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歷史上哪一朝的官最難當，汪郎以為，非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朝莫屬。
因為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這位皇帝最大的特點是喜歡掄刀子殺人，而且殺的都是當官的。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像
如，正史之中的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藍玉案”中，誅殺人數最少的“藍玉案”就高達一萬五千餘人。
藍賊為亂，謀洩，族誅者萬五千人。---《明史》
而在野史中，如，清朝時期流傳的《英烈傳》評書中的“火燒慶功樓”，把朱元璋說成一個殘暴、昏庸之人，將開國功臣齊集在慶功樓上一把火燒死，只有劉伯溫、湯和、耿炳文、郭英四人躲過了一劫。
當然，野史畢竟是野史，當不得真。
說到這裡，有人要問了，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大明朝的官究竟好不好當？
汪郎告訴你，在朱元璋的洪武朝做官，其實並沒有傳說中的那樣恐怖，但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容易。
事實上，只要經得起貪腐的誘惑，扛得起糖衣炮彈的攻擊，同時又能兢兢業業，勤政為民，大體上是平安無事的。
明朝官員
否則，那些後來成為建文朝的中堅力量，如齊泰、黃子澄、盛庸、鐵鉉、張昺、謝貴、陳迪、暴昭、卓敬、練子寧、胡閏、景清、周璿、郭任、黃觀、侯泰等，在洪武朝的官階也處於高官顯貴之列，他們又如何能平安度過洪武朝？
只是很多時候，大多數人是無法控制自己慾望的，尤其是在皇權時代，無論是大明朝的開國功臣，還是科舉入仕的讀書人，做官，享受榮華富貴是最初的理想。
這個過程中，需要開國功臣或已經入仕的讀書人懂得調節自己的政治方向和價值觀。
如果他們不懂得收斂，心中的慾望和皇權對實際的需要發生衝突的時候，那麼等待他們的就只有被誅殺這一條路。
這一點，在明初的洪武朝最為突出。
明朝畢竟是建立在元末的廢墟之上，而朱元璋本身也是貧賤百姓出身，經歷過太多的苦難，比如，餓肚子，所以他非常注重百姓對大明王朝的感受。
年輕時期的朱元璋
為此，他編撰了《大誥》，通過國家機器強行向民間推廣，以告訴百姓，他對貪官的態度以及處置手段等，提高百姓對新王朝的認知。
他允許民間百姓上訪，允許百姓扭送不法官吏上京，而對於那些阻攔百姓告御狀的地方官，或者拒絕百姓上訪的官員，一律懲處。
在朱元璋的眼中，農業是大明立國的根本，所謂“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民安。”①
而要實現這一切，都基於百姓能夠安定，能夠休養生息，故此，治國當安民，而安民必先實行吏治。
事實上，吏治已經成為洪武朝的主要國策之一。
（洪武元年）府州縣吏來朝，陛辭，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 洪武五年，下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明史.循吏》
中國古代，農耕是王朝穩定的根本
當然，在百姓安定之時，也就減少了流民的產生，而流民則是皇權時代，決定王朝是否穩定和動盪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這一點，經歷過元末戰亂的朱元璋，比任何人都清楚！
故而，即使到了晚年，他對百姓是否安定，取決於官府是否盡職盡責的態度，並沒有因為自己已經坐穩了皇位就改變了態度，反而更加深了對“民為水，君為舟”的認識。
他認為，大明既然已經定鼎天下，而且從中央到地方都採取了休養生息的國策，同時自己也時常薄徭輕賦，減輕民間負擔。
按道理來說，大明不應該再出現流民、逃戶等問題，如果出現了，就一定是當地官府的問題，是官員的不作為，才導致了這些問題的發生。
耕種，大明立國之本
故而，他對地方官府上奏要抓捕這些逃戶時的態度是，不允許衛所（朱元璋建立的地方軍事機構）抓捕逃戶，而且這些逃戶也並非遊民，只是因為官府、鄉紳的逼迫讓他們無法在當地生存下去，只能跑到其他地方尋求生存的希望。
在朱元璋看來，只要這些逃離故土的百姓還在大明境內，那麼他們還是大明的子民，理應享受大明皇家的恩典。
所以他要求地方官府，一旦境內發現逃戶，最應該做的是給他們一塊田地耕種，並給予這些百姓辦理戶籍，讓他們可以安心的生存下去，而不是簡單的一抓了事。
而那些一開始就擁有當地籍貫，但有地不種，又不幹其他活的人，才應該被抓起來進行懲戒。
在朱元璋眼中，民安則國安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上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足，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佔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八》
汪郎以為，正是朱元璋的這些“民本”思想，明朝才能從元末的廢墟中得以恢復，才能在史書上留下“洪武之治”的篇章。
正是朱元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才有了後面的“永樂盛世”、“仁宣之治”，這些治世本身就是一脈相承，並不是孤立存在的。
盛世之下，萬國來朝
汪郎說：
朱元璋恐怕是歷史上黑料最多，爭議最大的皇帝了。
無論是火燒慶功樓，還是表箋之禍，亦或者是悍婦之肉等，各種戲說有鼻有眼，通過代代相傳，逐漸失真，成功地將朱元璋塑造成了一個暴君、昏君的形象，反而將歷史上真實的他給掩蓋了。
即使到了今天，還有很多人憑藉著這些野史傳聞，將朱元璋固化在自己的腦海裡，將他妖魔化，汪郎以為，這不是一個好事情。
對待歷史，要有一顆敬畏之心；對待歷史人物，要有一個客觀的心態。
誠然，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藍玉案”，朱元璋祭起了屠戮的大刀，一時之間人頭滾滾。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前兩起案子是為了反腐，後兩案是為了打擊結黨營私，消滅淮西軍事集團，先後剷除相權、將權對皇權的潛在威脅，這雖然是皇權時代的歷史圓圈，但客觀上對明初政局的穩定，明朝廉潔政府的打造和高效運轉，以及社會經濟的復甦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然，四大案中也有被冤殺之人，如“空印案”中被冤殺的方克勤，就是方孝孺之父，他勤政愛民，廉潔奉公，可惜被“空印案”所累致死，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但朱元璋畢竟是從戰場之中坐天下的皇帝，面對自己的江山遇到潛在的威脅，為了自己的朱明皇朝可以千秋萬代，採取了一些過於苛求的手段在所難免。
只不過他的“狠”從來針對的是大明官場，至於大明百姓，只要不作奸犯科，他還保留著一絲仁慈的赤子之心，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貧賤，這在皇權時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僅此這一點，汪郎以為，這位被大清譽為“武定禍亂，文致太平”的馬上皇帝，還是值得尊敬的。
因為只有站在人民的角度去看歷史，才能理解歷史的某些真諦！
注：
①《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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