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重大社会灾难面前，诗歌不能缺席。此话固然不错，但是灾难面前，不需要诗歌出场走秀。真正的灾难诗应该怎样写，尤其发表在诗歌大刊的灾难诗如何讲求高质量，这里摘录两个诗人的有关论述，供大家参考。
诗人田原曾针对大量的地震诗写过一篇《诗歌与灾难》论文。现节录如下：
这场灾难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曾经想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一首长诗来记录我内心的悲痛和无奈。但我最终幷没有轻率地去动笔，原因之一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悲伤，去默祷，去思考，去沉淀。也对这种应景之作的浅薄之举的必要性抱有怀疑。在此，我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阿多诺（Adorno，1903-1969）的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为一名诗人，我虽然无法完全赞同这句话，但我更愿意把它的真意理解为：第一，是对那些借着灾难带有写作投机心理和功利心的、那种陈词滥调的叫喊者的巨大讽刺；第二可诠释为：空洞、矫情、虚僞、粗制滥造的宣泄和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可言的所谓诗歌写作就是一种“野蛮”行爲。这种写作，对于罹难者、避难者以及幸存者，既没有必要，对诗歌本身也毫无意义。
那么，在灾难面前，诗人应该做些什麽呢？我觉得短暂的沉默和悲伤（包括同情和愤慨）首先是必要的，之后才是思考和等待与缪斯的不期而遇。暂时的沉默只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跟能力无关。诗人只有找到自己与衆不同的凝视世界的角度，幷且邂逅只属于自己的修辞后，才能进入最佳写作状态。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更客观的巨视之眼，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诗歌中抵达问题的核心，幷表现出文学的本质。我总认为，诗歌创作中的新发现既是一首诗歌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首诗成败的关键。无论你在一首诗外在的形式上玩的花样有多麽多样和巧妙，这些对诗歌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作为语言和时间的艺术，诗歌更需要内在的力度支撑，它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汰，否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化为乌有。
四川大地震时，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一首短诗我相信至今仍有不少读者还对它记忆犹新。这首短诗最初是我们俩应约爲NHK主办的《电视中国语》（2008年8月号）杂志写下的，全诗只有五行：
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
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
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
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
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谷川俊太郎《蚂蚁与蝴蝶》
诗人在这首短短的五行中使用了沉默这一修辞，某种意义上，沉默也是谷川俊太郎诗歌创作自始至终表现和揭示的一个主题。他似乎在做着一种努力——攫取沉默和发现沉默的真实。他的不少代表作，都能让读者感受一种沉默的力量。基于此，一首诗中是否具有沉默的力量也应成爲对它进行评价的一个关键条件。这首短诗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的《诗歌月刊》发表后，随即被各种杂志和无数的个人博客转载，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NHK还在诗歌节目中朗诵了它。我觉得这首仅有五行的短诗的文学容量，要远远胜于那些繁缛冗长的一首长诗甚至一本拙劣诗集的容量。
对于诗歌，突如其来的灾难也许会成为缪斯的母胎——灵感之源，而诗歌对于灾难却是无用的。起码在停电停水缺食少衣和成千上万遇难者的尸体无处安置的状况下，诗歌甚至没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面包甚至一口简易的棺材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当我们看到一群处于垂危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亟待救援的灾民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和我们的视野时，如果不在内心里为他们的平安默祷，还要进行某种类似为写诗而写诗的功利性举动的话，那可真是“野蛮”之举。
诗人朵渔谈地震诗写作：
“我看了一些网友写的诗，从现代诗的形式、技艺上评判并不算好诗，但是他们用文字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朵渔认为，大部分网友的地震诗只是一种情感的记录，“一首真正的好诗还是需要艺术性的”。但朵渔认为，专业诗人面对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写诗，如果抱着一种非要成功的心态去创作而创作，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也肯定会很差劲。
“灾难是现实，诗歌是一种心灵上的虚构，如何让二者对接，非常难。”朵渔说，汶川地震后兴起的网络草根诗歌热过后，真正留传的诗歌并不多，因为真正的好诗不是新闻，不能煽情，但必须有力量。
“面对灾难，让诗人立即写出好诗，是一种奢望。”朵渔认为，犹太诗人保罗·策兰是对人类灾难最成功写作的诗人之一，他的《死亡赋格》成为经典，不是因为他直接面对灾难写作，而是当“奥斯维辛”的记忆深化成他个体精神的伤痕后，才慢慢酝酿出这样的名作。朵渔说，当类似的地震灾难慢慢在诗人的个体记忆、精神底蕴里发酵时，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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