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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唐王朝歷經三代帝王花費八年時間才宣告平定。但是由此引發的藩鎮割據一直困擾中晚唐的政局，甚至也深深影響了此後五代十國的亂世以及北宋高度抑制武官的政治體制。為什麼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沒有徹底解決藩鎮問題，為什麼中晚唐多位皇帝認識到“藩鎮割據”的危害卻無力根治呢？
安史之亂是一場妥協的勝利
安史之亂由安祿山在公元755年發動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時期宣告平定，歷時八年，期間唐王朝有過多次提前結束叛亂的機會，但是都被唐玄宗和唐肅宗父子錯失，導致最終唐王朝耗盡國力，無法取得完勝，最終唐代宗只能用“妥協”的勝利方式來結束這場叛亂。
公元761年，安史叛軍的第三任領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弒殺。這一事件標誌著安史之亂開始走向終結，此前唐王朝與安史叛軍之間在戰場上還互有勝負，甚至安史叛軍還氣勢更盛。但是史朝義弒父自立後，安史叛軍內部開始離心離德，逐步走向衰亡。
公元762年10月，唐軍收復洛陽，史朝義狼狽逃往老巢范陽。而此時安史叛軍中的大將開始紛紛投降唐朝政府，安史之亂在這些將領的叛亂中以極快的速度結束。公元763年春，田承嗣投降開始，李懷仙、李寶臣、薛嵩等人相繼投降，眾叛親離的史朝義自殺身亡。收復洛陽後不到半年，安史之亂宣告平定。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安史之亂是在安史叛軍實力尚存卻紛紛投降的情況下得以平定的。唐王朝對安史叛軍沒有進行過摧毀性的打擊。被安史之亂拖得精疲力竭的唐王朝不斷的接受安史叛軍的投降，正如《劍橋中國隋唐史》中總結，安史之亂的結束是一場妥協的勝利。某種意義上來說，安史之亂的平定是消滅了叛亂的首領，沒有消滅叛亂的根基或者沒有消滅叛軍的主體。
叛亂是在沒有任何最後的和決定性的勝利的情況下結束的，這種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權力結構方面。朝廷不但願意赦罪和保證安全，而且確保叛亂將領的權力和官階，其原因有二：它幾乎不惜一切代價地急於結束敵對行動；它預料一旦和平和現狀得以確立，就能夠控制以前的叛亂將領。但在這時這種政策的實施結果就不如預料的那樣。河北——中國人口最多和最富饒的道之一——這時一分為四，並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為節度使的前叛亂將領手中。政府與其說是鎮壓叛亂，倒不如說通過妥協的解決辦法來結束叛亂。在河北，妥協的代價證明是昂貴的。《劍橋中國隋唐史》
妥協勝利的高昂代價
安史之亂以這種妥協的方式平定，很快就被事實證明有著極其高昂的代價。“河北三鎮”猶如獨立王國，只是在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參與平叛的主力軍隊都彷彿從這次叛亂中得到啟發，漸漸也有尾大不掉之勢。而連續錯失機會的唐王朝卻極度虛落，沒有皇帝直屬的常備中央軍，或者沒有皇帝直屬的有戰鬥力的軍隊。因而只能無奈的採用這種妥協的方式來結束叛亂。
妥協使得唐王朝權威下降：唐王朝作為中央政府對全國尤其各軍鎮的統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安史之亂中只有發動叛亂的領袖被懲處，作為叛軍骨幹的田承疇、李懷仙等人卻不僅免於處罰，而且保留的軍權和官階，更可笑的是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地盤，搖身一變紛紛出任一方節度。這些叛軍骨幹極其部下的結局讓唐王朝的中央權威急劇下降，掌握軍隊的驕兵悍將已經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他們只是名義上服從而已。
“河北三鎮”帶來極壞示範作用：河北三鎮是安史叛軍的三位降將受封的三個軍鎮，他們分別是魏博節度使田承疇；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原名張忠志）。這三人控制著當時唐王朝最富庶的河北地區，也就是安史叛軍的老巢。作為降將他們名義上歸順朝廷，實際上並不服從中央，自己署置將吏官員，各握強兵數萬，租賦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他們成為後來困擾唐王朝的“藩鎮割據”的最主要代表，後來的唐朝皇帝試圖解決藩鎮割據問題大都針對“河北三鎮”。
由於唐朝政府的權威下降，加上“河北三鎮”的負面影響。中晚唐時期唐朝主要軍事支柱各地軍鎮都有了這種“離心傾向”。這裡倒不是說所有軍鎮都不服從中央，但是這些掌握軍隊的藩鎮與唐朝政府之間的關係的確變的非常微妙。唐朝政府不信任帶兵的武將，而這些驕兵悍將也反過來經常與唐朝政府搞點“摩擦”。安史之亂中為平叛立下大功的僕固懷恩的叛亂，李光弼的避禍不朝，以及德宗時期的“涇源兵變”等等都是這種離心傾向帶來的惡果。
唐朝政府與“藩鎮”的鬥爭
自唐代宗之後，唐朝政府也不止一次著手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雖然也有一些時期取的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唐憲宗時期連最桀驁不馴的河北三鎮都歸降中央，接受唐朝政府的人事安排。但是這樣的情況僅僅是中晚唐為數不多的幾個時期，大體上這些藩鎮都是利益不受損害時接受中央管理，一旦觸犯切身利益就斷然翻臉。特別是“河北三鎮”在憲宗死後很快又恢復到“獨立王國”的狀態。
唐代宗之子唐德宗是中晚唐第一個開始向藩鎮發起挑戰的皇帝。但是很快他就被自己派往鎮壓藩鎮的軍隊反叛，釀成“涇源兵變”。此後唐德宗一改對藩鎮的強硬態度，恢復到姑息狀態。
唐德宗之後的唐順宗在位時間很短，之後繼位的唐憲宗是中晚唐對藩鎮問題解決的最好的皇帝。他上臺後先後平定了四川節使度劉闢、鎮海節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三鎮，消滅了淮西節度使吳元濟、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並且使藩鎮相繼降服。
唐憲宗在位後期寵信宦官，使本已存在的宦官專權現象在之後急劇惡化。他死後繼位的唐穆宗貪圖玩樂，使唐憲宗在削弱藩鎮割據問題上取得的成果重新喪失。後來的唐敬宗和唐穆宗一個德行，藩鎮割據問題沒有好轉，宦官專權倒是日趨嚴重。
此後繼位的唐文宗試圖振作革新，結果因為甘露事變直接成為宦官的傀儡。所幸之後的唐武宗和唐宣宗重新振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和藩鎮的力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別是乘吐蕃和回鶻的衰落，收復了部分因安史之亂失去的國土。
唐宣宗之後的唐朝皇帝大都昏庸無能，唐王朝也在這幾位皇帝手中徹底走向衰亡。最終被藩鎮割據的另一個版本，即黃巢起義的降將和鎮壓黃巢起義崛起的新藩鎮軍閥朱溫等人徹底摧毀。
綜上，唐朝政府不是沒有為解決藩鎮割據問題進行過努力，但是都因為宦官、黨爭等等因素掣肘，導致功虧一簣，最終被新的藩鎮軍閥推翻。某種意義上來說，唐王朝是無兵、無錢、無力根治這些頑疾。
中晚唐的三大頑疾使唐王朝無力迴天
“藩鎮、宦官、黨爭”是困擾中晚唐的三大頑疾。藩鎮的危害並非沒有人認識到，中晚唐有多位皇帝都立志要解決這個痼疾。但是安史之亂後的其他兩個問題開始出現並嚴重影響了唐朝政府的正常運轉。使得唐朝始終無法全力解決“藩鎮割據”這一問題。
宦官專權：這是中晚唐困擾唐王朝的另一大頑疾，甚至在後來的危害性遠遠大於藩鎮割據。但是這一問題的抬頭實質上也是由於安史之亂以及由此引發的藩鎮割據。在安史之亂中，唐肅宗靈武即位，組建新政府平定叛亂。他身邊的宦官李輔國出力甚多，因此也在肅宗時期權勢驚人，到了唐代宗時期甚至讓身為皇帝的唐代宗都不得不叫他尚父。此後另一位宦官魚朝恩更是控制了西北強軍神策軍，並使這支軍隊成為了唐朝皇帝的禁衛軍，從此皇帝身邊的宦官徹底掌握了這支禁衛軍的軍權。宦官通過掌握軍權，在後來甚至可以廢殺皇帝，中晚唐很多時期都是宦官掌握唐朝中央政府的權力。
“黨爭”：雖然唐朝的黨爭最著名的是持續40年左右的“牛李黨爭”。但是由此帶來的唐朝政府內官員的互相攻訐，結黨鬥爭，給唐朝政府的統治帶來極壞的影響。到了後期這些黨爭又依附與宦官，百官平日按宦官的政令推行政務，又依附不同宦官相互攻擊奪權，導致後期唐王朝的政局日益混亂腐敗。
伴隨著藩鎮割據問題的產生，宦官專權和黨爭兩個問題也開始困擾唐朝政府，這使得唐朝政府內外交困，對外沒有強兵遏制藩鎮，對內宦官專權和黨爭又使得政局混亂，唐王朝即使有心解決藩鎮割據，也陷入有心無力的困難境地。
圍爐品茗人
“安史之亂”是中華民族的浩劫，唐王朝歷經三代帝王，花費了長達八年時間才“宣告平定”，注意我用“平定”，沒有說勝利；而隨後“藩鎮割據”災難又接踵而來，一直伴隨著中、晚唐政權的一百多年。
為什麼唐王朝沒有治理各地的“藩鎮割據”呢？
安史之亂由公元755年唐玄宗時期開始，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時期宣告平定，延續八年，期間李唐王室有多次完勝的機會，但是由於唐中央政策失誤而延期，直打得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國力凋敝，萬般無奈，唐代宗才以“讓步的勝利”方式，結束平叛！
安史之亂結束時，叛軍實力沒得到剿滅，只是有條件地暫時“投降”，沒受到摧毀性的打擊，各路軍閥都迫於形式“貌恭而心不服”，平叛“勝利”之日已經為“藩鎮割據”埋下了伏筆。
這種近乎荒唐的、“妥協”的方式平定，留下了巨大後患，河朔范陽、成德、魏博三鎮只是在名義上服從中央，實際上早形成了“獨立王國”，而各路參與平叛，並有成效的軍隊也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由於唐王朝此時財政睏乏，中央無精銳武裝力量，縱使地方軍閥暗中與中央政府“掰手腕”，唐中央只能假裝包容。
由於安史之亂的教訓，李唐王室不再信任邊疆帶兵的武將，而這些自恃平叛有功的將領，也經常給唐朝政府增加點“麻煩”，怪現象紛至沓來：平叛立下大功的僕固懷恩突然發生叛亂，能征慣戰的李光弼為避禍不上朝廷議事，以及後來的“涇源兵變”等等都說明唐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對各個軍閥的掌控！
其實，李唐王室曾經著重解決過“藩鎮割據”問題，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見過成效，唐憲宗時，不可一世的“河北三鎮”的驕兵悍將都曾歸降過唐中央，但這樣的現象在整個中晚唐時期屬於曇花一現，而且一旦藩鎮利益受損害，各軍閥就決然翻臉。
雪上加霜的是，伴隨著藩鎮割據的，還有宦官專權和黨爭的出現，這三大痼疾嚴重削弱了唐中央的權力，所以，一直到唐朝滅亡，唐中央政府都沒有辦法徹底解決“藩鎮割據”問題。
希望星晨58298869
安史之亂是公元755年12月開始，至公元763年2月結束，歷時八年，結束時，唐玄宗、唐肅宗已經去世，唐代宗即位，歷經三位皇帝才平息這場叛亂。
安史之亂平息了，卻並未完全解決問題。叛將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是投降的，並不是軍事剿滅的，仍握有軍隊。唐代宗為安撫他們，任命他們為范陽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合稱河北三鎮。這三個藩鎮地盤相連，彼此呼應。奉詔但不上繳賦稅。
安史之亂打了八年，北方大部分地區淪為戰場，百姓流離失所，國家稅收減少。戰爭打的是錢糧，物資器械、兵餉都耗費巨大。唐代宗時雖想武力剿滅河北三鎮，但還需幾年才能達到目的，而財政首先支持不住了。
安史之亂勝利了，平定叛亂的將領需要獎勵，吐蕃、回紇需要防禦，河北三鎮需要駐軍監視。剛打完仗的唐政府支付不起這龐大的開支，只能增設藩鎮節度使，自行徵收支配財稅。
藩鎮數量增多了，相對應的唐中央政府的稅收就減少了，力量削弱了。唐政府和皇室的威信進一步受到打擊，宦官掌握禁軍，參與把持朝政，廢立皇帝，更是讓世人看到皇室的虛弱。
唐德宗時廢租庸調製，改行“兩稅法”，政府財政收入大大增加，開始實行削藩。到唐憲宗時，進一步武力削藩，成效顯著，藩鎮相繼降服，歸順朝廷。
唐穆宗時覺得藩鎮已經平底，為了減輕財政壓力，開始削減軍隊。武力威脅減弱的河北三鎮再次叛亂，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唐穆宗之後的皇帝多為宦官廢立，無暇顧及地方，到黃巢起義之後，藩鎮割據徹底形成，唐政府再無力、無錢去解決了。
削藩靠的是刀把子，刀把子是否鋒利，看的是錢袋子是否充裕。缺錢導致削藩時斷時續，皇權威信在安史之亂後一再被人踩在腳下，藩鎮漸漸的都不向中央上繳賦稅，唐政府越來越沒錢，更無力削藩。
寒星針
原因很簡單，剿滅安史叛亂的主要力量也是藩鎮！
自唐玄宗設置節度使制度以來，就註定會出現地方相較於中央的局面。先有安史之亂的爆發，後有困擾唐朝中後期一百五十餘年的藩鎮割據問題。
簡而言之，這就是一場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最終中央被地方給幹趴下了！類似的矛盾可以說貫穿於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大部分情況下，中央權力還是能壓制住地方勢力的。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西周滅亡，東周建立之初，周天子的權威不斷受到諸侯的挑戰；西漢初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爆發；東漢末年，為了平定黃巾起義，地方刺史和宗室趁機崛起，從而才有了後來的三國時代。
安史之亂後的唐王朝也是如此的局面！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相同的規律出來，那就是中央的實力都受到嚴重的削弱，失去了往日的權威，地方的實力反而迅速崛起，具有了和中央叫板的實力。東周如此，東漢如此，盛唐的極盛而衰也是如此！
我們知道唐玄宗初期的“開元之治”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發展的巔峰時期，但是盛世之下卻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當時於外部勢力而言，沒有哪一個勢力能夠威脅到大唐的安全，即使有也被大唐打趴下了或者暫時臣服於大唐。當時唐朝有60萬左右的常備軍力量，但是大部分的精銳兵力卻都在邊關前線繼續為大唐開疆拓土。中央的禁軍力量相比於邊軍力量非常有限，力量非常不平衡，可以說是外強中乾！這就給一些野心家以機會，安祿山和史思明正是這樣的野心家，他們在盛唐繁華之下給了大唐致命的一擊。養尊處優的中央軍完全不是身經百戰，刀口舔血的邊軍的對手，叛軍節節勝利，唐軍節節敗退，兩京失陷，皇帝外逃，唐王朝從此威嚴掃地。
即使後來歷經八年的安史之亂被平定，地方勢力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這些地方勢力大多是靠平叛而趁機崛起的，無奈唐王朝中央力量薄弱，只能依靠這些地方勢力來平叛。因此，一大批地方藩鎮產生了，唐王朝百般努力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直到滅亡！
亙古懷念說史
不是不想，而是實力不允許。
1.平亂本質。剿滅安史之亂的，並非唐王朝中央力量，而是以“郭子儀、李光弼”為首的西北藩鎮集群，對決以“安祿山、史思明”為首的北方藩鎮集群的勝利（慶幸的是郭李二人是效忠唐王朝的）。
2.藩鎮起源。由於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前期三朝，對經濟（均田制）、軍事（府兵制向募兵制轉變）的改革，才有了藩鎮這個產物，為的是在減輕中央政府經濟壓力的前提下防衛邊疆，始於開元年間。
3.藩鎮分佈。
安史之亂前，大致為四大集群：西北集群，由西往東依次為，北庭節度使（新疆）、安西節度使（甘肅西北）、隴右節度使（青海）、河西節度使（甘肅東南）、朔方節度使（寧夏）；北方集群，與西北集群以黃河為界，由東往西依次為，平盧節度使（遼東）、范陽節度使（京冀）、河東節度使（山西）；西南集群，劍南節度使（以及後面的西川節度使）；南方集群，嶺南節度使（以及後面的淮南、淮西節度使）。
戰後至黃巢起義，又形成了中原集群，既擁有財力又擁有軍力，這也是為什麼五代均以汴梁為首都的原因之一，此處不做詳細闡述分析。
4.藩鎮意義：從分佈可以看出來，可以防衛邊疆，鞏衛中央，如果統治模式不變，唐王朝的藩鎮只能可減不可斷（實際確實越來越氾濫，最終導致唐亡）。
結論，雖然平了安史之亂，但唐王朝為了自己安全，確實沒辦法也沒有實力根斷。
浮六大白
藩鎮，又稱方鎮，藩嶽，本來是形容地方機構能夠保衛皇室，鎮守一方的美稱。可安史之亂自平定後，卻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而且藩鎮割據情況愈演愈烈日益嚴重。
安史之亂是唐王朝內部的爭權奪利的一場戰爭。由於叛軍推進速度過快，沒有多久攻下兩京，玄宗皇帝失去統籌全局的能力，他在逃往四川的途中下詔，准許其他節度使可以自己募兵勤王，就在這種特殊環境下，形成了藩鎮林立的格局。
平定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的藩鎮穩定在五十個左右。按地理位置來看類型不同，功能也不一樣。
- 中原藩鎮。中原藩鎮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拱衛性型藩鎮。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帶，以宣武，河東，河陽等藩鎮為代表，這些藩鎮大多由安史之亂期間臨時設置的軍鎮發展而成，主要作用是設重兵拱衛京畿。第二種藩鎮是真正的割據型藩鎮。這種藩鎮大多集中在河朔，由安史舊部組成，以河北三鎮為代表。這種藩鎮節度使不經唐朝任命，賦稅財政軍政大權都不歸唐朝節制。只有這種藩鎮是真正的割據勢力。
- 邊疆藩鎮。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邊疆，主要作用是防禦外敵吐蕃和回紇，主要代表是原來的朔方軍和後來的神策軍。
- 東南藩鎮。主要集中在浙東，浙西等地區，他們作為唐王朝的財稅之地，主要作用就是給唐王朝提供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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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三種藩鎮從武力到財力互相制約又互相依賴，而唐王朝此時又沒有一支真正的掌控全國，威懾全大唐的軍隊。自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基本只能依靠維持藩鎮平衡關係才體面的又延續一百五十年的統治，直到黃巢起義打破了這種藩鎮割據的平衡，唐朝才真正滅亡。因而我們可以看出，不是唐朝統治者不治理藩鎮，而是不敢治理。再加上唐肅宗大肆派遣宦官干涉軍務，又成一害，牛李黨爭令朝政不安，哪裡還有什麼精力去治理藩鎮，唐朝滅亡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了。
望風瑟瑟
唐朝可以平定安史之亂，但是為何沒有能力消除各地的割據武裝呢？安史之亂完全是唐王朝盛轉衰的轉折點。雖然安史之亂只有八年，但是這八年，中央政府為平定這場叛亂經歷了三代帝王。而且更令人無奈的是原本安史之亂是可以迅速平定的，但卻由於中央以及地方的不作為和中央決策層的癱瘓，而導致時間長達八年之久的戰亂。戰亂平定真的是中央政府對於叛軍的勝利嗎？其實並不是否則唐王朝在之後也不可能無法治理各地的藩鎮。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在這期間唐朝有過多次可以結束叛亂的機會，但總是因為唐玄宗和唐肅的心急，導致整個唐王朝耗盡國力。
原本唐朝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軍隊鎮壓這場叛亂。但很可惜唐朝的領導層並沒有這麼做，而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前方軍隊阻擋叛軍的進攻。甚至要求其主動出戰，又沒有必要的援助和策應，失敗是必然。不得已又請了，很多外國軍隊，作為高昂的代價，准許這些外國僱傭兵在收復地區任意搶掠財貨人口，作為報酬。對於中原地區而言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這也是為何在叛亂平定之後，唐王朝的勢力徹底衰弱。具體而言，在公元761年安史之亂的叛軍領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所殺，這也標誌著這一場叛亂快要走向終結。因為在此之前叛軍氣焰更盛於中央軍，但是在這之後叛軍內部開始離心離德。
也正是在此時唐朝的軍隊才開始真正收復失地，安史叛軍逃回自己的勢力範圍，最終在中央政府的誘降下，多名武官選擇投降，史朝義自殺身亡。我們可以看到安史之亂的平定是在叛軍沒有大傷元氣的前提下，通過將領投降的方式解決的。唐王朝在經歷了長達八年的艱苦奮戰對於消滅叛軍沒有十足把握。為了儘快結束戰爭，只能妥協。對安史叛軍沒有進行過任何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安史之亂的平定只是消滅了當時的領頭首領，還是因為叛軍的內亂，並沒有消滅任何判斷的根基和主體，使得在戰後唐王朝的重建過程當中，各地藩鎮權力過大。
因為唐王朝不惜一切代價，想要結束這場戰爭。並不想要戰爭繼續發展下去，同時大量的僱傭軍也使得中原地區生靈塗炭。而安史叛軍所掌握的河北是能聯通中原的最富庶地區，如果依然要和外國僱傭軍合作，徹底剿滅，那麼在戰後的稅收要遭到很大的影響。因此中央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准許叛將投降並且不追究任何責任。這種妥協使得中央王朝的權威下降，因為這場延續八年的全國性叛亂，所有人都免於懲罰，還保留軍權。更為了給予妥協唐朝的中央政府還保留各自叛軍的地盤，叛軍搖身一變，成為了一方節度使，手握地方軍政大權。
這些驕兵悍將完全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只是在名義上服從唐王朝的領導，將自己合法化。其中的河北三個軍鎮起到了極壞的示範作用。剛才說過唐朝為了保證戰後的稅收，在中原付出請僱傭兵的慘痛代價之後不願意是河北這塊距離地區再次被搶掠一空。因此希望儘快結束戰爭。但是這些富庶的地區最終也沒有掌握在中央政權的手中，而是分給了安史叛軍的三個降將，成為三鎮節度史。而節度使又握有地方的軍政大權。這三個叛將不僅在政治軍事上合法化，而且還掌握了最富庶的河北地區名正言順的成為地方首長。不僅可以自己訓練軍隊而且大量的稅收都被截流。
可以形成自身內循環，經濟政治等等方面都不依賴於唐朝中央政權。驕兵悍將掌握了經濟基礎優良的河北成為唐朝的最大心病。當然此後100多年唐朝也一直想要解決藩鎮割據問題，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效果。比如說在唐憲宗時期，河北三鎮都歸想中央接受中央的人事安排。但是這一時間並不長，因為這麼做的前提是中央不能夠損害對方的利益。但是一旦觸動了關切利益時，又會成為獨立王國的狀態。而河北這三個節度使也更給了唐朝各地節度榜樣紛紛與中央教版。如果單是這一個問題，唐朝還是有實力解決的，但問題就在於唐朝的中央也出了問題，宦官，官僚階層又分為牛李黨，牛黨，李黨，皇帝和宦官在中央殘酷廝殺。
導致朝內無法整肅內政，外無法鎮壓藩鎮，拖到最後唐王朝無力迴天，尤其是宦官專權到了中晚堂甚至危害比藩鎮割據還要嚴重。唐朝的宦官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巔峰，不僅掌握國家政權而且還握有軍隊。可以隨意廢立和殘殺皇帝。而黨爭更給唐王朝拖了很多後腿，持續40多年，使得唐朝的官僚階層相互攻奸死鬥。對唐王朝中後期的政治走向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甚至到最後黨爭變為依附宦官相互攻訐，還與地方割據勢力糾纏的頑疾。最終唐王朝一個問題都沒有解決。反而所有的問題都糾纏在一起，導致滅亡。
世界史圖鑑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確實是被平定了。安史之亂的起因是於地方節度使權力過大的問題。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節度使（藩鎮的統治者）權力過大的問題，可謂由來已久。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安史之亂平叛最為得力的就是各地的節度使。當時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本錢。只能依靠藩鎮的兵力。能讓唐朝回血的郭子儀當時就是節度使。在復國以後，同樣沒有能力改變節度使兵權過大尾大不掉的局面。皇帝除了依靠節度使沒有辦法維持統治。
這就是為什麼郭子儀的兒子醉《打金枝》卻還能安然無恙。節度使入朝為相已成慣例，安史之亂之後，雖然地方節度使之間實力有很大的懸殊。但是實力強悍的節度使到朝廷任宰相成為一條不成文的傳統。對於出身節度使的宰相來說，維護自己的地位不被威脅才是首要的任務，又有誰會主動去革自己的命？朝廷出兵滅掉某個節度使更多的時候是對地方控制利益之爭。即使某個宰相用武力消滅了其他勢力，其目的也是增加自己的勢力而已。
安史之亂為宦官崛起創造了條件，對於皇冠來講強大而不可撼動的皇權是可怕的。那就意味著他們只能躲在幕後變成奴才。但是方正的存在成為他們走上前臺創造了條件，畢竟反正都各懷鬼胎，只要進行利益交換，不管反正多強大，把他們控制在不威脅中央統治的範圍內就行。
皇權和相權都需要藩鎮的支持。宦官勢力太大，如果沒有翻認支持皇帝就會面臨危險，甚至喪命。唐朝中後期，在宦官干政的嚴峻情況下，多位皇帝死於非命。
當初平息叛亂時，少數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戰爭之後不得不重賞這些少數民族，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關係逐漸發展到不健康的地方，這種喧賓奪主的感覺再晚堂成了一股很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已經完全掙脫了唐王朝的控制，成為一種隱患，這樣的情況導致了民族之間矛盾。
晚唐在這種民族之間的鬥爭、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鬥爭、藩鎮與藩鎮之間的鬥爭、宦官與朝中大臣之間的鬥爭。在這種統治都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你讓皇帝怎麼去撤藩？
小賢歷史解說
在安史之亂、肅宗靈武即位之時，李泌就對國家命運作出了正確的預測：第一，叛軍猖獗不了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參與叛亂的多是異族人，而華人寥寥，這說明安史叛亂沒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軍把掠奪到的財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陽，可見叛軍根本沒有一統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為肅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裡，其精卒勁騎，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新唐書·李泌傳》)李泌的這個方略是非常正確的，他反覆告誡肅宗“無慾速”，要著眼於長久，目的是要把叛軍趕出老巢，一網打盡，不留後患。開始，這一計劃也得到肅宗的認可，但後來肅宗急功近利，堅持先收復長安，結果把叛軍趕回河北，從而形成割據局面，遺患無窮。李泌的這段談話可以和諸葛亮的“隆中對”相媲美，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兩位謀略家都沒有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李泌還寫了一篇《議復府兵制》，希望能夠恢復原有的府兵制，以便從根本上遏止軍閥割據。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以至於數十年後，杜牧在《原十六衛》中又一次提出這一問題。 作為宰輔的李泌看出唐的危機，只控制兩京，不徹底掃蕩叛亂分子，重組地方政權，大批叛亂分子存在，降入而成藩鎮，要設制新藩鎮抵禦，地方失控，尾大不掉。軍制由中央府兵制改為募兵制，中央對地方兵權控制失效。
天有餘而補不足
這個問題涉及到唐朝的軍制，真正講起來要從府兵制開始講，在這裡只能簡略說一下。
藩鎮又稱方鎮、節鎮。藩鎮的主官就是節度使。節度使是高宗永徽年間開始設立的。
節度使的設立本質上是大唐軍事戰略從以對外擴張為主向國土防衛為主轉型的產物。唐初一直對外用兵。太宗時期是唐朝對外用兵的一個高峰，唐軍相繼消滅了東突厥、吐谷渾、薛延陀，打敗了西突厥,在西域設置了安西四鎮；東北部的契丹、奚等族也相繼內附。但西突厥仍然是唐在西北部的勁敵。東部的高麗也與唐處於敵對狀態。高宗即位，繼續太宗的擴張戰略，對西突厥和高麗用兵。唐王朝疆域極其廣闊,東、南際大海,西至蔥嶺,北極大漠，幅員二萬里。面對不斷拉長的戰線，事事都由中央直接指揮難免鞭長莫及。因此，必須提高方面軍總指揮即行軍大總管的權限，授予他戰時代表朝廷全權處置軍務的特權，以免貽誤戰機就非常必要。高宗永徽年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始設節度使的。
武則天晚年和中宗神龍、景龍年間以及睿宗景雲年 間，唐王朝政治混亂，宮廷內鬥激烈，邊疆控制鬆弛。因而邊疆地區的突厥、契丹、靺鞨、奚等族不斷滋事。西北、東北邊疆形勢緊張，戰事頻繁。武周聖曆元年（公元698年），靺鞨首領大祚榮建立震國，自立為王，地方千里，編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對唐王朝東北地區形成嚴重威脅。帝國北部的突厥默啜興起，於武周聖曆元年攻陷媯、檀等州，深入河北，進陷定州、趙州。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突厥侵鳴沙，進掠原、會等州，掠牧馬萬匹。中宗景龍二年，原屬西突厥五咄陸部的突騎施首領婆葛自立為可汗，陷安西。唐不得不冊封其為十四姓可汗。唐王朝與突厥、契丹等族的戰事互有勝負,處於對峙狀態。臨時總領各路兵馬出征的節度使，只好率兵在邊疆屯戍，等待戰機。因此，睿宗景雲年間以後，在東北、西北邊地劃分出軍事防區，設置邊防重鎮，令節度使鎮守。
軍事戰略的變化，使得唐初那種“事罷輒解”的基於府兵制的臨時性的作戰編成已無法滿足後來的全面的、長期的、固定的國土防衛任務需求。故而，節度使這種具有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的制度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府兵制也走向末路，代之而起的募兵制成為節度使體制下兵役制度的主流。
玄宗執政時期是節度使發展的一個高峰，在沿邊地區先後又設置了八個節度使，連同景雲年間設立的范陽、河西兩節度使，共有十個節度使（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五府經略）。據《舊唐書 地理志》記載，玄宗天寶年間：
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這一時期京師長安宿衛的兵力有多少？六萬。不到邊境兵力的八分之一。所以一直以來，許多有識之士認為，邊境地區部署兵力大大超過京師周邊兵力，中央“居重馭輕”之勢的反轉造成了安史之亂。
在安史之亂以前，唐朝的軍事部署是這樣一個情況：全國絕大部分兵力部署在沿邊地區，少部分兵力部署在首都長安，國內其他地區的兵力部署極少。這種情況非常不正常。所以，當安祿山在河北叛亂以後，各地根本就無法組織有效的防禦，使得安祿山勢如破竹，很快就攻陷洛陽，兵臨關中。
為了平息叛亂，唐朝不斷從邊境調動部隊到內地平叛，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的部隊幾乎被調空，這樣也造成了西部邊境兵力不足，吐蕃乘機東下，佔領了河西、隴右，一直逼近到關中西部長武、隴縣一線。
安史之亂期間，全國各地又建立了多個藩鎮。安史之亂持續了近八年，最後以史朝義死亡、其他叛將宣佈投降結束。實際上唐朝並沒能把叛軍徹底消滅。為了安撫投降的安史餘部，唐代宗將李寶臣、田承嗣、李懷仙分別封為成德、魏博、盧龍節度使。這就是河朔三鎮。然而河朔三鎮名義上歸屬朝廷，實際上並不服從中央，官吏自己任命，財賦也不上交中央，招兵買馬，逐漸形成地方割據。
為了應對河朔三鎮，唐朝在中原地區設置眾多藩鎮，防止河朔三鎮的擴張和反叛，同時保護東南財賦可以來供給中央。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中》中將唐代的藩鎮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以及東南財源型藩鎮四大類別。不同藩鎮相互制約，而依靠藩鎮之間的平衡維繫著唐王朝的相對穩定。雖然各個藩鎮之間衝突不斷，但是一直沒再有安史之亂那樣大動亂髮生。
其實換一種思路看待藩鎮，就會發現藩鎮並不是想象的那樣一無是處。在安史之亂之前，唐朝的兵力配置是非常畸形的：邊境屯有重兵，內地卻非常空虛。通過安史之亂，唐朝的兵力配置更加合理了，每年朝廷從各個藩鎮抽調兵力，到西北“防秋”（防禦吐蕃入侵），既滿足了國土防衛，又維護了內部穩定。中唐時期，唐朝一直在理順與藩鎮的關係。經過德宗、憲宗幾代人的努力，藩鎮絕大部分還是非常聽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