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的领土范围（1855年）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自德川家康1603年受封征夷大将军开始，直到1867年末任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为止。
日本地理位置图
传统史观认为17世纪的日本江户幕府之所以实行锁国令，禁止民间与外国人交流、封闭国家对外贸易，是为了阻止外国文化在国内得以滋长形成内忧。日本持续200年的锁国，甚至被视为延迟国家现代化的元凶。二战时期和辻哲郎把日本近代早期的失败归根到锁国，否定锁国论，化身封闭、避世和狭隘集权的代名词。但真是如此吗？
传统史观把日本国家败仗归根到锁国，但真是如此吗？图为狩野内膳绘制《南蛮人渡来図》
放眼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步伐，亚洲日本似乎在锁国迷思中走失。然而，在宽永17年（164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进入长崎出岛，开创与日本江户幕府长达200多年的贸易。荷兰对日本的特殊性，使日本进行高度集权的政治操作，逐步发展出中央控制的海权意识。荷兰正好是幕府开拓国际关系的契机，让国家有效地进行现代化。也就是说，单凭这段贸易就足以影响日本的国家发展蓝图方向和未来路线。
一片海域两个国家，不但谱写帝国的诞生，更是见证海洋外交对国家的重要性。
日本旧国郡区分图
壹
▌误国还是收权？充满争议性的“锁国”一词
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施行的外交政策，去解决国内外各种问题。锁国政策主要根据1633年颁布第一次锁国令开始，1635年被纳入法律体制的锁国令：
“国民出入境的自由，限制天主教的传播，限制对外贸易。”
当初实行该政策时亦称呼为“海禁”，锁国这名字是由兰学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提出。永积洋子在《朱印船》中，她把锁国令视为幕府收纳海权手段。也有学者提出锁国令不是日本幕府的“原创”，更多的是受到明朝和朝鲜的禁海令影响，从而制定出一套以控制海权为主的政纲。但是，“锁国”一词其实充满误导性。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进入长崎出岛，开创与日本江户幕府长达二百多年的贸易。
首先，日本在德川时代没有完全封锁国家，幕府长久以来有4个的国际贸易窗口，分别为连接山丹（指黑龙江一带）的虾夷地（指北海道等地）、连接琉球王国（冲绳）的萨摩藩（指九州西南部）、连接朝鲜的对马藩（指长崎县和佐贺县）和连接世界的荷兰人。
德川家康
其次，幕府高层持续对东南亚国家和欧洲各国释出外交善意，比如1599年德川家康委派对马藩主宗义智修复与朝鲜的关系，并于1607到1682年间有七位朝鲜来使访日。他甚至邀请英国人担任外交顾问，在平户建立起商馆和工厂。
德川家康曾经邀请英国人担任外交顾问。图为舞台剧，描绘德川家康与三浦按针的故事。
第三，日方试图多元化国内的贸易路线，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日的商业竞争。可见德川幕府并没有想像中般封闭落后，比当时的中国和朝鲜更为国际化。
虽然幕府包容国际文化和倾向多元贸易，却在1633年下达锁国令，并于1641年落实全面的锁国政策。德川政权的两极态度，让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文化限制，史学家试图用1637年的岛原之乱和天主教管治问题来解释这个转折。
岛原之乱的天草四郎。
岛原之乱是由于天草四郎和所属一揆不满幕府及大名治理，于是爆发成一场宗教冲突的内战。当然，岛原之乱敲响了幕府政权的警钟，但把一场地区骚动和全国规模的锁国令划上等号，似乎过份草率和无视历史细节。
日本地名
贰
▌为何锁国？葡萄牙先于荷兰进驻日本，天主教传道对阵禁教令
日本地图
日本与荷兰人经商之前主要是与葡萄牙人贸易，长久而来双方无论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显然为传统日本体系带来影响。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对日本西部社会的渗透发酵成管治危机，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业和治理之间取舍。究竟锁国是否是回应天主教危机，就要审视天主教是否真正对日本构成威胁。
1549年由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院士方济·沙勿略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日本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进入日本的天主教传教者。此后，日本天主教发展迅速，最高峰时期吸引75万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得以在日本灵根自植，有赖天主教院士奉行“商教合一”的原则，天主教与葡萄牙商人联合传教，一边成为商家中介人，与当地大名建立贸易关系。而葡籍商人最初以大分、平户及鹿儿岛作根据地，地方大名会要求传教士传道时进一步强化当地的商业体制，以巩固双方交易关系，久而久之葡萄牙商旅就在三地建立常用港口。
天主教当时对日本社会构成一定冲击。改编自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的电影《沉默》，故事正在此一时空背景。
九州各大名在面对天主教徒的贸易和信仰冲击时，大多采取接受或抗拒态度。例如战国大友宗麟大名接受洗礼后，容许耶稣会在其领地建立医院和会院；大村纯忠大名对天主教极度欢迎，举家成为日本史上第一名吉利支丹大名，即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但是肥前平户藩主松浦隆心受到境内僧侣压力，禁止耶稣会士传道工作；岛津义久逐教士出境外，却被葡方断绝生意往来。可见天主教当时对日本社会构成一定冲击，然而真正内化天主教成管治问题正是教士采取“商教合一”的手法，令西部吉利支丹大名得以通过与葡萄牙贸易累积资本，直接增加中央管治的压力。
1556年葡萄牙人抵达日本丰后大分地区，而葡萄牙商旅获得连年交易的官方准许；1570年耶稣会费格来道神父得到大村纯忠大名的支持，在福田一带建立长崎港口，为日后葡萄牙来日做好长期贸易的准备。葡萄牙人1557年在中国澳门立足，成功打通“澳门—长崎”的联系，稳定了九州各大名和葡萄牙之间的频繁贸易。
早期耶稣会透过交易每年在长崎和茂木获得一定收益，已经在九州一带发展出具规模的经济自足能力。1579年意大利裔范礼安神父访日，大规模设立神学院和医院、强化现有布道组织和视察各地传教工作；1583年，距离天主教进入日本仅有三十年，在有马、大村、平户、天草、五岛、京畿、丰后等地信徒已达15万。同时期，大村纯忠向范礼安表示愿意出让长崎和茂木两地予耶稣会无限期使用。条件则是：
“商人需每年上缴一千葡元税金，境内日籍人士纠纷由大名处理。”
大村纯忠更派遣“天正遣欧少年团”与范礼安远赴罗马朝拜教宗，足证天主教已经渗透日本部分社会，构成对固有日本佛教文化体系相当大的冲击。故此，丰臣秀吉于1587年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大意为日本不能容纳天主教义的内化，社会因宗教冲突而有破坏神社、曲解佛经等伤风败德之非法行为，勒令传教士20天内离日返国。16世纪末最严重的事故是在1596年一艘名叫圣菲利浦号的船停泊土佐时，被丰臣秀吉怀疑有意入侵日本，对船上1名葡萄牙籍耶稣会士、20名日本人、4名西班牙人、1名墨西哥人，总共26名天主教相关人士处以极刑。
在1596年一艘名叫圣菲利浦号的船停泊土佐时，被丰臣秀吉怀疑有意入侵日本，对船上二十六人下达极刑。
虽然幕府实行针对日本天主教传播的禁令和限制，却依然容许葡萄牙人进行贸易，证明禁教令无意伤害日葡商贸关系。日本不能积极回应天主教和葡萄牙的问题，均因葡萄牙垄断资源出入的代理身份，而日本极度依赖葡人的跨国买卖能力，在经济和文化两者间选择了前者。锁国的目标某程度上是指向文化问题，但更多是脱离对葡萄牙的经济依赖。日本碍于时局被逼向葡方妥协，令幕府不能积极应对葡人所引起的国内矛盾，使锁国及禁教令迟迟未有落实。
图为位于日本长崎的二十六圣人纪念馆。
叁
▌锁国矛盾：重新把持经济命脉，难以取代的葡萄牙贸易？
1603年日本在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将军，开始进入江户幕府时代，意味着葡萄牙天主教的“商教合一”进入新时代。尽管日本全国已施行过禁教令，据统计，在长崎的信徒数字反有增无减：1587年有20万名教徒、而1614年已达30万多，可见禁教令根本未认真执行，民间天主教风气依然旺盛。
日本-倭寇
原因在于那时的国际时局不容许日本放弃与葡人之间的密集贸易。由于明朝曾下达“片板不许入海”之令，对日本采取严密的禁商活动，就算明隆庆元年（1567年）间对海外贸易政策作出调整，有限地开放禁海法令，明朝仍不容许与日进行商贸。葡萄牙1547年开始填补中日之间的空缺，中国澳门、台湾作为运输中途站，开始对日本辐射大量商品。其中中国以出产米、丝绸、香料、药材等，而日本则用金、银、铜、刀剑等做买卖。中日的间接贸易以白银和丝绸为主，日本透过输出大量白银作为向葡萄牙人购买商品的本钱。
葡日交易输出白银
日本在1610-1635年间平均每年输出400至500万两银；而1615-1625年则输出350-430万两，日本依赖大幅输出白银去换取生丝等必需品。葡萄牙人获悉日本京都丝绸业极需要生丝原料，于是通过垄断中日之间的中介服务每年去提供1000到1600石的生丝。
到1610年间已经上升到3000石，1620年间去到高达4000石的交易量。日本对外贸易除因白银和生丝严重倾斜至葡人，其铜、金等业务都有赖葡商购买，值得一提是日本铜矿被葡萄牙人大手购入后制成兵器，加固自身在东亚事务的安全。结果葡萄牙人成为日本海外货品的主要提供者，就算政府用禁教令亦恐怕会伤害日葡之间的交易网络，而幕府初期亦未从关原之战恢复过来，外贸政策处于被动状态。
图为获得幕府许可，与安南国进行朱印船贸易的商人角仓了以，其所拥有的角仓船。
1610年在长崎湾外有马氏袭击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导致船长和几十名官员死亡。事后德川家康原本下令处决葡人俘虏，却认为会有损日葡关系，因此命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広向葡人传达不想中断关系的信息。其后1612年德川幕府第一次下达严厉的禁教令，规定国内所有传道士必须驱离出境，教堂传教需要停止；甚至后来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事件，在长崎约有55名教徒被处以火刑或斩首，以肃清打压国内不稳的天主势力。
以上两国之间的官方或民间冲突，都反映日本开始视天主教/葡萄牙为潜在隐患，但从日葡商业关系资料来说至少双方交易没有严重受挫。何以幕府不肯放弃葡萄牙人这个对文化和国防构成管治失效的心头大患？都因当时幕府一样难以脱离对葡方的经济限制，仍未将对外贸易从地方大名收回中央手中。
朱印船（宽永年间，1634年所绘）
比如幕府在1601年创设“朱印船”制度，规定本国一切对外交易需有官方许可才能出航；和在1604年建立“丝割符”制度，透过专职采购统一向葡商购入生丝，再比率分予国内各地制造商。
两者都是中央试图垄断国内商业活动的措施，但由于推行时间尚早而未有成熟体系，各大名尚有空间私下进行买卖。历史学者岩生成一研究，朱印船在1604年开始至1635年有356次出航，其航线遍布东南亚包括信州、高砂、安南、东京、顺化、交趾、吕宋、柬埔寨等地。朱印船的出航数量尚算频繁，但整体盈利远比葡萄牙为之少，葡萄牙单船的盈利就已经超出日方五至六倍，而朱印船的发展一直未能撼动葡人对日本的垄断。幕府的失败很大程度是没有成熟的商业网络配套，由于葡萄牙在澳门、长崎、马六甲和果阿设立商贸站，能够持续提供异地货物和进行长距航行。
对日贸易盈利表
而朱印船最多伸延到东南亚附近，仅有为数不多的日本町提供短期补给，难以与欧洲远航比拼。所以，幕府通过朱印船对海洋贸易的控制，可说是彻底失败，需要回到九州大名和葡商的联系获取国际货品。
1633年幕府正式推行第一次锁国令时，严禁没有官方奉书的日本船出海，令朱印船踏入尾声。
在荷兰人到达日本并发展商业关系之前，幕府不断退让和包容葡萄牙人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其实是因没有替代交易对象可以选择。后来出现的锁国令，就是当中央收权成功后重新把持经济命脉，为了稳固实力而所推行的集权政策。锁国从来不是避世的狭隘短视，而是适度有为的长远外交目光。
锁国从来不是避世的狭隘短视，而是适度有为的长远外交目光。图为狩野内膳绘制《南蛮人渡来図》
肆
▌锁国契机：荷兰人来到日本
荷兰人的访日，加快了日本中央权力的形成，并间接促成锁国令的推行。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舰。
假如荷兰人从来没有来到东亚，日本往后的交易很可能继续被葡萄牙人和天主教钳制，而幕府集中权力的过程也未必能如历史中顺利。
1598年荷兰商人派出五艘船去寻找香料群岛的航线，但最后一艘船，在日本附近搁浅，船上106名船员只有24人生还，其中一位就是荷兰人。这一次的无心之失，启发了荷兰人进行远洋贸易的契机。
《南蛮人》，狩野内膳。日本藉由对葡萄牙贸易，无论在文化、宗教和合作上，都为传统日本体系带来显著的影响
时值欧洲80年战争期间（1568-1648），荷兰正要从宗主国西班牙中脱离出来，而葡萄牙同为西班牙的王朝联盟，在经济竞争上又成为荷兰的敌人。于是荷葡双方把战线拉到亚洲，荷兰人在远东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19年荷兰人在雅加达王国的遗址上建立港口城市巴达维亚（雅加达），成为重要的东南亚中枢港。
图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巴达维亚。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多次向明朝申请借地不果后，于1622年决定入侵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却出乎意料地失败。结果荷兰在1624年终于在台湾建立起热兰遮城，在亚洲立下稳固的根据地。
荷兰上述连番成功，奠定了日后贸易的基础，同时削弱葡萄牙商人的强健贸易资本。荷兰一方面慢慢消磨葡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亦在日本表现成更适合的交易对象。
1633年9月一份寄给荷属东印度总督布劳威尔的信中记载公司营运的重要原则：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服从这些亚洲国家的律法而免于诉诸武力，至少我们可以承受这些律法和传统中，获取利润和继续营商。”
荷兰为了方便交易，通过承认外国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在交易时大多接受各国要求。相比起葡萄牙人一手交货一手传教，荷兰人的交易模式明显对本土社会造成较少破坏力。荷葡商人各自的差异源自宗教分歧，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着重传教，所谓“商教合一”不过是为建立天主国度的手段。而荷兰人所信奉基督新教（喀尔文教派）强调劳动的重要性，甚而异化成个人获利等同荣耀上主的道德标准。双方的宗教取向构成了他们各自对经济和信仰的取态。
所以对幕府来说，看重赚钱谋利的荷兰人远比处处传道的葡萄牙人来得安全。荷兰人通过正式往来和私人书信幕府建立良好关系，例如在1609年受到幕府高规格的待遇后，每年荷兰人都会受邀到江户进行“宫廷之旅”。而在《异国日记抄》中记录的书信中，日本幕府对荷兰人表达亲密善意，称呼双方为朋友。
整体来说，幕府对荷兰人的态度日渐暖化，而1609年开设的荷兰商馆更是双方关系常态化的象征。一切的一切都反映日本出有意识地倾向荷兰人，寻找替代葡萄牙的可能性。
荷兰人日后的贸易方式基本上被日方垄断，图为川原庆贺的《兰船入港图》，描绘在出岛居住生活的荷兰人。
伍
▌锁国时刻：1640年的出岛，扬弃葡萄牙，迎接荷兰和锁国的降临
出岛
平户荷兰商馆的建立，体现江户中央集权的两个层次：第一，日本重夺商品控制权，有力主导外国人的买卖；第二，荷兰在平户的建设受到幕府多次限制，证明日方重握文化话语权。
就商品控制而论，丝割符制度本身就是日方通过集体操作去制衡价格浮动，而荷葡商人只能经丝割符商人的中介服务出售商品。设立平户商馆时包含了战略考量，幕府政府定期向平户输出各种产物，并希望透过荷兰进一步开拓火器、弹药、食材等国际市场。所以，荷兰人的来访以及一连串对日外交行动，都是幕府有意为之的外交策略，而荷兰人日后的贸易方式基本上被日方垄断。
客观来说，日本对各国商人都采取相同的交易限制策略，唯独荷兰人最能理解个中手段。
客观来说，日本对各国商人都采取相同的交易限制策略，如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同样面对丝割符制度。然而，在利益计算和贸易冲突中，葡萄牙人的先天文化不容，持续刺激幕府令双方关系恶化；而英国人在1623年受不了营运亏损而突然中断贸易。唯独荷兰人，在1623年的平户商馆一路走来，多次退让和承认幕府的无上权威，成功建立双方互信的基础。正因德川政权获得荷兰这个新朋友，代表中央集权的锁国令才得以面世。
锁国正如传统史观描述，是由于幕府受到持续的文化矛盾，从而被激化出封关思想。但实际上，日本政府并没有为文化而放弃经济合作，如果没有跨国商贸，其实对全国的经济伤害远超地区骚乱。1637年的岛原之乱固然是锁国的助燃剂，更大程度是幕府在1633年巩固了荷兰人的关系，并在设立平户会馆之时把握集权机会。
江户城，即幕府所在地
其后1639年和1640年的日荷事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谦卑态度，令幕府终于知道它的权力拼图已经完成最后一步。于是用锁国向天下宣布权力重新归一，江户变成控制商贸、文化、海权等的全方位政权核心。透过1628年的滨田弥兵卫事件、1633年的日荷回暖，以及1640前后的日荷冲突，荷兰进入幕府的统治思想，化成日本集权化的最终一步。
在荷兰得到台湾之前，日本早有和原住民和汉人进行走私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有台湾后开始向日商收税，但由于荷商在日本有免税待遇，于是日本商人拒绝向荷兰交税。
1628年滨田弥兵卫来台，被荷兰长官彼得·奴易兹登船没收武器。滨田弥兵卫在监禁期间绑架奴易兹及其家人。
1628年滨田弥兵卫来台，被台湾荷兰长官彼得·奴易兹得悉持有大量兵炮，因此登船没收武器。滨田弥兵卫在监禁期间带来数十名日本人，绑架奴易兹及其家人，原本日方承诺会释放奴易兹，但其后违反承诺，监禁荷兰人并关闭平户商馆，最后到1633年才重新建立关系，史称“滨田弥兵卫事件”，日本称之为“大员事件”。这件意外无疑打击荷兰东印度公司营运。无可否认，幕府再一次彰显它在海权上的控制和影响，而荷兰在和谈中得不到好处，最后公司理事会得出以下结论：
“公司的人员必须谦卑、虚心、有礼貌和友善，并对日本人非常亲切，最后我们会获取他们的信心。虚心就是要谨慎的言行和处事态度；谦卑是提醒我们不同用高傲的心态挑战这个国家，反而要时刻保持卑微；服从是顺服他们的律法，也不用显得懦弱迁就，或用零碎的方法维护公司利益。”
荷兰公司态度的转变如同布劳威尔的信一样，不惜放弃自身尊严和地位去谋求利益。纵观各欧洲商业国，日本始终认为荷兰的态度最务实，于是决定再向荷兰开港。而1640年前后的事件可谓荷兰公司在日本的最后试炼。
1637年爆发岛原之乱，幕府随即要求荷兰人协助攻城。图为岛原阵图屏风战斗图。
1637年爆发的岛原之乱，幕府随即要求荷兰人协助攻城。荷兰人多番在幕府身边表达自己和葡萄牙人之分别，并宣称自己同样深受其宗教冲突之害。1639年日本驱除葡人出境和要求荷兰人的平户商馆搬迁到长崎出岛上，荷兰人当然非常乐意跟从。当母公司发信询问平户馆长，是否需要荷兰省长亲自委派一名大使协助日荷之间的贸易，馆长有以下的记录：
“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日本发展得很好，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差派来使来谢恩呢？生意上的事情并不需要差派大使。我们只是忠于君王和幕府，他们亦只会讨论皇室事务而不是商务，只会讨论战争和要求援助，派遣使者只会产生问题。”
1640年幕府下令平户往长崎搬迁，却发现荷兰人在新盖的房子上刻有公元A.D. 1639的字眼。这对幕府来说是大不敬之罪，而将军下令要拆除建筑物的时候，馆长立即跟随政府要求并说：
“皇上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立即执行。”
听到这句话，负责拆除工程的官员顿时松一口气。
日本明确能分别荷兰和其他信奉天主教国家的差异，而荷兰亦恰到好处地符合幕府的要求。因此，1641年荷兰正式接替葡萄牙人成为江户唯一欧洲出口商，同时1641年的锁国终于完成。
当时德川幕府完成权力洗牌，把对经济和文化的掌控权从葡萄牙手中收回，再通过操控荷兰确保海外交易继续流通。朱印船制度，对外来宗教的包容，对海外移民等政策，根底里都是确保日本享有外来资源，而在肯定日荷关系之时，上述政策逐渐透过锁国令消除。原因无他，正是国家重整权势后，能重新集中经济权于幕府手中。
日本能明确分别荷兰和其他信奉天主教国家的差异，而荷兰恰到好处地符合幕府要求。 图为《阿兰陀人飨宴図》
陆
▌幕府锁国：选择荷兰的国际考量，国际情报系统萌芽，启发日本海军的常态发展
朝贡体系下，明朝作为天朝大国立于国际秩序中心，其余国家皆位列之下。但是，当时日本和明朝交恶后并没有积极来往，双方反而通过禁海令和限制人民自由出入，厘定各自的界限。
日本的锁国令事实上不断呼应中国的禁海令，确立在海权运用上的自主性。派遣使节、流放人民都是稳固海权和人口流动的重要基石，而情报流通和海防外交更是最重要的一环。荷兰人的出现，正好满足这两个要求，令日本锁国不是徒具形式的禁海，而是一个国家真真正正对海洋的控制。
在情报流通方面，除了日本持续吸收外国经验，设立以研究荷兰学说的“兰学”外；《唐船风说书》和《荷兰风说书》等报告记录，成为外来情报的重要来源。幕府要求每一艘进港船提供海外情报并将之有系统地记录下来。比如松方冬子研究荷兰风说书如何令幕府得悉台湾郑氏政权的瓦解；而在《和兰风说书集成》中甚至有着荷兰在80年战争的战果记录。幕府在一份份风说书之中梳理出远洋事务的轮廓，而国际情报系统亦从中萌芽。
出岛在1641年后，被荷兰人多番改造后成为长崎防线的要塞，伸延幕府在九州的海洋防务。
幕府驱逐葡萄牙人后，意识到海防设备的贫乏。因此幕府对出岛进行军事化，而荷兰人慢慢养成保存军备的习惯去满足将军要求。从购买火器和设立兵库，到火药的研发和长期驻军，荷兰人令出岛成为日本最欧化的海岸防卫中心，这些努力最后启发了日本海军的常态发展。
总结锁国对日本现代化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锁国是重整国内商业实力分布，从“大名—葡萄牙人”置换成“幕府—荷兰人”。当经济实力回到将军手中，德川政权才正式在日本全国建立起来。大名同时因葡萄牙人离去而经济日渐消沉，无力动摇中央的威信。
第二，文化交流被重新收纳在官学之中，以往西方文化以天主教形式进入日本社会，难以控制之余又容易燃起社会火头。岛原之乱和以前一系列宗教冲突，不断提醒幕府要处理文化不容这一个烫手山芋。江户巧妙地通过外交力量软化荷兰，成功转化为一个专精交易、不传教的文化伙伴。
图为慕末时期的长崎。
最后，锁国使幕府树立现代国家的雏形，在人口流动、航运、船业定下泾渭分明的律令体制；在情报交换和海洋防务上领先邻近国家。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锁国令，幕府亦无法如此高效地形成对海洋事务的唯一控制。因为有荷兰人，日本幕府才有机会进行锁国，而锁国再不是消极避世的态度，却是积极入世的国家想像。
德川时代是刻意在亚洲朝贡体制下和受到附近国家的禁海传统刺激，自行选择锁国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纲领。重新认识锁国思想，不再停留在国家内乱层面，而忘记背后国际政经角力的脉络。回望风风火火的17世纪，就能发现日本面对多国的经济战争、明清交替、国内准备迈向一统等内忧外患。幕府的外交智慧，幻化荷兰人为锁国的最后拼图，筑起领先邻国同济的国际商贸视野。
没有海洋外交的智慧，只会慢慢被他国的海潮淹没，失却发展国家的良好时机。日本400年前的外交谨慎提醒我们，谁成功操控海洋，谁就能进一步发展国家主权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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