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胡志明市人口超過700萬，是越南和前法屬印度支那地區最大的都會區。鮮為人知的是，這個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GDP佔越南全國20%以上），追根溯源，是華人開拓與建設的⋯⋯
華人入越
華人（漢人）遷居越南，由來已久。在漫長的“郡縣時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稱“北屬時期”），一批批華人移居到越南，包括領主、官吏、商人、手工業者、失勢的舊臣和罪犯⋯⋯幾乎從到達的那時候起，他們就對越南的歷史產生了影響。越南歷史學家杜文宇發現，在今天的河內地區，“（越南本土的）雄王文化發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滯不前了。
不論考古學家的鋤頭挖到哪裡，發現的都是遍佈各地的漢式古磚墓，隨葬品也都是漢式的⋯⋯這種文化在我們國土上似乎佔著統治地位”，“這種墓的主人⋯⋯主要是漢人，還有一部分是已經漢化了的本地人。”而越南封建時代的正史《大越史記全書》也坦率地承認，“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其中的“士王”即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交州太守，祖籍山東的漢人士燮（此公在光榮公司的歷代《三國志》遊戲中也有出場）。
正如另一位越南歷史學家陳重金在著作《越南通史》所言，“中國統治我國1000多年，有時還派40多萬兵，則必然是我們舊的苗裔已與中國人混血之後，才形成了今天的越南人（指越南的主體民族“京人”、意即住在京城裡的人）”。這種融合到了如此深入的地步，以至於越南歷史上多位所謂“自主封建王朝”的建立者，亦都是華人後裔：如李朝（1009-1225年）建立者“本閩人”、陳朝（1225-1400年）建立者“本福州長樂邑人”、胡朝（1400-1407年）建立者“先祖本浙江人”、莫朝（1527-1592年）建立者祖籍廣東東莞⋯⋯
不過，這種歷史上的華人的移民與越南土著融合的過程，大體到元明之際告一段落。明清以後，華人前來定居，開始帶有新的方式、新的特點、新的性質，並開始漸進於近代意義上的華僑與華人。
開拓河仙
明末清初是中國移民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明清鼎革之際，數量巨大的明朝遺臣、遺民不滿清政府的統治，特別是剃髮易服的政策，“因恥事異族，相率南渡，來越者尤眾”。這成為明末清初這一社會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
公元1671年，廣東雷州海康人莫玖率家眷等400餘人乘船越海南渡，到達高棉（柬埔寨）的柴未府。此地位於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國交界處，相傳常有仙人出沒於河上，所以後來被稱為“河仙（HàTiên）”，當時只是一個處在暹羅灣深處、周圍小山、島嶼星羅棋佈的偏僻漁村。高棉人、馬來人等各色人種居住在這裡，他們不懂經商和耕種，以漁獵甚至海盜為生，土地荒蕪，一片蕭條。
莫玖到達這裡之後不久，就利用從中國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及經驗，對河仙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使荒土變成良田，從河川所引之運河四通於田間，使這個原本“幾不見人煙”的小漁村日益繁榮，前來經商的“海外諸國帆檣連絡而來”，一時之間，河仙“衚衕穿貫，店舍絡繹”，號稱“小廣州”。莫玖還設立衙署、官吏、軍隊、城堡、市街，鑄造錢幣，創建文廟。河仙不但已變成了一片可居之地，甚至還擁有了自己的風景。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河仙十吟》，讚頌河仙十景：東湖印月，南浦澄波。屏山疊翠，石洞吞雲。金嶼攔濤，珠巖落鷺。蕭寺晚鐘，江城夜鼓。蘆溪漁舶，鹿峙村居。莫玖率領華人開拓的這片土地，彷彿成為了南天樂土。
越南阮朝時期的士兵
但是河仙的繁榮招致強鄰暹羅（泰國）的覬覦，大約在1679年，暹羅派兵東侵，蹂躪河仙，而早已衰弱的高棉統治者竟然聞敵便逃，無力抵抗。無奈之下，莫玖不得不放棄對柬埔寨的依附，歸附佔據越南南部的阮氏政權（自稱“大越國阮主”，中國和日本史籍稱為“廣南國”）。廣南並非富庶之區，其環境背山臨海、地瘠民貧，不可能與北圻（越南北部）之紅河三角洲媲美，故歷代阮主無不致力於向南擴張，此時能夠不勞而獲一個已具開發規模的富裕地區，如同天上掉下餡餅，當然是樂意接受。阮氏統治者授予莫玖及其後裔世襲河仙總兵的官職，而原屬高棉的河仙之地，就此歸屬易手，納入了越南的版圖（今天屬於越南極南部的堅江省）。連作為旁觀者的法國人也承認“安南人之得以成為南圻西部的真正主宰，完全是依靠河仙中國人的幫助。”
經營西貢
與莫氏家族來到河仙相隔不久，另一支抗清失敗的明朝遺臣部隊也前來投靠阮氏政權。1679年夏天，據越南史籍記載，“大明國廣東省鎮守龍門水陸等處地方總兵官楊彥迪、副將黃進，鎮守高、雷、廉等處地方總兵官陳勝才（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弁門眷三千餘人，戰船五十餘艘”，進入距離阮氏政權統治中心順化不遠的沱瀼港（即峴港），表示“明祚告終，不肯臣事大清，南來投誠，願為臣僕”。
這支不期而至的華人移民部隊的到來，引起當時的阮氏統治者一陣慌亂，對於他們的安排也是煞費苦心。如果接受投誠，勢必與清政府造成對立；這批移民從遙遠的中國而來，對其底細不太清楚，不敢輕易接收；況且他們風俗語言不通，怕難以驅使。但這支軍隊是勢窮來投，屬於忠義之士，如從道義上加以拒絕，勢必惹人恥笑。恰逢“沃野千里”的真臘東浦地區（今天的湄公河三角洲）早已讓阮氏政權垂涎，此時正好因彼之力，“委之闢地，拓土效力”，把這批華人安排到此，充當拓殖侵略先鋒。
雖然現在這裡肥田沃土，但當這支華人部隊相率而踏上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時，這裡仍屬於“地雖廣，人未眾”，多數為未開發的荒蠻之地。而“其出力墾者，惟唐人為勤”，是華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變成了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稻穀單產最高的地方。華人農民還因地制宜，根據地勢高低創造了分層種植法，底下一層是水田，種水稻、養魚；上面一層種旱稻和木薯；第三層種甘蔗芒果、第四層種椰子，最上面一層種檳榔。此外，華人商販還把當地產品銷往第三國。法國傳教士普瓦弗爾曾提到：“中國人在當地經商，他們在鄰近海岸的島上捕魚、掏燕窩、撈海參、曬鹹魚，並把它們銷往中國和暹羅。”
經過華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荊斬棘，東浦已從荒蠻之地成為了富庶之區。1698年，阮氏政權悍然奪去了華人的建設成果，命阮有鏡為“真臘地經略”，“斥地千里，得戶逾4萬”，設立嘉定府，將東浦正式納入越南的版圖。明朝遺民的開發導致“阮主領屬湄公河前江及後江全部沃土，並奠定了今日西貢堤及南圻各埠商業繁榮之基礎，於南越華僑史上實佔不朽地位”。
尤其是經過華人經年累月、堅持不懈的投入人力物力，自18世紀末開始，地處嘉定府城以南十二里的柴棍（SàiGòn，源自高棉語Prey Kor“王國的森林”）鋪已是“商旅輻輳”，“清人及西洋、日本”等國商船雲集。成為越南南部最繁華的大都會，此地在法國殖民時期廢止“嘉定”的名稱而被稱為“SaiGon”，中文再據此譯為大名鼎鼎的“西貢”，也就是今天的“胡志明市”。
“明人同鄉”
公元1802年，阮氏政權的後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義，統一全國，建立了越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和越南歷代王朝一樣，這個政權雖然在名義上向北京的清廷稱臣，但在國內毫不猶豫地僭越為“皇帝”。在阮朝皇帝眼中，甚至自己才是“華”，至於清朝統治下的真正的中國人，只能稱為“唐人”、“北人”甚至乾脆是“清人”。在阮朝時期成書的《嘉定通志》就大言不慚地寫有“華民、唐人、高蠻雜居”，其中的“高蠻”是高棉人、“唐人”是移居越南的中國人，而“華民”指的竟是越南本國人。
阮福映，是越南最後一個傳統王朝阮朝的開國君主，1802年改富春為順化並稱帝，改元嘉隆，建立阮朝。初定新國號為“南越”，12月，遣使向中國清朝請求冊封。1803年6月，嘉慶帝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
阮朝建立後，由華人開發和經營的嘉定依然為越南南方的重鎮。“其地山川險要，兵糧精足，以舟楫為長技。奴隸氐蠻，控制暹臘，諸國聚會，為皇越南藩之大雄鎮也。”此時明末清初移居至此的華人（唐人）已歷數代，生息繁衍，落地生根。早在1698年，阮氏政權就下令將這裡的華人“居藩鎮者立為明香社，悉入編戶”，隨著時光流逝，這些移民經過數代變遷，與越南婦女不斷通婚，逐漸成為一個土生華人族群。
到了1826年，越南當局又改“明香社”為“明鄉社”，這些明末南遷的華人後裔被正式稱為“明鄉人”（意即“明人同鄉”或“明人鄉村”）。 “未婚的中國男移民進入印度支那後，常常是娶當地婦女為妻，他們這樣做，不僅是由於取得配偶的天然要求，而且由於這種婚姻有利於他們同該國人民經商。安南人與柬埔寨人也極願與中國人結婚。因為中國人具有穩重、儉樸、勤勞的聲譽，同時在當地人中，他們也被認為是無可爭辯的較聰明的人”。
在阮朝朝廷，有不少明鄉人擔任著重要官職，例如鄭懷德、潘清簡等。鄭懷德為人謹慎，學問博洽，歷任阮朝吏、戶、禮、兵四部尚書，其中有專任一部，有時兼任二部甚至三部。潘清簡，為官清廉，曾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法軍進攻南圻西三省時，潘清簡知勢不能敵，自殺殉國，遺言“不幸適逢國家有變之時，深知自己勢不能有所作為，因把一片鐵志丹心報答國恩。以盡為人臣者之本分”。
“苦力買賣”
從1858年9月法國打響侵越戰爭的第一炮，到1884年6月迫使阮朝簽訂《順化條約》，法國侵略者以2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對越南的“殖民化”。以後殖民者迫不及待地開始進行經濟開發，攫取越南的自然資源。這就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此時的中華大地同樣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社會昏暗，民不聊生。為了謀取生計，兩廣、福建的勞力紛紛南下，形成了華人入越的又一個高潮。
1859年，法軍佔領西貢。從此西貢成為法國在南越的殖民統治中心，並定為南越首都
這一時期，華人移居越南有了一種新的形式，被稱為“契約勞工”，即與外國人訂立契約，被外國資本家僱用。華人工人被當作一種貨物在市場上交易，他們的價值不等：技術好的熟練工也才12-15元，身體棒的工人6-10元，而身體弱的工人甚至只有1-3元。西方人一針見血稱之為“coolitrade”（苦力買賣）。到20世紀初，在法國殖民地經營的企業、莊園、港口所僱用的22萬工人中，華人的比例竟接近10%。
到達越南後，這些華人大多從事修築道路、開採礦場、墾闢荒地、栽種橡膠、新建城鎮等艱苦勞動。如越南最大的煤礦鴻基煤礦，曾先後有2.2萬華人工作過。而近代滇越鐵路南段的建成就有18000多名華人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除了艱苦的工作環境，華人還要忍受法國殖民當局歧視性的高額賦稅。1929年華僑稅收竟佔南圻預算的四分之一，“一箇中國苦力所納的稅，實際上比一個安南人重達七倍之多”！
儘管如此，在法國殖民時代的移民潮過後，越南華人已從18世紀開始的五六萬人，到20世紀前半葉增加到百萬人左右。當越南獨立之後，華人正式成為其國內重要少數民族，被稱為“華族（Hoa）”和“艾族”（Ngái，源自客家話的“我”字發音），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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