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安内，是中国历朝历代都会遇到的治世难题。矛盾有轻重分主次，攘外、安内，应该先顾哪头为好？
宋朝朱熹提出“必内修政事方可外攘夷狄”；明朝张居正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蜀汉诸葛亮北伐中原之前先平定南蛮；初唐李世民不惜先降顺突厥以梳理内政……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经验无不表明，安内是矛盾的重中之重，必须优先解决。
有没有内外两手抓，两手都想硬的呢？有！明末崇祯就是这么干的。结果就是给后世留下了教训：不能这么干！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对明末危局开的药方，可归纳为三点:攘外必先安内;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方能荡寇。
杨嗣昌进一步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接下来，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明军的不断打击下，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接受招抚，李自成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
但是，杨嗣昌主导与清的议和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对和谈明确支持。同时，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皇太极派兵大举入塞，对明朝展开惩罚性打击。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升未能与杨嗣昌、高起潜良好配合，导致卢象升战死于巨鹿。（详见本人旧作 ）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扬长而去。
此次清兵入塞，使大明局势急转直下。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已经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的张献忠再举反旗。李自成与张献忠汇合后，更在当年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大明亡国的教训，给后世以强烈的警示。乃至到了清朝末年，就算大清被外国列强再怎么欺负，宁可割地赔款，也不能耽误镇压国内民乱。
结果，不能应对外国挑战的大清最终还是亡了！正如李鸿章所感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迈入近代以来，攘外、安内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了。
其中关键，随着时代变迁，对“内”的定义不同了。内是内政，不是内战。光想着打内战，不想着修内政，怎么可能安内？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经过蒋某人之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贬义词。
蒋某人身在共和民国，心在封建邦国，不顾民族大义，却念自家私利，民族存亡大事当成了投机买卖。抗日战争期间，蒋某人虽然对中华民族大节无亏，却对蒋家王朝无力回天。
对日作战：器不如人、工业水平不如人、军队训练不如人……战之将亡国……蒋某好困难。
对内作战：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工业水平远高于中共、军队数量远比中共多、指挥官比中共有文化……三个月、至多六个月即可消灭中共……蒋某真气壮。
结果：中国苦撑十四年，日本投降；内战再起仅三年，蒋某败逃。
对日作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丢弃国土、遗弃国民，逃亡西南。蒋某跑得快。
对内作战：国军每攻下一个城，必分兵把守，绝不让中共有立足之地。蒋某真爱民。
结果：日占区百姓惨遭荼毒；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对日作战：谋求公理对强权，以期国联裁决。蒋某好文明。
对内作战：攘外必先安内，积极重兵围剿。蒋某真霸道。
结果：国际威望全无，国内以匪相称。
很明显，蒋某人那点水平，即安不了内，又攘不了外。
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崩溃，从1943年就埋下了伏笔，到了1947年开始全面爆发。即使蒋经国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反腐救党，也已经晚了。内政不修，经济崩溃，最终加速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亡！
从这个角度上理解，蒋某人确实早就应该“安内”了，特别是处理国民党内部、乃至自身的顽疾。可惜，某人只是把“内”理解成了内战的“内”。
閱讀更多 鄭經一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