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1936年10月-），福建厦门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他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间质性肺炎等呼吸系统疑难杂症方面的研究。其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时期主持了广东省的非典防治工作，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
钟南山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并首次证实了隐匿型哮喘的存在。他所领导的研究所对慢性不明原因咳嗽诊断成功率达85%，重症监护室抢救成功率达91%。
截至2003年7月，钟南山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十名，其中包括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陈荣昌教授和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榆林一院李莉博士。钟南山从教数十年，是一位桃李满天下、锐意创新的教学名师。2010年，为了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更多拔尖人才，钟南山亲自参与挑选和面试，从广州医学院2010级416名临床医学专业新生中选拔32名成立“南山班”，并亲自担任班主任。“南山班”一改传统医学院校大班授课、临床实践不足的落后教学模式，实行小班教学，鼓励动手实践，增加师生互动，培养学生国际视野。钟南山在开班仪式上说：“希望我班上的学生从一年级起就能亲身接触病人，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英语流利、却去国外实验室做高级打工仔的人，而是创新型的中国医学实用人才。”
钟南山，一个大气而恬然的名字。
传统文化中，南代表着向上的能量。山的南面，是为阳。
1936年10月20日，35岁的钟世藩迎来第一个孩子。钟家两代单传，此子的到来，被视为分外珍贵。而正处战乱之年，孩子的到来，也带给这个家庭无限勇气。
为他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凑巧的是：孩子出生的南京中央医院，恰好坐落于南京钟山的南面。
就叫钟南山怎么样？钟世藩灵感所至，与妻子商议，二人一拍即合。
陶渊明诗云“悠然见南山”，但这位南山的成长，却一波三折，步步惊心。
钟南山出生第四个月，日本就轰炸了南京。钟家毁于一旦，襁褓中的钟南山，幸得母亲和外婆拼命抢救，才从废墟中逃过一劫。
1937年7月7日，钟南山还未满周岁，父亲又带一家老小，随国民政府西迁的20余万大军离开南京，前往贵阳。沿途颠簸，风餐露宿不在话下，事后看，在南京城破前夕离开，又算逃过一劫。
但抗战时期的贵阳，仍时时被战火和硝烟笼罩。
1943年一个星期天，父母带着钟南山和他的妹妹到公园游玩。这时传来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几人来不及跑到防空洞，就在父母带领下躲进附近玉米地。很快，远处近处传来一阵密集的轰炸声。待到一家人安然赶回家，却见自家房子化为一片断垣残壁。此时的感慨，唯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贵阳生活很辛苦。民间有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钟家全家老小，一顿饭能有块酱豆腐下饭，已算美餐。
这困顿，一直到抗战结束才稍有好转。1947年，钟世藩举家再迁广州时，钟南山已经11岁。
这是个严父慈母的传统家庭。
也是后来广东医学界的名门。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是厦门鼓浪屿名门廖家之后。在那个年代，可算勇于打破时代藩篱的新女性。她求学协和医学院高级护理专业，毕业后由当时卫生署派至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
父亲钟世藩，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赴美国取得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创办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成为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
都说虎父无犬子，但在这对学霸父母养育下，年少的钟南山，却极尽顽劣之能事。
他是家中长子，行事霸道，比如吃饭时鸡蛋他要最大的，吃肉他也要夹最大块。
他崇尚武侠之浪漫，12岁那年，趁家中无人，竟找一把大伞，模仿影片中的大侠，从三楼上跳下去。原本幻想像游侠一样空中飘荡，却不想伞边向上翻卷，而他本人重重坠落地上。万幸，下面是草地，腿和身体没有大碍，钟南山瘫在地上足足有一个小时，才缓解剧痛站起来。
他学习稀烂，小学就留级。从贵阳到广州升了四年级，却整天贪玩，升级考试未能过关。
多年后，再回顾钟南山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却不难发现，“顽劣”性格另一面，或许正潜藏着独当一面、敢言敢行的底色。
与此同时，父母的人格投影，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浇灌这位少年的心性。
2008年5月，已经72岁的钟南山在一次演讲中，这样回顾母亲，“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是怎么对待其他有苦难的人。”
那时年幼，周边邻居常有人家贫穿不起衣服，母亲便常拿出衣服，接济乡邻。
1955年，钟南山考上北京医学院，而他在华师附中的一位同学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却家境紧张，窘迫下向钟南山开口：“能不能借我点钱，我坐火车没有钱。”
钟南山回家将此事告诉母亲。母亲很为难：“南山，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准备你的钱已经很困难了……”
却不想，就在钟南山出发前几天，母亲再度将他叫到面前，手里拿了20元钱，对他说：“把这些钱拿给你同学吧。”这几乎是当时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如果说母亲教会了他善良，父亲则指引了他的人生。
父亲是有名的儿科专家。从年少起，钟南山便耳濡目染父亲专注救人的医德才学。晚上，也常有家长带孩子去他家问医。几天后孩子康复，家长非常高兴，不苟言笑的父亲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笑容感染了钟南山，他那时就有强烈感受：做医生能帮助别人，得到社会尊重，这是一份有价值的事业。最终跟随父母走上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
对于想要继承医者衣钵的钟南山，父亲也是寄望颇深。
1971年，钟南山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11年后，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一天，一向不爱说话的父亲突然问了他一句，“南山，你今年几岁了？”
钟南山没明白父亲用意，恭恭敬敬回答：35岁。
父亲深深叹了口气：唉，都35岁了，好可怕……
父亲再未多说，钟南山却彻夜难眠，他明白父亲的苦心，是担忧他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相比同年龄段的优秀医生，他的差距太大了。
这句话，钟南山记了一辈子。也是从这一年起，他奋起而为，他的医学事业由此启幕。
1979年，钟南山迎来命运的转折。
那时的他，已经43岁了。
这一年，他通过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争取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英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赶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及伦敦大学呼吸系进修。
这一代人，被运动耽搁了很多时间，这正是他充电补强的机会。
到异乡他国，遭遇的首要难题就是语言关。此前英语考试，钟南山只拿到52.5分。
怎么办？先练听力。头几个月，每天做完实验后，晚上都要再加一个小时，练习听力。反复听磁带，边听边写。为此，他竟记了好几打笔记本。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钟南山还透露一件隐情。为练习英文，他就用英文给国内的父亲写信。每次父亲回信总将信封塞得鼓鼓。原来，父亲在英文回信之外，还把钟南山的去信一并寄来了，并用红笔对每句话字斟句酌地修正。哪里表达不当，哪里表达不清楚，批改得一清二楚。
就这样持续一年多，钟南山的听写能力迅速提升，可以和英国人基本无障碍交流了。
而接踵而来的问题，再度令钟南山压力山大。
依照当时英国法律，中国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无法单独为病人治病，只能以观察者身份参与查房和实验。
而在钟南山导师弗兰里教授看来，不实际操作很难学到内容，于是他致信钟南山——不需要在英国待两年，待八个月就可以了。
钟南山很焦虑，甚至后来面对非典等疫情，也未曾带给他这样的不安。他担心就这样无所成绩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
1980年1月6日，钟南山与导师弗兰里第一次会面。教授说，“你先看看实验室，查看病房，一个月后再考虑做些什么。”会见只有短短10分钟，对方的淡漠却激发了钟南山的好胜心。他打算拼一把，向弗兰里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天，他和英国医生查房时，发现一位患肺原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病人，引发医生关注。这位病人已使用一周利尿剂，水肿却未见消退，命悬一线。
医生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利尿剂量，钟南山却另辟蹊径，运用中医辩证法，断定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主张改用碱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效果。
改用钟南山治疗方案后，患者中毒症状完全消失，通气功能改善。这一次“小试牛刀”，令英国人对钟南山刮目相看。
为验证导师一项名为“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钟南山更直接以自己为实验体，吸入一氧化碳，抽血化验。实验持续两三个星期，他吸入的一氧化碳之多，相当于一小时抽60多根烟。
最终，该实验在证实弗兰里教授演算公式的同时，也发现其推导的不完整性。
弗兰里看了结果非常高兴，论文最终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发表。之后，弗兰里问钟南山打算干多久，钟南山反揶揄他说“您不是说只给我八个月时间吗？”弗兰里立即纠正，“不，你爱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英国留学两年间，钟南山通过与英国同行合作，先后取得6项科研成果，完成7篇学术论文，其中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1981年，当他婉拒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的机会，决意回国，导师弗兰里特意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去一封热情挚诚的信：“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那天晚上，钟南山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从那时起，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条：相信实践，敢于质疑，不迷信任何权威。归国后，钟南山因在呼吸科方面的研究和专业水准，很快声名鹊起。
但让他“红”到圈外的，却是非典时期的敢言能为，力杠权威。2003春节前的元月份，钟南山到呼研所的重症监护中心查房时，一位10号床的郭姓广东河源病人呼吸十分困难，已经到了垂危状态，在重症监护中心抢救。他当即对这个病人进行了体查，发现病人发烧并不很严重，其他身体器官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肺很硬。
当时先怀疑是受到细菌的感染，会诊后用了很多抗生素，结果都没有效。接着，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医学界开始陷入了恐慌了，可是谁都束手无策。
在中外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站了出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中问的最多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疫情是否得到了控制？”
旁边的所有人不断给他使眼色，可是他铿锵有力毫不犹豫地说：
“什么已经控制，根本没有控制！”
他顶着巨大压力，坚持自己之前的判断，他发声后，疾控中心派遣骨干，火速赶往源头广州医院查访、采样。直到报告出来后，医学界才真正意识到，
这是一种未知的可怕疾病，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被称为SARS，也就是人人闻之色变的“非典”！
此后，钟南山就试用了一下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注射。当时觉得病人已是中末期了，胜算的机会不大。但是意外地发现，到了第二三天的时候，病人情况明显好转，钟南山在治疗中除了使用皮质激素，还及早地采用了面罩通气方式给病人供氧。使用适当剂量的皮质激素，主要是用来遏止病人自身的免疫力过强反应。非典病毒第一次得到了了有效的治疗。
很快从河源转来的郭姓病人终于熬过了最危险的关头，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
2003 年 2 月 2 月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在广州市卫生局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抗击「非典」，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专家担任全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临危受命。
很快，非典开始席卷全国甚至全球，给人们造成极大的恐慌，街头几乎空空如也，工厂停产，学校听课，商店关门，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釜底抽薪。全国陷入了极度恐慌。
在那段“白色恐怖”岁月里，钟南山成了在人们和病毒之间，一道坚实的防线。
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情绪，他毫不犹豫地说：
“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沉稳缓缓地说出那句掷地有声的话：
“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
通过新闻界，这声音也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很快，社会情绪开始趋稳。只要他说的话，老百姓们就相信，他的话就是所有老百姓的定心丸！
足足打了半年的这场战役，在他的带领下攻城拔寨，连续奋战时间：193天！
至2003年7月13日，美国发现最后一例疑似病例以后，再也没有SARS新发病例及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统计数字。
截至2003年8月7日，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在这其中，很多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永远离开了我们.....
钟南山因在抗非战斗的卓越表现。
2003年6月19日，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一项特等功。
2003年，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荣誉称号。
2004年4月8日，被授予中国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光环总是明亮的、暂时的，对于钟南山来说，更为真实的生活，是旷日持久的辛劳。
为应对非典，时年67岁的钟南山曾连续36个小时不眠不休不下火线，为此，累得自己也感染普通肺炎。怕引起外界误会，他将自己隔离家中，自己给自己挂吊瓶诊治，5天痊愈后，又匆匆赶回诊室。
同样少有人关注的是：非典之后，当全中国都松一口气，这位老人又返身踏上新的征程。
他早过了退休年龄，却很多年没休息过了。
因为这场抗非战斗，钟南山这个名字，从此成了抗病毒的代名词。
现在，84岁的的老人又一次临危受命，站在了风口浪尖解救众生。
今天，老人流泪了。他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
他坚持实事求是，不畏权威，他的医德，也同样值得敬佩，他是当之无愧的“冲锋者”，一边劝说着我们不要去武汉，注意隔离，而一边自己却加紧踏上了武汉的列车。
祈愿先生再度凯旋。
亦愿未来中国，更有千千万钟南山。
可悲的是我们遭遇到了两次的不幸，可庆的我们拥有钟南山、拥有着一群甘于为人民奉献的白衣天使！
我们着急，但因为有你们，我们不怕。
衷心感谢你们所有医护人员带给人民的保障！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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