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大明朝，很多人都會嗤之以鼻，說明朝皇帝多奇葩。說的沒錯，雖然說皇帝有任性的資本，可也沒有像明朝這樣的。“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這就是明朝崇禎皇帝幹出的事。當然，雖有點荒誕，但好歹還有一份氣節在。可今天要說的這位皇帝，真讓人無言以對了，懶惰、好酒色、三十年不上朝……對，就是集能幹與腐敗於一身的明神宗朱翊鈞。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朱翊鈞在位初之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親政後，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開創了“萬曆中興”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崩，終年56歲，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幼年歲月
萬曆幼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
朱翊鈞的父母
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綵，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
迷信修道嘉靖聽信道士的話“二龍不相見”，到死也沒有見自己的兒孫
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於這個皇孫的出世並不高興，而是產生一種憤恨的心理。因此，關於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 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萬曆帝是穆宗的兒子，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萬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 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瞭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萬曆帝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輦以出”。 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萬曆帝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萬曆母親李太后
十歲即位
十歲萬曆在母親陪同下繼位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 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託之後，掩淚而出。第二天，隆慶帝即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即位之後，在讀書方面，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衝，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只千古矣”。
黨爭不斷
高拱是隆慶皇帝最信任的大臣，鬥垮了徐階，隆慶帝一死，就被張居正聯合馮保鬥垮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歪曲“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打垮高拱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 。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按照隆慶帝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衝，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鬆地通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衝，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裡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聯合馮保鬥垮了高拱，張居正為內閣首，進行改革，推行新政，大明朝一篇欣欣向榮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神宗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臺（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箇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 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於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於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 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神宗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1573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皇帝殆政——三十年不上朝
朱翊鈞親政後，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曆三大徵雖然都勝利了，但是拖垮了明朝財政，將張居正改革成果消耗殆盡，為明朝滅亡埋下伏筆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 （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萬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鈞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於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至於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 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 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身體與明朝朝政同時進入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體虛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
朱翊鈞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直接“留中”不發。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時朱翊鈞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的。
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引發嚴重太子之爭
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曆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佈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
萬曆皇帝后宮之亂:一生只愛鄭貴妃
皇帝駕崩了，明朝也快完了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嚮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 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曆皇帝朱翊鈞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朱翊鈞的兒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後即去世，萬曆一朝應當足足是48年，即從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駕崩。大臣們當時建議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以紀念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萬曆紀元未滿48年。
萬曆為政舉措
政治
- 官吏考核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制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於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 早朝制度
隆慶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關於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聖賢經傳。這一規定執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後來，聖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掃，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規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於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御前陳奏也已流於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 清算張居正
從萬曆九年（1581年）到萬曆十年（1582年）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屍走肉而已”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
張居正改革讓明朝欣欣向榮，卻沒想死後被萬曆皇帝清算抄家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是他長久處於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洩，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軍事
- 平定哱拜
明朝威脅始終是北方遊牧民族和東北女真漁獵民族
萬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降明以後做副總兵。他的兒子叫哱承恩，承襲父爵，做了指揮使），朱翊鈞果斷決定平叛。派去平叛的軍隊攻打了幾次都沒有取勝，萬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李如松派人決黃河水灌城，城外積滿了水，城被衝開一個口子；李如松乘勢下令攻城，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
- 援朝抗倭
援朝抗倭戰爭
從萬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援朝抗倭戰爭），朝鮮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僅靠近明朝邊境義州一帶尚存。 朝鮮危急，請求明朝援助，“請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絡繹不絕”。朱翊鈞鑒於唇亡則齒寒，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爭時斷時續，前後進行了七年多。最後，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明軍戰勝而歸。
- 勘定播州
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宣慰司使楊應龍發動叛亂， 朱翊鈞派兵平叛，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
萬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宣慰司使楊應龍發動叛亂， 朱翊鈞派兵平叛。這場戰爭時斷時續，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最後的結局是明軍八路進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楊應龍之亂。
- 用兵女真
努爾哈赤從1583年起兵，終成明朝掘墓人，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從此明朝失去對後金政權戰略優勢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發佈“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後金政權。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努爾哈赤二十五歲時起兵統一女真各部，平定中國關東部，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建立後金，割據遼東，建元天命
經濟
- 資本主義萌芽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明朝的經濟處於當時世界經濟主導地位，其經濟力量強於英國。而當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已經出現，並且擁有了比較強大的力量，為不久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下了基礎。當一種社會制度適合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時，就會促進社會發展，相反地，就會阻礙社會發展。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就是因為封建制度已經阻礙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
而當時明朝的經濟強於英國，所以對於中國來說，封建制度更加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之所以中國沒有爆發革命，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資產階級力量過於弱小；第二，國家暴力機器過於強大。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是處在被抑制的狀態中。而正是由於萬曆皇帝的罷朝導致了政府的監管力度減弱，使處於被抑制狀態的中國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的春天，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 徵收礦稅銀
自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在此以前，內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並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礦稅銀除補貼內帑用於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於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請撥內帑，朱翊鈞批覆同意。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神宗撥內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並且不要因為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帑也用於國家救災，如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於賑災。
而清人則多不瞭解詳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論評論該事，並拔高為明代一大惡政，甚至就此寫入《明史》。 後人則更多將此附會，並假想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
歷史評價
萬曆前十年（1573-1583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神宗處理政事，更張祖制，社會經濟發展較好。20歲時，張居正逝世，朱翊鈞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於政務，主持“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後期罷朝近30年。在這一時期內，江南一帶的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全國和經濟總量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但是階級矛盾也日益加劇，文官集團的黨爭使得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北的女真趁虛興起，因而種下了明朝滅亡的禍根。
萬曆帝曾作為一代英主，在張居正的輔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他也曾窮奢極欲，橫徵暴斂，揹負了千古罵名，在他五十八歲的這一年，他終於回到了天上，他終於可以擺脫心中善與惡的鬥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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