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慶雲，湖南邵東人，1977年6月生。2005年7月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8年7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8年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現任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業研究方向為史學史、史學理論。
范文瀾研治中國近代史，是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之下進行的。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提出：“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無政府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和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1]1943年3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重點開展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並提議中國近百年史各專門史的研究做如下分工：政治史（范文瀾），軍事史（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經濟史（陳伯達），哲學史（艾思奇），文學史（周揚）。[2]范文瀾接受任務後，只得將編寫《中國通史簡編》下冊的計劃先行擱置，投入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寫作。他原計劃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敘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下編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上編又分兩個分冊，1840年至1905年為第一分冊，1905年至1919年為第二分冊”。[3]範氏全力以赴，1945年已撰寫至義和團運動，此時卻因離開延安而中止寫作。已撰成的書稿，1946年以《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之名由新華書店出版。是著“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確立主導地位的開端”[4]，受到學界推重，出版後一再修訂重印，至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第9版，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不無遺憾的是，范文瀾1969年逝世，所著《中國近代史》止於義和團運動，並未實現其最初設想。但實際上，範氏對於續寫《中國近代史》一直未曾或忘。他在建國前就有所規劃；建國後則不僅有寫作構想，更曾數次佈置人力進行續寫工作，惜乎天不假年，功虧一簣，《中國近代史》終未成完璧。筆者擬以相關檔案、日記及口述資料為基礎，力圖揭示範文瀾續寫、重寫《中國近代史》的框架構想及實際舉措，以冀前輩學人之努力不致湮滅無聞。
一
1946年2月，范文瀾奉中共中央之命離開延安赴邢臺，任北方大學校長。1947年初接到中宣部電報，要他聚集人才研究歷史，是年8月，北方大學成立歷史研究室。至次年春，葉丁易、王冶秋、尚鉞等先後從國統區來到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一時人材稱盛。榮孟源回憶：當時范文瀾因為眼疾影響了寫作，但他對於寫完《中國近代史》念念不忘，1947年暑假即開始著手《中國近代史》的續寫和修訂工作。[5]
範著《中國近代史》的續寫與修訂同時進行。修訂容易見效，1949年華北大學版《中國近代史》的《再版說明》中提及：“1947年秋華北新華書店翻印時，北方大學歷史研究室諸同志曾校訂一次，略有增刪”[6]。而續寫則雖有具體佈置，卻頗為謹慎。據牟安世回憶：“我把中國近代史作為自己的專業，是在1947年確定下來的。……校長范文瀾同志讓我在歷史研究室幫他收集英日同盟和日俄戰爭的資料，為他計劃撰寫《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二分冊作準備”。[7]
1948年春夏，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聯合大學與北方大學合併組成華北大學，吳玉章任校長，范文瀾、成仿吾任副校長。8月1日，華北大學正式成立。范文瀾兼任歷史研究室主任，其中最主要的任務為集中力量修訂、編寫中國近代史。榮孟源、劉桂五、王南、牟安世、錢宏、賈巖、唐彪、王可風、彭明等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人員均參與《中國近代史》的增刪校訂，[8]並於1949年由華北大學出版了修訂版。
總體說來，1946-1949年間，范文瀾雖曾計劃續寫《中國近代史》，並安排人力蒐集資料，為續寫作準備。但此時工作重心顯然還在修改而不在續寫。範氏對於續寫出手謹慎，可能也因缺乏資料。此前迫於現實需要，只能因陋就簡，得以一鼓作氣寫成《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而隨著研究條件趨好，撰著之標準勢必提高，自然多有顧慮，不願率爾操觚。
二
建國後，範著《中國近代史》成為最具權威的中國近代史著作，讀者範圍極廣，可謂萬眾關注。范文瀾1949年3月間與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部分成員抵京，第一件事就是抓緊《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的修訂工作。為此範氏在其居室直接領導召開了多次討論會。[9]
就高校教學的現實需要來說，範著《中國近代史》的續寫比修訂更為迫切。由於中國近代史學科尚處於草創時期，建國之初高校的中國近代史教學缺乏合適的教材和參考書。範著成為最重要的教材和講課的基本依據。[10]1953年方回（按：即向達）撰文評介範著《中國近代史》，肯定此書的成就，並表示“盼望上編第二分冊和下編能趕快出版”[11]。
實際上，近代史所自1950年5月1日正式成立後，“擬訂新計劃，集中全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新計劃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配合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二冊（自辛丑和約至五四運動）的編寫而進行的研究工作，第二部份為收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歷史材料，準備撰述長編，第三部分為適合目前的需要而進行的專題研究”[12]。從實際工作看，1950年一方面集中人力整理由文管會交來的大批檔案資料，以辛丑至五四運動為重點。[13]同時進行頗豐富多樣的專題研究，茲引如次：榮孟源：國民黨史；劉桂五：清末立憲運動；王可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王禹夫：編輯俄語教程，中國共產黨年表；牟安世：日俄戰爭；沈自敏：美帝侵華史；王忠：蒙古問題；唐彪：閱讀並摘譯“北京政聞”；劉明逵：中國大革命史；王佩琴：近代回教史；房鴻機：五四運動前1901-1919之思想史；傅耕埜、王濤：1901-1911之中國經濟；禹一寧、劉偉、高大為、李朝棟：日本侵華史；陳振藩：國會問題；賈巖：通俗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14]從所涉時間範圍看，這些專題研究大多屬於1901年之後。
1951年，范文瀾將近代史所人員分為編寫組、長編組。編寫組的任務即續寫《中國近代史》的上編第二分冊（1900年義和團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具體研究課題包括：1、在中國境內的帝國主義戰爭-日俄戰爭，2、同盟會，3、第二次改良主義運動，4、滿清統治集團的分裂，5、辛亥革命，6、舊民主主義共和國，7、軍閥割據與混戰，8、五四運動。長編組則主要致力於編纂《近30年史料長編》。[15]所謂“近30年”，即指1919-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當時學界多稱之為“中國現代史”。
在近代史所1951年召開的研究工作會議上，范文瀾主要組織討論編寫“中國近30年史”。是年10月，範氏決定將研究人員分為兩組，甲組為革命史組，乙組為反革命史組，“本年先蒐集資料，兩組分工，同時並進。一年完成初稿。甲組重點為：工、農、軍、統一戰線。乙組重點為：1、經濟（農業、工業）；2、北洋軍閥；3、帝國主義；4、‘4.12’以後的國民黨”。[16]
1952年9月，范文瀾報告五年計劃（1953-1957），提出以“近30年史”為要點，一定要完成長編。10月，範氏報告工作計劃，仍以編寫“近30年史長編”為中心任務。並確定編寫體例為：“1、以大事為中心，每一歷史階段分若干章，每一重大事件為一章，每章按事件內容分為若干節，每節按繁簡訂細目。2、以保存史料原來文字為主，只加剪裁，不予改動。章節細目標題須表明材料間的關係及系統，並表明編者的立場觀點。3、選擇材料須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相異材料應仔細考核，取其真實者。4、所選材料可擇要節錄，註明出處。編者加簡要說明，附帶問題另作註釋”。[17]
從以上資料來看，范文瀾在建國初年相當明確的以續寫《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二分冊（1901-1919）為近代史研究所的首要任務；同時一度著手組織近代史所研究人員編纂1919-1949年間的史料長編，為撰著《中國近代史》下編作準備。
但中宣部1953年1月對近史所編纂“近30年史長編”之計劃提出否定意見，認為“不應以五年之力作出長編，”而“可進行近代史專題研究”。[18]近代史所遵照中宣部指示，建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分組集體研究制度，將工作重心轉移至1840-1919年之間。全所分為近代史組、現代史組、通史組、史料編輯組。其中近代史組以1840-1919年為研究時限，人員最多，在全所居於主體地位。近代史組下設3個組：第一組為經濟史組，組長為劉大年，幹事為謝璉造。主要研究中國資產階級。第二組為政治史組，最初研究辛亥革命，榮孟源任組長；第三組是帝國主主義侵華史組，後改為中外關係史組，北大歷史系的邵循正兼任組長。1954年1月設立現代史組，以董其昉為組長，成員有王來棣、王愛雲、單斌、劉明逵。研究力量比較單薄，“總的方向是為今後三年的研究工作準備條件”，“閱讀現成史書和主要史料，熟悉現代史各個時期的輪廓，並就所閱讀的史料做出索引卡片和對現有的年表進行初步補正。”[19]
1950年代史學界頗為重視1919-1949年間所謂“近三十年史”。吳玉章1951年在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言指出：“近三十年史更應當首先很好的研究”[20]。1953年劉大年在蘇聯所作報告即強調：今後“特別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歷史”[21]。但就實際操作層面而論，將1919-1949這段離1950年代太過切近的歷史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尚有一定礙難之處，很難不被納入中共黨史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軌道。劉大年號召學界加強“‘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之研究，[22]但耐人尋味的是，他本人卻絕少涉足“現代史”的範圍，足見倡議與落實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復旦大學就“厚今薄古”進行辯論時，一些學生明確表示現代史最好由親身參加過革命鬥爭的老幹部來搞，學生中則應由黨團員搞較合適，總之避之唯恐不及。[23]1964年近代史會議上，學者紛紛表示：對於現代史，“中央也沒人寫這類文章，我們誰敢寫”；即使有些研究，“一是不敢拿出來，一是有爭論只敢在家裡爭”[24]。
概言之，范文瀾在1949年後力圖集合中科院近代史所大部分研究力量，循自專題研究到通史撰著的取徑，以完成其所設想之完整的《中國近代史》。但實際上，在1950年代研究1919-1949年這段離當下過於切近的歷史尚有諸多窒礙。範氏將1919-1949年間的歷史區分為“革命史”與“反革命史”並行不悖加以研究，雖因現實局囿不久即告中輟，未能取得多少實績。但此種構想在當時的語境下不失為睿見。後來李新組織研究力量，分別著手研究編纂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中華民國史，即脫胎於“革命史”與“反革命史”之區分。
三
1954年學界展開中國近代史分期討論，胡繩等學者對範著《中國近代史》以“紀事本末體”結構敘述提出批評。范文瀾頗有觸動，在1954年《中國近代史》第9版前言中表示，他曾設想將此書整部拆散，“按照近代歷史發展的階段，重新編寫，但在現今的情況下，時間不允許我那樣做，而只能做這些葺補的工作。我很慚愧，本書的疵病那樣多，補過不遑，又未能集中時間精力編寫下冊，常常接到讀者來信催問，實在無話可對。我自知才力不勝，但仍將繼續努力，庶幾寫出一束草稿來”[25]。
近代史分期討論對於中國近代史學科化至為關鍵。范文瀾亦熱情投入其中，先後有3篇文章闡述其分期主張。[26]他認為中外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這兩種基本矛盾的消長變化、交替主導，構成近代史分期之依據。並將甲午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分期界標。[27]在眾說紛紜的分期討論中，以范文瀾和胡繩的兩種觀點影響最大。[28]最終因階級話語在當時處於強勢地位，中國近代史教學大綱採用胡繩以階級鬥爭為分期標準的觀點，胡繩“三次革命高潮”論因而獲得學科建制的支持。[29]
范文瀾反覆闡述對於近代史分期之主張，體現出其撰寫中國近代史的通盤考慮和整體架構。如果說此前範氏意在續寫，分期討論之後其意圖已轉為重寫《中國近代史》。1956年1月30日，近代史所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編寫近代史的八點計劃”。[30]范文瀾決定將原通史組成員納入，集中幾乎全所研究力量以編寫《中國近代史》。研究人員分成三組：
第一組：1840-1864年，范文瀾、王崇武、錢宏、王其榘、王會庵、黎世清。（由范文瀾負責）。
第二組：1864-1901年，劉大年、謝璉造、張瑋瑛、樊百川、李瑚、王明倫、葉倩雲。（由劉大年負責）。
第三組：1901-1919年，榮孟源、劉桂五、何重仁、張振鶴、王仲、丁原英、鄭煥宇、趙金鈺。（由榮孟源負責）。
翻譯：黎世清、鄭煥宇。經濟統計：李瑚。[31]
此書“由范文瀾負總責，劉大年協助”，設計全書分為3卷，第一卷25萬字，第二、三卷各35萬字左右，共計100萬字左右，為1840-1919年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綜合性的通史。研究人員依各自負責時段分為3組，體現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歷史分期；體裁上避免“記事本末”的敘述方法，採取按年代次序來敘述歷史事件，仿《蘇聯通史》的寫法。[32]隨後於4月開始準備擬訂中國近代史提綱。6月底擬出提綱，7月傳閱並討論。[33]此書懸的頗高，“要求在閱讀大量材料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某些重要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提供若干新的研究成果。”[34]1956年2月底，金毓黻在會議上建議停輟其他任務，全力編寫《中國近代史》。[35]劉大年在1957年1月5日全所大會報告中說：“我們可以設想，找出三個人來主寫近代史，並以每人配以若干助手，在二年內也可以寫成。但本所不願採取這一辦法，我們要從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問題，弄得更清楚、更深入。在尋找材料和摸索很多的材料的過程中，來培養青年幹部，這是非常必要的具體措施，因此編寫的期限，不能太短，我們要求的標準，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今天開始寫的近代史，為了期望把它寫好，就是經過十年的時間也無不可”[36]。力圖十年磨一劍打造精品，在當時實屬難得的冷靜。1958年的整風補課中，通史組座談會就有人提出，“範老的通史簡編工作，在所來說不是中心”，而編寫《中國近代史》才是當務之急，一切工作均應圍繞這一重點進行。[37]
范文瀾此次重寫《中國近代史》之規劃，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他將通史組人員納入，意味著《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暫時中輟，其決心可見一斑。但近代史所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組”卻仍保持獨立。范文瀾大力提倡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所建所之初即注意物色有條件研究中外關係史的青年學子到所工作，1953年成立帝國主義侵華史組。在其著意經營下，侵華史組頗具實力，並全力撰寫《帝國主義侵華史》。[38]範氏未將“帝國主義侵華史組”納入重寫《中國近代史》之任務，或考慮到撰著《帝國主義侵華史》也是極為迫切的工作。但所謂“帝國主義侵華史”，即為“近代中外關係史”，應屬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建國前的近代史著作，多以近代中外關係史為中心。金毓黻且認為，“近百年內，中國內政鮮有可述，對外關係，實居主位”。[39]重寫《中國近代史》如果不能顧及“中外關係”，無疑是相當大的缺憾。
其二，令人頗為意外的是，由範氏主持重寫《中國近代史》，採用的卻是胡繩“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架構。據劉大年日記記載，1956年4月29日晚範氏對劉大年表示：不同意將近代史分為三個部分，而認為應照主要矛盾來分期，並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不能與俄國曆史相比（指資本主義發展）。[40]可見兩人之間對於如何分期仍存在分歧。或謂胡繩的觀點在當時獲得學界廣泛認同，范文瀾亦只好順應大流。不過範氏向來在學術上能堅持己見，如今在自己主持編纂的著作中不能堅持其敘事框架，背後或另有隱情尚待索考。
不難看出，范文瀾此次重寫《中國近代史》之規劃，雖頗具雄心，然考慮未必周詳。他未納入“帝國主義侵華史組”，則近代“中外關係”這一近代史重要內容勢必受到忽視；在近代史分期架構上他與劉大年又存在分歧，以“三次革命高潮”分期，在範氏而言或多少有些無奈。這也預示著此規劃實行起來並非易事。而且自1956年提出的計劃觀之，范文瀾等人對於撰著《中國近代史》的難度還是估計過低，且有急於求成之嫌。計劃“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以前，完成全書的提綱初稿，又確定具體的工作計劃和進度，至一九五七年底完成全書的初稿”。[41]雄心雖大，卻很快發現實際進行頗多窒礙，進展緩慢。因1956年有不少研究人員參加制定哲學社會科學遠景規劃工作，“因此主要只是做了某些準備工作和擬定了一個蒐集材料的提綱草稿。1957年計劃蒐集和整理某些重要問題的材料和擬定全書的編寫提綱，並在10月後開始分頭編寫初稿”。[42]是年整風報告則指出：“通過一段時期的實踐以後，同志們意見很多，認為研究計劃與個人專長有些脫節。不能發揮個人的積極性。”[43]
1957年9月，近代史所決定改變規劃，將原來的近代史三個組合併為“近代史組”，由劉大年任組長主持編纂《中國近代史》，“由劉大年同志執筆，其他人作助手，提供資料並完成專題”，在1957-1960年間完成多卷本《中國近代史》的撰著。[44]劉氏組織人員另起爐灶，後來編成《中國史稿》第4冊、《中國近代史稿》1-3冊，但均與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並無淵源關係。
1956年范文瀾主持編纂《中國近代史》的規劃不了了之，除了種種客觀因素之外，尤為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範氏此時尚無法真正中輟《中國通史》的撰寫而全力投入重寫《中國近代史》，分身乏術難以兼顧。
四
1956年重寫《中國近代史》的計劃受挫，范文瀾對此始終不曾釋懷。1958年10月，66歲的範氏因病休息，此後病情稍好，即帶病工作，至1964年完成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一、二兩冊，乃重新將工作重心轉到近代史。但畢竟因年老體衰，他已然放棄重寫，轉而著手佈置續寫《中國近代史》（1900-1919）。
範氏續寫《中國近代史》，所倚重者主要為李新、張俠、楊詩浩、丁賢俊等人。張俠是範氏從水電部調入近代史所以“專心研究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一段軍事史”。[45]丁賢俊1965年初入所即明確其工作為協助範氏續寫近代史。範氏頗具雄心，1965年5月致函助手蔡美彪：“我純主觀主義地以為還可活十年。這十年裡如果做得緊湊，古、近史都有可能完成”[46]。
據丁賢俊回憶：“範老在1952年手擬的八章題目，只是簡單的提示。後來經過幾次談話，逐漸形成了詳細的‘節’及每節的要旨。他所定的下冊第一章：‘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日俄戰爭’。隨後便擬定為五節。”“範老又告訴我寫這一章，地方的資料很重要，他讓我用他的名義給東北文史研究所（在長春）的所長佟冬寫信請予協助。佟冬即刻作出熱情回答：他將大力支持資料徵集工作，並邀請寫書組來年暑天到長春去利用他們收集的資料，一切生活、寫作的問題由他解決。隨後又派一位姓王的女同志來京見範老，表示將派當年新分去的歷史系大學生一起參加，人力足以保證。”但後來赴長春蒐集資料因故未能成行。[47]
1965年7月，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安排赴江西進行第二批“四清”，續寫範著《中國近代史》被作為與“史學反修”同等重要的工作受到特別對待，李新等4人未安排參加“四清”。[48]不過，隨著“四清運動”如火如荼進行，至1965年底提出必須最大限度保證“四清”，丁賢俊等被派往江西支援四清，續寫工作被迫暫停。隨後1966年“文革”爆發，一切均脫離常軌，續寫自然難以為繼。
1968年7月20日，毛澤東派其女李訥給范文瀾傳話：中國需要一部通史，在沒有新的寫法以前，還是按照你那種舊法寫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還要包括現代。[49]得此“尚方寶劍”，續寫《中國近代史》重新被提上日程。因毛澤東提出應將“現代”納入，范文瀾還想找何干之、胡華等革命史、黨史學者參加續寫工作。[50]近代史所軍工宣隊也頗為重視，出面安排張崇山副所長的一大間房，又安排餘繩武等幾位研究能力強的“高手”加入。1969年范文瀾病逝，續寫工作仍在進行。範氏生前對續寫的8章的章節作了大致安排，但誰來統寫則未及議論。此後續寫工作又有波折。1970年研究人員普遍下放“五七幹校”，寫書組由軍宣隊的排長領導得以維持，但多數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續寫工作事實上停頓下來。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由軍宣隊通知，續寫工作還得繼續。丁賢俊、張振鵾、趙金鈺等人於1972年前返京，與留在北京的餘繩武、吳劍傑、丁名楠等人重整旗鼓開始續寫《中國近代史》。張振鵾分工研究清末新政，很快投入工作。[51]
但因范文瀾已病逝，無人可以承擔下冊書稿的統寫之責，以與上冊完美接軌。李新提出用吳玉章的《辛亥革命》予以擴充，作為下冊“辛亥革命”單章先出，遭到丁名楠等人尖銳反對：“那就不是續範書，而是寫吳書了”。也有人提出請劉大年掛帥，但劉表示：他無法達到範的風格和文采，續範書出力不見功，不願承擔。如此一來，續寫工作遂告擱置，無疾而終。[52]
李懷印認為，范文瀾在“1956年後他很少寫近代時期方面的作品，有意識地避開中國近代史中有爭議的和不確定的領域”。[53]以範氏敢於在漢民族形成等問題上同斯大林叫板的學術個性，說他有意迴避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爭議，可能未必確切。事實上，縱觀范文瀾在1949年後重寫、續寫《中國近代史》的構想及具體佈置，可以看出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開創、完善中國近代史學科而做出的不懈努力。筆者以為，建國後“十七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不能侷限於公開發表、出版的著作，而有必要進一步挖掘史料，弄清前輩學人的實際作為，避免對之做出過於簡單的價值評判。
註釋
[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2頁。
[2]《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要點》，《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另據蔡美彪回憶，“1943年黨中央組織人力，分別編寫四部著作，負責人分別是：經濟史陳伯達，政治史范文瀾，軍事史郭化若，文化史歐陽山”。參見蔡美彪：《嚴謹務實淡泊自甘-一代史學宗師範文瀾》，《社會科學管理與評論》，1999年第1期。二者有所出入，但范文瀾僅負責政治史這一點吻合。
[3]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新華書店1946年版。
[4]餘繩武：《追憶范文瀾同志》，《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6頁。
[5]榮孟源：《范文瀾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86頁。
[6]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再版說明》，華北大學1949年版。僅“略有增刪”，當時資料匱乏為要因。
[7]牟安世：《我寫》，《書林》1983年第5期。
[8]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再版說明》，華北大學1949年版。
[9]榮孟源：《學習范文瀾同志》，《光明日報·史學》1981年6月28日；彭明：《范文瀾治史的我見我聞》，《文史知識》2000年第12期。
[10]金衝及：《憶胡繩同志》，《思慕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09頁。
[11]方回：《介紹幾部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新書》，《光明日報》1953年4月4日第3版.。
[12]《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年第1期，第83頁。
[13]參見《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工作概況》，《科學通報》1951年第1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年第4期。
[14]《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況》，《科學通報》1950年第4期，第259－260頁。
[15]《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題目》，《中國科學院史料彙編》（1952年），第20－21頁。
[16]《李瑚日記》，未刊手稿，藏李瑚家。
[17]《李瑚日記》，未刊手稿。
[18]《李瑚日記》，未刊手稿。
[19]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第三所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研究工作概況》（1954年）。
[20]吳玉章：《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進步日報》1951年9月29日。
[21]劉大年：《中國歷史科學現狀》，《光明日報》1953年7月22日第2版。
[22]劉大年：《需要著重研究“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歷史研究》1958年第4期。
[23]復旦大學歷史系編：《厚今薄古辯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版，第16、17頁。
[24]近代史所檔案：《1964年近代史討論會記錄》。
[25]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九版說明》，《范文瀾全集》第9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頁。
[26]1954年5月在中國文聯舉辦的中國近代史講座作題為《略談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的講演，講演稿發表於1956年10月11日《光明日報》“史學”副刊；1954年11月在歷史第三所舉行的學術報告會上作關於分期問題的報告，報告稿在1955年1月以《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為題刊載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二集，是年10月《新華月報》全文轉載；1956年7月為全國政協委員會舉辦的中國近代史講座作題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的報告，是年10月25日《光明日報》“史學”副刊發表。
[27]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范文瀾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22頁。
[28]1956年高師文史教學大綱討論會上，即主要是范文瀾（孫守任）、胡繩兩種觀點之爭論。陳繼民：《高師文史教學大綱討論會關於歷史科目教學大綱討論情況簡介》，《歷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29]詳參趙慶雲：《“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30]《劉大年日記》，未刊手稿，藏劉潞處。。
[31]如此安排，“可以與過去的工作基本上銜接起來”。據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計劃·附件》；《李瑚日記》，未刊手稿。
[32]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計劃·附件》。
[33]《李瑚日記》，未刊手稿。
[34]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情況和研究計劃》（1957年1月）。
[35]金毓黻：《靜晤室日記》，遼瀋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1頁。
[36]《靜晤室日記》，第7370頁。
[37]《通史組座談會意見》，近代史所檔案：《整風補課資料》（1958年）。
[38]李瑚：《近代史所十年大事簡記》（1951—1960），未刊手稿，藏李瑚家。承李瑚先生為筆者提供複印件。張振鵾：《回憶範老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2008年1月15日採訪張振鵾先生記錄。
[39]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46頁。
[40]據《劉大年日記》（未刊稿），藏劉潞處。
[41]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一九五六年研究工作計劃·附件》。
[42]近代史所檔案：《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工作情況和研究計劃》。
[43]所謂“研究計劃與個人專長有些脫節”，當指王崇武等原“通史組”成員對於近代史並不熟悉，難以發揮其專長。據近代史所檔案：《歷史三所邊整邊改情況的報告》（1957年）。
[44]《李瑚日記》，未刊手稿。
[45]“范文瀾致張俠函”，近代史所檔案。
[46]蔡美彪：《回憶範老論學四則》，《歷史教學》1980年第1期。
[47]丁賢俊：《我與近代史所》，《回望一甲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526頁；2016年1月17日丁賢俊訪談記錄。
[48]“近代史所致學部黨委函”，《四清有關檔案》。
[49]《范文瀾同志生平年表》，《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頁。
[50]《革命史家胡華》，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頁。
[51]2016年1月17日丁賢俊訪談記錄；2016年1月29日張振鵾先生訪談記錄。
[52]丁賢俊：《我與近代史所》，《回望一甲子》，第528-529頁；2016年1月17日丁賢俊先生訪談記錄。
[53]李懷印：《在傳統與革命之間-范文瀾與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現代哲學》2012年第6期。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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