的一段防控期本身就属于休整期。哪怕是延误一个月务工，农民工虽然因此亏损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生活成本其实是相对下降的。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风险和不方便因素仍然存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工还是愿意延迟外出务工。
比如，不少地方虽然调低了应急响应等级，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对疫情防控宣传并未放松，也还在不断强调外出的感染风险。
同时，城市复工还有各种不确定性，如临时务工人员，可能面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在城市租房居住的务工人员，可能面临租不到房子的困境。
凡此种种，都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的关键还是在于为其消除疑虑，增加信心。
如何增强信心？
首先，各个城市需要进一步调整政策，为农民工复工创造条件。
事实上，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要求并不高，在城市要有地方住，有工作做，那就够了。但是，很多城市，恰恰是这两个方面做得不到位。
比方说，不少省份都出台了政策，返岗员工无需提供健康证明，除来自重疫区的务工人员，在进行健康监测后一律取消隔离要求。
但是，几乎所有城市都还在强化疫情防控的属地责任。并且，疫情越是平静，责任机制越是在强化。
比如，很多城市都规定，只要小区里再新增一例感染者，社区书记就地免职。
结果是很多城市社区为了减少风险，要么需要提供健康证明，要么提供了健康证明也进不去，与此同时，农民工尤其是散工提供健康证明难度较大。此事虽小，却给农民工传递了
暂时还不适合复工的信息。其次，需要进一步营造复工复产的社会氛围，让城市接纳农民工。
当前，一些城市社会仍未对疫情脱敏，未能树立正确的科学防疫思维。客观上，很多城市形成了较强的排斥外来人口的社会氛围。
比如，很多过年未回乡一直滞留在务工地的湖北籍农民工，春节后不仅无法复工，且没有住处，只能在街头流浪。
还有一些企业的土政策规定，不仅是湖北籍农民工，哪怕是要经过湖北的农民工，也暂时不接纳复工。
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应该正确审视的事情。
再次，要给农民工传递强大的信心。
尽管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长远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乃至于，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产业刺激，相当一段时间会更加有利于农民工外出务工。
比如，加大稳岗和就业补助，一批带动就业能力比较强的项目将上马，对农民工外出务工都是利好消息。这些信息，不仅要让企业知道，更应让农民工知晓。
最后，要为农民工顺利外出创造良好条件。
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放开防控。恰恰相反，要将疫情防控常态化，做到边流动、边防控。
其核心是，农民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倡导的良好的生活方式，需要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继续保持。比如，各种公共交通工具虽然畅通了，但需要同时做好必要的防控措施。
尤其是各个城市，不能简单以防控思维来对待农民工，而是要以新市民的角度来服务好农民工，这样才能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流动与联动
总之，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需要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做好有机联动。
对于劳动力输出地，地方政府要尽快将政策重心调整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不仅要助力本地企业复工复产，更要结合自身实际，为农民工外出创造条件，搞好服务。
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地方政府不仅要着眼于为企业做好服务，更要着眼于新市民，为农民工顺利返城做好准备。
文字/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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