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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是我國近年來城市化快速發展背景下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地方為了追求拆遷效率，壓制拆遷成本等種種原因，對需拆遷但未談妥拆遷條件的所謂“釘子戶”，往往採取非法強拆的途徑予以拆遷。
對於非法強拆，有的“釘子戶”逼於無奈只能在非法強拆完成後接受拆遷單位的賠償條件，但是，也有“釘子戶”通過暴力抗拒非法強拆，表達其對非法強拆的不滿以及對拆遷補償期望的堅持。
暴力抗拒非法強拆的行為往往會引發出兩種結果：
第一種是非法強拆因暴力抗拒而停止，沒有任何傷害結果的出現；
第二種是非法強拆沒有因暴力抗拒而停止，暴力抗拒具體行為實施過程中造成損害結果出現。
對於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所導致損害後果的認定，刑法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較大的爭議。主要關注點正在於暴力抗拒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暴力抗拒非法強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弱勢群體對維護自身權益所採取的措施會否受到客觀公正的法律評價的關注。
暴力抗拒非法強拆往往伴隨著一定傷害行為甚至傷亡結果的出現，例如，河北的賈敬龍殺人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賈敬龍被判處死刑是否恰當等一系列法律問題都是公眾十分關注的問題，這讓賈敬龍案件一度成為 2015年社會熱議的焦點問題。
法律社會評論
對於賈敬龍的報復行為，本文認為要放在一個連貫的情節下來評價，而不應只抽出行為產生的結果片面地作為判決的依據。通過連貫的分析，可以判斷出賈敬龍的報復行為主要是因為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長期積累義憤所致。這與張明楷老師認為的“當場基於義憤的殺人，因受被害人長期迫害的殺人，基於被害人請求的殺人及‘大義滅親'的殺人等，屬於情節較輕的殺人”的觀點是共通的。
法學界對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成為司法實務中的一個難點。
筆者認為，暴力抗拒非法強拆的定性主要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暴力抗拒非法強拆與正當防衛之間的關係容易混淆。
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暴力抗拒非法強拆通常會符合正當防衛的某些構成要件，例如非法強拆正在進行、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是為了阻止非法強拆的進行、暴力抗拒非法強拆只是針對非法強拆實施人、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沒有明顯超過必要的限度等，在司法實務中如何準確把握暴力抗拒非法強拆與正當防衛幾個構成要件之間的關係仍然存在一定的難度，以致一些類似的案例其判決的結果出現較大的差異。
其二，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案件的敏感性致使判決容易出現傾向性。
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案件的雙方往往實力差距懸殊，一方是死守房屋的小市民，另一方往往是財大氣粗的
地產企業或全副武裝的政府部門，在“仇官”、“仇富”心態普遍存在的今天，暴力抗拒非法強拆案件的判決往往牽動著廣大市民的神經，而似乎公眾往往習慣支持弱者，聲討強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暴力抗拒非法強拆的定性往往還要結合民意聲音，從而使相關案件的判決存在著更多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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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部分內容 汪張嚴發暴力抗拒非法強拆的正當防衛因素探析，不一一註明；僅供學習交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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