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8 王安石变法，使国库充盈，足足用了二十年，为何司马光、苏轼强烈反对？

大侃历史

宋朝建国以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宋朝出现了“三冗”和“两积”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导致宋朝面临着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

虽然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并且其中一些举措还使得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可是，这样一个对国家有积极作用的变法举措，却遭受到了司马光和苏轼的强烈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历朝变法教训让他们对变法信心大跌。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很少有能成功的。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也怕百姓经受折腾过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司马光和苏轼一致认为，王安石改变了祖宗之法，会导致社会更加动乱不安。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祖先崇拜的国家，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和纲常伦理都是十分尊崇的。所以保守派的司马光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就比苏轼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不管王安石有什么变法举措他都上奏反对。比如王安石在推行“免疫法”的时候，司马光便疯狂上奏打骂“免疫法”的各种弊病。前一篇奏折还说“免疫法”方便富人却苦了穷人，下一篇又变成了让富人变成了穷人。还有一件事便是国防，国防一直是宋朝比较忧虑的问题，所以王安石选择了重拳整治国防。

第三便是对于朋党利益的维护。朋党之争，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员之间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当时，王安石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在变法用人的时候只考虑起用那些支持他的人。那些品行端正、能力优秀但反对他的人他一律不用。这样一来便使得朋党之争更加激烈，司马光和苏轼都有自己的朋党，出于维护自己朋党的利益的考虑，二人便选择了反对变法。

苏轼除了有以上方面得考虑，还有最重要得一点便是苏轼认为变法会伤及百姓利益。苏轼非常赞同孟子所说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但王安石在变法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在财税政策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支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这是相当于在剥夺百姓的权益。

于是苏轼批评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高扬“民本思想”。可王安石也认为自己遵循了民本思想，他承认自己确实是在维护大宋朝维护君王，但他同时也在维护老百姓。

司马光和苏轼虽说都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邓海春

宋神宗继位时，官僚、富商兼并了大量的土地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地主阶级，农民只得到少量的耕地，为了防范西夏及辽的侵扰，供养了庞大的军队，以致国库亏空，且政府又把繁重的徭役、赋税加在农民身上，所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为了扭转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改革方案 ，并重用他加以实施。

经过改革，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曾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但却遭到以司马光、范缜、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极力反对，原因如下：

一、改革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方田均税法”的实施，清丈出了大量隐瞒的土地，增加了他们的赋税。“市易法”“均输法”的实施，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控。这些法规都极大的冲突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受极力反对。

二、改革新法中的许多条款存在一定的弊端。如“青苗法”虽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但国家强制农民借贷且利息偏高 ，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募役法”虽看似亲民，也是以为政府增加税收为目的。“农田水利法”虽开垦了许多荒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这也成了官员们的业绩工程，他们没有科学的择址，只求数量的多少。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显然也遭到了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

三、王安石新法团队中缺乏贤达之士，即用人不当。新法初施，很多重臣良君因反对新法而被逐、被贬或自己辞职，王安石便任用了一批才学和人品不如前任的新派人物，他们的行事做派当然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虽有极其复杂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使广大农民受益，虽增加了政府收入，强化了军队管理，但却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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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砸缸，可谓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两位宋代人物。他们两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原本是一对好友。却因为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成为了政治上的敌人。

司马光从小就对史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诗，对于政治的兴趣不大。22岁踏入官场，而后数年内修成了《历年图》（资治通鉴前身）、《通志》等书，获得英宗的赞赏。但是，他的志向是想修筑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著，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英宗皇帝驾崩后，宋神宗继位。将远在江陵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进城，此后王安石同身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录音密切，两个人时常饮酒作诗，谈论朝政。虽然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大家都一笑而过。

可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本身是有着比较好的朋友交情，虽然时有分歧，却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对于司马光来说，虽然在政见上有所不同，却不太可能因此而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毕竟司马光本身对于政治是没有过多兴趣的。

然而后来一次皇帝祭天活动中，宰相曾公亮建议神宗皇帝，由于年年灾害，导致国库空虚，应该从皇帝至百官，节俭以应灾用。马光认同此建议。而王安石则认为，国家用度不足，主要在于不善于理财。两人因此起了争执，直到神宗制止方才罢休。

两人争执之事发生不久后，王安石便向神宗皇帝递上了《百年无事札》，提出应该整肃政治，整顿军事力量，提升国家财政收入，以此扭转朝局腐败的形势。而神宗皇帝刚上位不久，正想有所作为，立刻召见王安石，君臣二人商讨变法之事。

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之事，位同宰相，神宗皇帝大力支持变法。保安室很快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他将重点放在财政方面，出行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方针。然而在变法的过程中，却遭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许多大臣的强烈反对。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仅仅单纯是从政治上的考量。那么为什么原本挺好的两个人，会因为一场变法形同陌路？这当中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王安石个人的原因。

一、任人唯亲

变法开始后，王安石将很多反对派的官员清理出朝堂，这就留下了很多位置，不得已只能启动大批新人。然而这些人只需要通过对王安石的溜须拍马，让他知道，自己对新法的支持，就能以此窃据高位，这当中就有后来留下千古骂名的蔡京等人。

二、做法激进

行事作风，全然不顾核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生计。上则限制地主阶级不能随意兼并土地，还将商人利益没入国库。下则各种各样的税收，让百姓完全没了活路。完全是站在皇帝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却没想过自己已经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司马光和苏轼等人才会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的性格，任人唯亲的做法，以及行事过于激进，最终让神宗自己也受不了，轰动一时的王安石变法落下帷幕。

而司马光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次年升任尚书左仆射，执政数月，罢黜新法，一年半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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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时期开展的，最后以失败告终。变法起因是当时的宋朝官僚机构和军队冗杂，对内大兴土木，对外连年征战，还有自然灾害频发，这些原因导致国库亏空，财政赤字。一开始王安石向宋仁宗提出变法的建议，当时还作了一篇名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奏疏，但是宋仁宗没采纳。

不过宋神宗却非常看好王安石和他的主张，1068年，宋神宗继位第二年，王安石又写了一个折子，名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给宋神宗看，并表示我们国家现在这么贫苦，不是因为开支过多，主要是因为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是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二是我们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我们不能这样了，我们得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我们得积极开源，不能消极节流。宋神宗认为王安石很赞，要他尽心辅佐自己。

有了“尚方宝剑”的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的干了，从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三个方面进行变革，出台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6个富国之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5个强兵之法；它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3个举措“取士”也就是招录公务员。

王安石变法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但是，王安石变法“变”的太急进了，一方面，损害了核心人物的利益。例如，新法一出，豪强地主不能肆意兼并了，上等户的高利贷也不能下放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隐田漏税行为也被限制了，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也被收归国家了；另一方面，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只顾着给国库挣钱了，例如通过均输法，利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进行收购、运销，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大大偏离了"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初衷。比如，免役法出台之后，百姓开始叫苦了，因为连挑个水、理个头发、贩卖茶叶之类的小买卖，都必须得交免疫钱才能经营；商贩要交的市利钱，税额比本钱多，所以有的商人宁可以死相争。在保甲法推行时，为了不被抓去当兵不交赋税，有的百姓居然自残，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还进行了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儿。

司马光和苏轼也正是看到了这些弊端，再加上新旧党派之争中，他俩也和王安石不是一派的，司马光还曾上书《应诏言朝廷阙失状》，反对王安石的主张和做法；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还有母亲高太后也向宋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于是王安石的最大后台宋神宗受不了了，王安石自己也快受不了了，后来他的儿子去世了，他就回家归隐了。本来他的想法是爱国爱民的，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有好成绩值得肯定，但这些弊端让人心痛啊。虽然变法初衷示好的，但是在推行过程中，有一些举措的不合时宜，实际执行起来也是运作得扭曲了，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还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以说，只有好的想法不行啊，得做好调研，不能太理想化，更是不能急功近利，变法实施时用人很重要，别开展开展就跑偏了，重大的变革是要循序渐进的，太急的话流血牺牲就会更惨重吧。

善执者

宋朝是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最繁华时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宋朝过度的重文抑武，导致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却不是很强，以文制武还使得宋朝出现“三冗二积”（冗官冗兵冗费）的情况，国家的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所以终宋一朝都贯穿着变法的思想。在宋神宗时期，时任宰相的王安石就将变法付诸行动，这场为了国家富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现象的变法运动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是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它达到一定的富国强兵的作用，其中的一些政举还让宋朝国库充盈二十年，那么这么一个对国家有益的变法运动为何会遭到司马光和苏轼等人的反对呢？

首先是因为历朝历代失败的变法教训让宋朝当时的很多大臣对此次变法也失去了信心，比如宋朝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施行没几天就失败了，既然变法很难成功，自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怕王安石重蹈覆辙变法失败，让百姓白白折腾。

其次司马光和苏轼等人也认为王安石变法改变了祖宗之法，会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古代对于祖宗留下来的法律条令伦理纲常都是很看重的，司马光等人认为坚守“孔孟之道”就不会使得社会出乱子，而随意变法改变原有文化格局则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不管王安石提什么变法举措建议，都会遭到司马光的反对，比如面对宋朝最严重的外患问题，王安石选择重拳出击整顿国防，司马光却觉得多此一举，他在《乞罢保甲状》说宋朝无论怎样都不是契丹西夏的对手，应当顺其自然，相信“天不灭宋”。

当然司马光和苏轼等人反对变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维护朋党的利益，当时的朋党之争比较激烈，王安石为了变法成功用的人都是支持他变法的人，而很多有能力品行端正的人却不得任用，这就加剧了朋党之争，司马光和苏轼等人为了维护自己朋党的利益也就反对了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反对变法也考虑到了变法会伤及老百姓的利益，此次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加朝廷收入，那么要增加收入势必要加重老百姓的赋税重担，苏轼不支持这样，他支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反对王安石的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

苏轼批评王安石的变法是“与民争利”，而他本人一直赞同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一切应该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可见司马光和苏轼虽然都反对变法，但是司马光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苏轼则有自己的考量，没有完全否定变法，只是不支持其中伤及百姓利益的改革措施，可惜的是苏轼在这场变法运动中被归为“旧党”，贬谪出京，只能将自己的豪情壮志寄情于山水之间。

风尘讲历史

好好看看历史去吧，王安石变法什么时候是国苦冲赢了，到时死了民不聊生了，把老百姓的钱全都被那些地主官绅给抢走了。一个亲表法，本来说是遇到灾荒年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钱，可以收一定的利息，让官府的人给给执行成无论什么时间老百姓都必须向他们借高利贷了。这就使得国库一分钱没收到，老百姓变得更穷了，当官的却是更富了。

大漠刀客

王安石针对当时宋朝的发展形势提出了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看来，在宋神宗时期，当时的国家财政危机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还存在很多外患，面对当时的政治处境，唯有变法才可以救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属于一个勇敢的革新派，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这种革新的做法往往也是在挑战传统，所以王安石在提出变法的同时，遭到了司马光和苏轼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让国库有所好转，起码在二十年内无虞。可是王安石变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变法对于当时的宋朝来说是比较可取的，只不过同为大臣的司马光和苏轼等人都不同意，他们反对的理由无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在司马光等人看来王安石变法无法奏效，因为他们结合历朝历代的变法来看，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度很大，大部分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有的变法在失败后还导致国家更加衰退。所以在他们看来当时王安石变法可能会导致国家退步，同时他们也担心王安石变法一旦失败后，王安石会因此受到连累，反而不如不动，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司马光和苏轼等人用历史作为明镜，认为变法失败无疑，所以也没有实施的必要。

第二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提出有悖于祖宗的规矩，在封建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是保守派，他们对于任何新事物都是持怀疑态度，而王安石变法的提出也是在向传统的保守派发出挑战，而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的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自然不会看着不管。在司马光等人看来，朝廷需要给百姓做出表率，需要尊重老祖宗，而实行变法就是在和传统作对，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第三从利益出发司马光等人也是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古代朝廷上各个官员之间会因为利益牵扯而结成党派，这种问题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当时王安石在提出变法时，他启用的人都是拥护他的一众，而忽视了这些官员的品行，放着朝堂上行为端正清廉的官员不用，而只因为利益目的相同而得到重用，让司马光等人很是反对，这样做也让保守派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当时苏轼和司马光也有自己的党羽，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为此坚决反对采用王安石变法。

紫禁公子

司马光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编纂的《资治通鉴》直到现在依然是最经典的史学著作。苏轼是中国著名的大文豪，他的诗词大气磅礴，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变法呢？\r

第一个原因不同意以青苗法代替常平仓。因为常平仓有利于穷人的而不利于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r

第二个原因不同意发放贷款时收取高额利息。富人贷款能够以钱还钱，而穷苦人还不起钱只能还粮食，还粮食的利息要高很多。\r

第三个原因反对强迫贷款。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不管老百姓需不需要贷款都会强制他们贷款，引起了巨大的民怨。

浊酒论谈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是历史上著名的变法之一。在封建时代，变法就是推陈出新，改变旧制之弊，推行新政以富国强军。王安石变法，给颓废的宋朝带来了新生，使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如此利国的变法，为何司马光、苏轼强烈反对？这里面有问题。

王安石被宋神宗启用，奉旨进京，一路上看到受灾百姓被赋税逼得叫苦连天，而赈灾官员却昼夜歌舞，花天酒地。豪门富房囤积居奇，发放高利贷，官商勾结，大发横财，他们有人一餐就杀牛羊十只，一夜点蜡烛三百支。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税赋却一边多，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国家也没钱花。他知道变法定会得罪富商大贾、官绅重臣，但为了助神宗富国强兵，不管得罪多少人他也要变法。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得到了许多大臣反对，其中有三朝元老，还有朝中重臣。但宋神宗力排众议，还是重用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王安石定了新法八条、富国法六条、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奥运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还定强兵法二条：保甲法、保马法。

王安石定的这些新法，都是冲着富商大贾来的，使他们无法操纵市场，无法抬高物价，无法放高利贷盘剥百姓，有钱人交税多，没钱人交税少，压缩贫富差距。王安石这么一搞，国库一下子就由亏空转为充盈，钱粮充足，足用二十年，宋神宗非常高兴。

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却遭到了大多数朝臣的反对，有人说新法使吏民惶恐，有的说新法亏官害民，苏轼更是写了七千言的奏章，言辞激烈，司马光更是对王安石变法强烈反对，说王安石害国害民。

王安石变法立竿见影，已经收到了实效，为什么苏轼和司马光还强烈反对呢？问题很简单，王安石的新法伤到了苏轼和司马光以及众多朝中大臣。因为他们都有买卖，没有买卖也有股份，新法使他们遭受了损失，他们能不反对吗？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王安石变法维持时间不长，就被司马光彻底推翻，司马光死后，有的新法虽然又恢复了，但没过多久，还是被旧法所代替。古代变法，如果损害老百姓利益，没关系，可以变。如果损害众多朝臣利益，一定变不成，这是个规律。

河间笑笑生

關鍵字: 司马光 宋朝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