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出生在林东，可从懂事起就生活在林东。林东不大却很有名，都得益于城南有座废弃的老古城——辽上京遗址。
小时候，我常和小伙伴儿们去老古城玩耍。平缓的草地上，一大圈隆起的土岗蜿蜒起伏，北口疑似城门的断裂处，土砖夯制的痕迹历历在目。土城南侧一条细沙河水缓缓流过，人称“沙里河”。古城南侧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无头石雕，裙罗飘带清晰可辨；古城北侧则是突起的一座土丘，顶端立有一块“临潢府”标志碑。偌大的一个空旷所在，夏天绿草茵茵，牛羊可见；冬季寒风扫过，一片苍茫。除南北一条马路穿城而过直通远处的天山外，目之所及见不到一处房瓦屋舍，唯有城北口一块署名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赫然矗立。这让我对这座光秃秃的老古城不仅肃然起敬，而且愈加好奇。
这座古城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就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周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说是辽代的，古城就是当年辽国的首都，里面曾住过萧太后、萧天佐等历史小说里的风云人物，地下埋的全是金银财宝；有说古城是被一场战火焚毁，文物古迹化为灰烬，其历史脉络早已无从可考。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介绍，人们虽然就生活在古城脚下，每日朝夕相处，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晴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林东一小请来一位文化馆王老师作报告，专门讲解老古城的由来。记得这位王老师高高的个子，四十多岁，戴一副近视眼镜。那天师生们早早坐满了大礼堂。王老师登上讲台，先伸手摘掉蓝布帽子向大家行了个礼，然后坐下来询问同学们都有谁去过老古城，台下全都举起了小手。王老师咧嘴笑笑说：“很好，很好！那么同学们可知道这个老古城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吗？”同学们纷纷摇头。
巴林左旗文化馆
“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老古城的由来！”王老师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便向大家讲了起来。从北宋时期中国北方的历史版图到契丹民族的兴起，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部落建立大辽到最后辽为金所灭，王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个小时，听得同学们如醉如痴。王老师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的风趣讲解，给与会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晴
从那以后，每当我再在街上遇王老师骑车经过，都会停下来向他行注目礼。王老师依然戴那顶蓝布帽子，而且帽檐压得很低，两只眼镜片几乎遮住了上半个脸，两个嘴角略往后咧着，似笑非笑，眉头紧蹙，又像在思考问题。我没想到小小的林东，竟有如此专业的古城研究者！后来一打听王老师叫王晴，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名字清丽，常被人误为“王清”。
1968年王晴与同事在文化馆门前
上中学后，王晴的二女儿王飞叶和我成了同班同学。飞叶也像她爸爸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人高腿也长，奔跑飞快，不但打球，而且是我们年级的短跑冠军。飞叶者，飞起来的绿叶也，名字起得名副其实。
因为和飞叶成了同学，我才知道他们家是回民，她爸爸王晴老先生生于1925年，比我爸爸还大4岁。1936年老先生11岁的时候随父母从河北省平泉县太平庄迁来林东，并在林东的启文小学毕业。1953年老先生开始到新华书店工作，由于他醉心于当地的史志研究，1964年被抽调到政府去编纂地方志，从此便开始了他对辽史和契丹文化的研究。
王晴与文化馆同事在林东街合影。
一次飞叶带我们几个同学到他们家串门，正好遇到她爸爸在家。能见到我从小学就敬佩的老先生，心里感到非常荣幸。老先生那时候刚五十岁出头，双腿盘坐在炕上，身前是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书籍和材料。看我们来了，他微笑着让我们坐。寒暄几句后很自然地就聊到了老古城。老先生告诉我，说契丹历史文化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太少，我们这座老古城虽然赫赫有名，但由于条件不具备，现在还不能发掘，而流散的文物征集起来又非常不容易。
王晴
他说，大概是1967年，一次他到古城南边的大辛庄走访，在老乡家见一喂猪的石槽子很特别，他就翻过来看，发现竟是块古代的石碑改制的。他询问老乡石碑是从哪弄来的。老乡说在古城边上捡来的，而且他家里还有两块正在压酸菜缸。老先生赶紧找来查看，发现上面果然刻有字迹。于是他二话不说，忙向老乡要了石头拿回去研究，原来上面的字迹竟是残存的契丹大字。这两块石头可成了文化馆的宝贝，后来还被政府有关部门专门拿到日本参加契丹文物展，为契丹文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3年王晴与刘德高在召庙前
老先生说，1977年他还在辽上京征集到一枚出土的银币，经过仔细考证他认为是契丹大字“天朝万岁”，经过专家鉴定，此项考证获得了一致认可，并在之后的辽代钱币学术研究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生说，现在文化馆里收藏的那些“砖头瓦块”可都是研究老古城的宝贝，是他和同事们几十年不间断搜集到的。他在沙里河负责修建古城保护工程那段，由于他经常到古城附近的大辛庄、小辛庄和“八一”大队给老乡们宣传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大家都对他很熟，有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喊他“王眼镜”。很多人还拿着瓷盘瓷碗主动找他看文物，看中了他就当场买下来。说是买，其实也就是给人一双鞋或一个茶缸之类。这其中就有后来确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搁现在放到文物市场说价值连城也差不多。说到这儿，老先生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声还没结束便又转换成了阵阵咳嗽。
1973年王晴与苏赫在召庙，前排右一为苏赫，右二为王晴。
六七十年代是王晴先生历史研究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他与北京、辽宁、内蒙古的文物专家通信不断，特别与北大的侯仁之教授以及徐光翼、刘观民、苏赫、刘凤翥等专家学者多有通信往来和切磋交流，不但考证出了契丹银币上的大字“天朝万岁”，还整理撰写了《契丹史稿》笔记、《巴林左旗出土的几方官印》、《辽上京出土的契丹银币释文》、《辽上京遗址及出土文物记述》、《辽上京河流湖泊今地考》、《淶流河非辽上京河道辨析》、《契丹大字索引》、《契丹大字初探》等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汇集整理出6册本《乡土史地资料》和30余万字的《中国民族史稿》等。
非常遗憾的是，正当王先生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正准备在学术研究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因肺心病突发，于1984年3月23日溘然病逝，年仅59岁。
1975年王晴与契丹文字专家刘风翥
我一直以为学识渊博的王老先生一定是旧社会哪所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老大学生，内心深处一直把他当作林东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看待。最近和子承父业的老先生的长子未想兄联系才得知，老先生只是小学毕业，这让我大为惊讶。
未想兄说，他父亲学历并不高，但是他从小就爱学习、肯钻研，而且天分极高，很多东西他无师自通一学就会。从小老先生就对历史地理感兴趣，钻研起来废寝忘食，特别刻苦。过去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老先生又长年患有肺病，收集资料做考证研究他吃了不少辛苦，老父亲很多感人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他说，父亲突然病故，让很多亲朋好友十分惋惜，当地的党政领导还在回民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老先生三十多年如一日钻研整理契丹历史文化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这让他们一家感到十分欣慰。现在辽上京历史文化研究在政府的大力推导下已经成为林东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亮点，每年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成千上万，这些如九泉之下的父亲有知，一定非常欣慰。
1975年王晴全家在院里
2007年，我回林东参加同学聚会，在新的政府广场对面赫然矗立着一座宏伟漂亮的“辽上京博物馆”。我走进去一楼二楼地逐个参观，各种展板丰富多彩，各种文物琳琅满目，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王晴老先生。没有他那辈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打下的研究基础，林东的辽文化和契丹史研究怎会达到如今的水平和影响？
王晴
2018年我再次回林东参加同学聚会，在新城区中心广场又矗立起一座新的造型更加宏伟独特的“辽上京博物馆”。清晨，我和几个从外地回来的同学相约健步登上儿时经常在上面玩耍的古城，放眼望去，一束灿烂的阳光照射在蜿蜒起伏的古城墙头，40年光阴瞬间即过，仿佛弹指一挥间。
斗转星移，如今的林东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可古城没有变，辽上京遗址没有变，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敬候着一代又一代对它情有独钟的研究者和守护者！
照片由王未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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