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从年轻人到长者逐渐增加。就老年群体而言，小型公共空间的规模、数量、可达性、品质和设施等均会对其使用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对香港湾仔和沙田两个地区50处小型休憩空间的分布可达性与流量潜力、规模、品质及其使用进行了比较，通过网络分析技术、无监督机器学习分类、三维室内—室外完整步行网络、现场调研以及精细化模拟步行路径选择度等研究方法发现，小型休憩用地的面积、可达性等都对其设计品质和长者的使用情况有显著影响。以香港为例，本研究对老年群体的休憩用地使用偏好进行了探索，以期对内地城市老龄化视角下的公共空间系统规划提出启示。
1 背景和问题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2017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9.62亿，且该数据呈稳定上升趋势， 按目前的增长速率，2050年全球老年群体的数量将会翻倍。中国、俄罗斯、加拿大，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在中国香港，老龄化问题尤其严重。
香港2016年中期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户籍人口共计734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66万人，占总人口的23%。老龄化趋势一方面促生了大量的老年设施和服务；另一方面，老年人感官和肢体的退化，导致其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对设施的可达性、易用性要求日益增强。2018年初，香港公共政策智库组织“思汇政策研究所”对来自香港18个区的3600名住户进行了一次有关开放空间使用的公众意见调查。针对不同年龄群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休憩用地最多的是老年群体，与长辈同住的人士也较常使用休憩用地；另外，老年群体大多选择使用小型休憩用地，即小型游乐场、休憩处和公共屋苑的休憩用地，反映了小型休憩用地在高龄化社会的重要性。然而，目前仅有少数城市，如香港、纽约、伦敦和哥本哈根等，将小型公共空间视为城市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公共空间规划和评价标准也滞后于老年人口空间的发展。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小型公共空间的评价指标，探讨影响老年群体空间使用需求的因素，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空间资源问题奠定基础。
1.1 小型休憩用地评价指标尚有局限
城市大兴建设之后，在建筑之间遗留了众多碎片化的剩余空间，被称为“失落空间”“真空地带”或“模糊地区”。这些边缘空地往往随机而生，遍布城市缝隙之中。在高密度发展的香港，这些小型空间经过发展和改善最终成为口袋公园，为城市提供了休憩点。香港市政总署自1953年成立“园林小组”（Garden Division）以来，城市公园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其数量逐年稳定增长；为了指导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香港政府在1981年出台《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对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布置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截至2019年3月底，在康文署旗下管理的小型休憩空间共有1566处。由于香港特殊的高密度建成环境特征，这些休憩公园和开放空间大小不一，散落于城市各处且大部分面积不及1h㎡，主要服务于附近居民。目前香港规划以人均2㎡休憩用地作为规划标准，尽管总体上人均休憩用地已达2.7㎡，但事实上由于人口和公共空间的不均匀分布，仍有184万香港人居住的地区人均休憩用地小于最低人均标准。
1897年，纽约首次提出“口袋公园”概念，不少学者对小型公共空间以及“邻里共有”等城市议题进行了探讨。1961年的《纽约分区规划法》正式推出了“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的奖励机制，以鼓励私人开发商参与城市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此后，法则不断完善，使得纽约市口袋公园的设计及配套得到具体的指引和规定，于数量和可达性方面都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居民。2014年，城市环境质量评估审查技术手册的开放空间规划以每1000居民2.5英亩（人均约10㎡）作为公共空间规划目标，并根据美国国家游憩与公园协会指南划分出不同层级的公园：邻里公园（2~6h㎡）、社区公园（10~80h㎡）及区域公园（80h㎡以上），前两者对应的服务半径分别为0.4~0.8km 和1.6~3.2km。
伦敦在20世纪初意识到开放空间的重要性。1976年正式通过的《大伦敦发展计划》制定了城市公园的分级和服务范围标准，将原人均绿地标准转换为通过对应服务范围鉴定该区域是否拥有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有调研发现，由于大型公园数量较少且分布稀疏，而小型公园数量较多且往往位于居住区附近，因此公园的面积大小和使用频率呈反比。伦敦的绿地规划标准将公共空间分为小型绿地（2~20h㎡）、中型绿地（21~60h㎡）和大型绿地（60h㎡以上），对应的服务半径分别为0.4km、1.2km 和3.2km，这一开放空间系统在伦敦沿用至今。
尽管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已将评价指标从纯数量标准转向对可达性、面积和可提供活动进行评价，但仍是一种从供给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而没有从需求角度出发，对公园绿地周围的实际情况，如开发密度、使用者的数量和分布等加以考虑。
1.2 公共空间分布对老年群体使用需求考虑不足
在老龄化背景下，一些学者在高密度城市展开了老年群体对公共空间使用的研究。内地城市的不少研究探索了老年群体日常行为习惯和休闲活动基本特征，以了解老年群体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偏好。针对老年人户外公共活动场所特征的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户外公共活动对离家距离的要求最高，其次是设施状况、安全状况和规模等。也有学者结合人口统计、城市规划等数据，应用GIS分析老年群体的人口空间分布与绿地空间可达性特征，提出绿地空间规划设计需结合老龄人口分布特征、满足老龄化需求差异。
在香港，有研究探讨了老年群体使用城市公园的情况，总结出限制老年群体使用公园服务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状况、没时间以及公园管理不善等。其不足在于样本数量偏少，仅调研了荃湾地区的25位老年人，在适用性上具有一定局限性。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学院以电话采访的形式对758位香港居民使用频率、时长、出行方式等公园使用习惯进行了调查，发现60岁以上长者是使用公共空间最多且时间最长的群体；其次，76%的受访者前往公园的出行方式为步行，同时59%的受访者会选择15分钟以内可到达的公共空间。研究强调了步行网络系统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影响，认为位于城市建设间隙之间的小型休憩空间具有改善城市环境的巨大潜力。而龚芳颖等对比了香港18个行政区的小型绿地，结合老年群体出行距离的道路网络分析结果，发现香港各区的小型绿地可达性极度不均，大部分地区（43%）与最近的绿地空间距离介于1000~3000m之间，相当于老年人步行20~60分钟的距离，与规划指标的建议值相去甚远。
1.3 公共空间可达性度量精度有待提高
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小型公共空间的规模、可达性、品质和设施等对其使用性产生的影响。例如：来自珀斯的一份研究表明，可达性越高的公共空间通常具有更好的功能多样性，因而可以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求。同样，卡辛斯基及其团队探索了公园设施与其使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园的娱乐设施和使用者的物理活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公众更倾向于使用具有多种特色的公园进行康体活动。就老年群体而言，对于公共空间的首要需求是可达性，其次是对空间质量的要求，与以“数量、可达性和质量”为核心的伦敦的绿地标准相吻合。然而，现有文献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大多仅考虑市民与公园的直线距离，以缓冲区作为服务范围进行度量，较少结合市民到公园的实际路线或考虑使用者对步行网络的认知，更甚少考虑老年群体的出行特点及其行为特征。
为了强化公共空间规划的“适老化”，结合老龄化的社会视角和高精度的公共空间可达性度量，本文尝试通过更为精细化的服务范围度量，探索香港湾仔区和沙田区小型休憩空间的规模、步行可达性、品质以及空间使用情况。通过分析这些特征之间的关联，了解高密度城市中老年群体对休憩用地的使用偏好，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小型休憩用地建设及对我国内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启示。
2 研究数据和方法
2.1 小型休憩空间的含义和数据获取
根据香港康文署规定，香港的公共休憩空间一共分为五类：公园、花园、游乐场、休憩处以及其他康体娱乐设施。思汇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将占地面积小于1h㎡的公园、花园、游乐场和所有休憩处定义为小型休憩空间。关于香港公共空间的另一项调研指出，居民使用公共空间最多的时间段是早晨（43%），其后依次为午后（33%）、傍晚（27%）和晚上（23%）。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面积小于1h㎡的休憩空间，对上午（7:00—9:00）、午后（12:00—14:00）、傍晚（17:00—19:00）以及晚上（19:00—21:00）四个时间段，各个休憩空间的活动人数、活动类型，尤其是老年群体的使用偏好进行了详细调查【休憩空间的选取是依据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地理资讯地图（https://www.map.gov.hk/gm/），结合现场调研确定，调研于天气晴好的工作日进行，具体日期为2019年8月21日（湾仔地区）和8月28日（沙田地区）】。研究采取的品质评分基于高密度城市的绿地属性，涉及主题设计、雕塑、座位布置、植被和空间设计与场地独特性的结合程度五个方面。每个休憩处由三名评分人员进行评分，范围介于“品质极差”（1分）和“品质极佳”（5分）之间，最后对三个评分取平均值得到各个休憩处的品质得分。
2.2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测度
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常用度量方法之一是传统的缓冲区分析法，即采用GIS中简单缓冲工具，计算以某点为圆心一定半径距离内的可达范围；另一种是邻近距离法，即借用网络分析工具，计算某一点出发实际行进一定距离可到达的范围。针对高密度多层面的建成环境，传统的道路中心线或室外步行网络模型对于分析区域的活动潜力是不够的。因此，本研究以小型休憩空间的出入口为起始点，分别以100m、200m、300m和400m为服务半径，以缓冲区分析法和邻近距离法测算休憩空间可达范围，邻近距离法的计算分别基于道路中心线网络、室外步行网络，以及室内+室外三维步行网络，以分析步行网络对于休憩空间可达性的影响。
可达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流量潜力的分析，本文采用基于GIS平台的空间设计网络分析软件（sDNA）量化街道网络空间的“中介性”（betweenness），以反映街道段作为穿越性运动通道的流量潜力。休憩空间所处街道段的“中介性”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属性，体现了该空间的可见性，预见了其被使用的潜力。
2.3 无监督机器学习——层次聚类
每一个小型休憩空间都有一组特有的属性，包括面积大小、步行流量潜力、空间品质等方面。采用层次聚类方法【层次聚类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属于无监督学习，本文采用欧氏距离测度样本间距离，选用Ward’s离差平方和法计算类间的距离】根据小型休憩空间的面积大小和可达性高低进行自动分类，识别数据的相似性和独特性。通过将机器分类的结果与实际设计品质、空间使用、老年人的使用偏好等方面进行交叉检验，可以检测休憩处的设计品质和空间使用是否与其规模或可达性相互关联。
3 案例研究
3.1 湾仔区与沙田区小型休憩空间满意度分析
针对休憩用地的数量、园景和美观度的满意度调研发现，相对新发展地区和新市镇的居民，旧城区居民对区内休憩用地的印象较差，例如湾仔、油尖旺和中西区等旧城区的休憩用地满意度普遍偏低，而新市镇的沙田区休憩用地的满意度最高【该公众调查于2018年1—2月进行，访问全港18区共3604名永久居民，调查取样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数据、按年龄及性别进行分层抽样，旨在制定以实证为基础的开放空间规划、设计及管理相关的政策建议，呼应《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因此本研究选取湾仔与沙田两个区的小型休憩空间进行对比研究。表1为湾仔区和沙田区的基本情况，相比较而言，沙田区居民的人均休憩用地面积高出湾仔区50%，前者居民使用休憩用地的频率约为后者的3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满意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湾仔区的低满意度可能与该区高度聚集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密度有较大关系。
表1 湾仔区、沙田区概况
思汇政策研究所针对18区的调查显示，公共屋邨的休憩用地、小型游乐场和休憩处是老年群体前往次数最多的休憩用地类型，居于公共屋邨或大型私人屋苑的人士使用休憩用地的次数亦远远高过居于私人楼宇的人士。另外，由于整体上能享用的休憩用地较少，居于私人楼宇的受访者对于休憩用地各方面的满意度远远低于居住在公屋、居屋和私人开发项目的受访者。湾仔区有11%的受访者每年前往公共屋苑休憩用地至少三次或每月至少一次，而这个比例在沙田区为68%。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沙田区的主要屋苑共有64处，相较之下，湾仔地区仅有1处主要屋苑，可以推测沙田区的休憩用地满意度高，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其公共屋邨或私人屋苑的数量优势。
具体到两区的中心区范围，可以从其用地规划看出湾仔区的休憩空间较为零碎，而沙田区的休憩用地占地较广，且河畔绿地与其他类型绿地互为补充（图1）。受访者中，绝大部分（97%）的休憩用地常客都是前往居所步行范围之内的休憩用地，只有15%的受访者前往工作场所或学校附近的休憩用地。从用地规划来看，湾仔区北面滨水地区的几处休憩空间周边没有居所，南面的休憩空间依山而设，对于居民而言不易到达。沙田区的满意度高，也受惠于其绿地与居住区紧密结合的用地布局。
图1 湾仔和沙田中心区用地规划图
3.2 湾仔和沙田中心区休憩用地情况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湾仔中心区一共有38处小型休憩空间，包括11个公园和花园、10个游乐场、11个休憩处以及6个私人开发公众休憩空间。根据统计，公园、花园以及游乐场的占地面积较为相似，基本在300~5000㎡之间；而休憩处均很小，最大的一处也仅有35㎡。从休憩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休憩处主要分布在南面住宅较多的地区，北面只有占地较大的公园或花园空间（图2）。
图2 湾仔中心区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图
沙田中心区有12处休憩空间，包括2个公园和花园、5个游乐场以及5个休憩处。在空间分布上，除了沙角街沿街有连续的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外，其余休憩空间零星分布在城门河两岸，各休憩空间之间相距较远且面积基本大于3000㎡，个别休憩空间如源禾游乐场和曾大屋游乐场甚至占据了完整街区（图3）。
图3 沙田中心区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图
3.3 老年群体使用偏好分析
在香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使用各类休憩用地最多的群体，他们最常前往小型游乐场和休憩处，以及公共屋苑的休憩用地。从年轻人（16~29岁）到长者（60岁及以上），使用这类小型休憩用地的频率逐渐增加，且长者的使用频率是其他年龄群组的两倍以上。对湾仔和沙田中心区的调研显示，老年群体对小型休憩用地有明显的使用和选择偏好。活动时间方面，根据四个时间段的调研数据，早晨是老年群体使用公共空间的高峰时段，四个时间段观察到的老年人数量分别占全天老年人活动总量的49%、18%、24% 和20%。
休憩用地的选择上，老年活动主要聚集在少数几个小休憩空间内。在湾仔中心区，仅湾仔公园（C4）和修顿游乐场（B5）两处的老年活动量就占全部38处休憩空间老年活动总数的53%；菲林明道花园（C8）和喜汇街道层（D4-1）的老年活动量也比较多，与C4、B5 相加后占湾仔中心区全部老年活动量的72%。沙田中心区的情况较为类似，使用率最高的石头公园（ST C1）和曾大屋游乐场（ST B1-3），老年活动量占全部12处小型休憩空间老年活动量总数的61%。
活动类型上，老年人在小型休憩空间中的室外活动基本可归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锻炼身体为主，进行太极拳、健美操等活动，这一类活动约占老年活动总量的25%，主要在早晨进行，地点包括如湾仔区的湾仔花园（C4）、菲林明道花园（C8）和沙田区的石头公园（ST C1）等能提供较大活动场地的空间。二是饭前或饭后的休闲、消磨活动，以聊天、下棋等方式聚集，是老年活动的主要类型（70%），男性老者居多，主要集中于湾仔区的湾仔花园、修顿游乐场和沙田区的曾大屋游乐场。上述几处均提供了较多的座椅设施，适合长者进行休闲活动。三是路过休憩用地但不停留的活动，这一类型活动的占比最少（5%）。
4 小型休憩空间的综合评价
4.1 可达性度量
尽管香港的公共交通网络发达，但只有约15%的休憩用地常客会选择乘车前往休憩用地，大部分常客都是前往居所附近的空间，极少前往工作场所或学校附近的休憩空间。因此在住宅区步行可达范围内设置休憩用地十分重要。100~300m是老年人适宜的步行距离，且绿地实际可达性相对于空间分布密度而言对老年人的活动出行影响更大。《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建议邻舍休憩用地应设置在步行可达的地点，最好不超过400m范围。如图5所示，以小型休憩用地的出入口为起点，通过缓冲区分析法计算其绿化服务面积，可以看到300~400m为半径的服务面积形成集群，覆盖较为全面。
图5采用邻近距离测算法，分别比较了基于道路中心线网络（A）、3D室外步行网络（B）、完整的3D室内+室外步行网络（C）的小型休憩空间可达范围，可以发现采用不同定义的步行网络，邻近度会有不同程度的低估或高估。
图5 服务半径0~100m、100~200m、200~300m、300~400m的小型休憩步行可达范围：（A） 道路中心线网络，（B）完整的3D 室外步行网络，（C）完整的3D 室内外步行网络
表2的比较结果显示，采用缓冲区分析法或使用道路中心线网络测量小型休憩用地的步行邻近度是非常不准确的。传统的缓冲区服务面积的测量对结果有很大程度的高估，与邻近距离法相比（均使用C 网络），湾仔区与沙田区的可达网络长度分别被高估了35%与55%。而同样使用邻近距离法，以（A）道路中心线为基础的测量对结果有明显低估，湾仔区与沙田区的可达网络长度分别被低估了45%与73%。只采用3D室外步行网络（B）和完整的3D室内外步行网络结合（C）的测量方式，其所覆盖的道路长度差距不大（约为12%~16%），但更精细的测试显示这小部分的道路是室外步行网络和常用室内步行网络交汇的关键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现有的规划准则采用400m定义步行可达距离，而老年群体的实际舒适步行距离约为300m，从表2的数据可见，不论采用何种网络测算，后者的可达网络长度都仅为前者的80%左右，现有规划准则对老年人出行易达性的考虑有待加强。
表2 基于道路中心线网络（A）、室外步行网络（B）、以及室内+室外三维步行网络（C）测算的小型休憩空间可达网络长度
4.2 步行流量潜力分布分析
图6展示的是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400m可达范围内的相对步行流量潜力。该模拟采用了简化的路线选择偏好方法，以寻求最短且最直接的路线。图中红色的人行道路是最短且最为直接的道路重叠次数最多的地方，因而也是拥有最高“中介性”、步行流量潜力最佳的路径。
图6 采用sDNA，基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以400m为分析半径的潜在步行流量水平
4.3 小型休憩空间的聚类分析
两个区所有小型休憩空间依面积大小和可达性高低等共性特征可被归为6个类别（图7）。第1—3类为可达性偏低的休憩用地，包含了大部分空间（76%）。其中第3类的休憩空间可达性（步行流量潜力）最低，第2类的休憩空间可达性较低但面积较大，第1类的休憩空间可达性较低且面积较小。第4—6类为可达性较高的休憩空间，共11处，占总数的22%。其中第4类包括可达性最高的3处休憩空间，第5类包括可达性虽高但面积较小的3 处休憩空间，第6类包括可达性较高且面积较大的5 处休憩空间。
图7 小型休憩空间层次聚类分析（左为树形图，右为休憩空间特征）
比较上述小型休憩空间的规模、可达性、品质得分和老年群体的使用情况，发现小型休憩空间的面积与品质得分及老年群体的使用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面积越大，越容易得到较高的品质得分，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图8中的C4、B5、ST C1）。良好的空间可达性能促进居民步行出行和进行户外活动，为休憩空间带来较高的使用率（图8中的C8、D4-1、ST B1-3、B5、ST C1）。上一节提到的老年活动主要聚集的6个小型休憩空间，有5个属于可达性较高的第4—6类；唯一属于第2类的湾仔公园（C4）尽管可达性略低，但其较大的空间面积提供了多样化的休闲设施，也是长者青睐的空间之一。第2类中的香港艺术中心西公园（C10），使用面积大且品质评分较高，但使用者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因为该休憩空间周边400m范围内没有居住功能用地，从此处出发到达最近住宅/ 商业楼需步行跨越两座天桥，超出了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另一方面是因为该休憩处位于二层平台，直接对外的四个出入口皆未设置无障碍通道。
图8 湾仔和沙田地区老年活动主要聚集的公共空间
另外，可达性最高的第4—6类休憩空间有着较好的可见性，间接起到了空间品质的监督作用，因而品质得分普遍较高，均在3分及以上。其中只有第4类的皇后大道东/汕头街休憩处（A6）由于面积仅92㎡，且位于人行道北侧狭小的建筑夹缝间，除极少量座椅外没有设置其他设施，故品质得分较低，亦未见有老年使用者。
5 启示
5.1 改进绿化指标体系：数量与公平性兼顾
城市居民能够方便且平等地享用城市绿地，是城市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综上可以看出，香港虽然有诸如“拓展公共空间”（HKPSI）等非营利组织机构以可达性、环境和配套设施、公共使用和社会性为标准对公共空间进行评价，但仍具有局限性：其一，该评价仅针对私人开发公共休憩空间；其二，并未有后续的改进或政策支持调研结果。香港也没有对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提出具体的设计导则，仍以“平方米/人”作为规划标准，现有的人均2.7㎡公共空间中，仅有1.6㎡为老年群体使用最多的小型休憩用地，其余均为中大型的公园，在老年人密度最高的老城区，如港岛北部和油尖旺区，可达的小型休憩用地人均面积更少。根据最新的规划，香港中环地区将会建设更多的滨水公共空间，但这一片区主要为填海商业区，与居住片区有一定距离，对老年群体的日常使用意义不大。未来需要将绿地及其配套设施结合用地规划与人口密度分布，优化城市绿地分布的均一度，提高绿地使用的公平性。
同样，内地城市的绿地评价也是以规划为导控，将绿地率、人均绿地面积等作为核心指标。这些自上而下的指标虽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控城市绿地的数量特征，但缺乏具体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把控，亦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性问题。2017年住建部发布的新版《城市绿地标准》（CJJ/T85-2017）取消了旧标准中的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两个中类，增加了游园这一中类，将其定义为“用地独立，规模较小或形态多样，方便居民就近进入，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绿地”，这一分类的加入或有助于构建易达的小型休憩用地体系。
5.2 结合高精度数据建设适老化公共空间体系
伴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阶段，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相关的疾病负担和养老模式的转变，亟须相应的政策干预和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予以回应。由于老年人日常活动范围较小，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活动范围大约仅在300m以内，增加既有住区老年群体易达范围内的小型休憩空间数量，优化空间环境适老化性能，研究小型休憩空间如何与老年人日常出行路线和社交活动联动，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也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基于中国本身的居住习惯和社会结构，在沿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也需响应大数据时代的新技术环境。通过结合高精度的步行网络与新兴城市数据，采用更为精确的可达性度量等方式，可以在规划层面将老龄人口的实际路线或认知需求纳入重点考虑，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配置，以使老年群体获得无障碍可达的休闲社交空间，从优质的生活环境中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5.3 增加街道之眼：可视即品质
简·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街道之眼”的概念，认为社会的安定和活力离不开自发形成的“街道之眼”，它不仅是公共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为城市的社会交际编织了一张信任的网络。雅各布斯指出，城市街道中交叉口的高密度往往意味着良好的街道连接度，能促进居民步行出行和进行户外活动，从而构成城市的安全监视系统。
对于小型休憩空间而言，我们发现其可见性也能够影响设计品质，可达性好、步行流量潜力大的街道促进步行活动，为附近的休憩处提供“街道之眼”，为休憩空间的品质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共空间不仅为邻里提供了社交空间增进彼此间的感情，也为同样使用场地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带来安全感。基于本文研究，我们认为将“街道之眼”从街道延伸至城市各处的小型休憩空间能更有效率地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的秩序和品质。建设高品质的小型休憩空间，在吸引更多使用者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安全性和活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的使用品质，使得公共空间得到不断的自我再生产以及效益最大化。
6 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老年群体前往次数最多的小型游乐场、休憩处和公园，通过比较香港湾仔和沙田两区小型休憩空间的分布可达性、流量潜力、品质及其使用，采用网络分析、无监督机器学习分类等技术，探讨小型休憩空间的用地面积、可达性对其设计品质以及长者使用情况的影响。中共十八大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以人为本，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注亦是体现城市规划民主和更公正的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相关课题，积极考虑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的公共空间体系。在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公共设施缺乏、公共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时，未来的公共空间规划应从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变，加强对开发密度、使用者的数量和分布、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与可见性等方面的考虑。当前的研究内容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在香港，长者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还包括公共屋苑和私人屋苑提供的休憩空间，未来的研究可将公共屋苑休憩空间结合其可达性纳入考虑，从而助力于构建更完善的适老化休憩用地体系。
作者：
张灵珠，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email protected]晴安蓝，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及设计系，副教授。[email protected]
崔敏榆，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及设计系，研究助理。[email protected]
曾文馨，香港大学建筑系园境建筑学部，博士研究生。[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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