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悠久的名產絲織品，在春秋戰國時已先後見於波斯、希臘和印度的市場上。這是經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輾轉販運出去的。公元前4世紀印度古籍中已有“支那產絲，其絲貨有販至印度者”的記載。國外考古發現：前蘇聯烏茲別克斯坦以南的許多墓穴中，有製作於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絲綢衣物的碎片，表明中國與中亞之間那時就存在著一條古老的商道。
兩漢開通了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張騫通西域之後，陸上絲綢之路開通，路線是從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或陽關、再經過今天的新疆進入中亞和西亞。漢武帝之後，還開闢了與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通，有利於中外貿易的發展。
隋唐時期對外貿易不斷髮展。唐朝前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出現商旅不絕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亂後，對外商業交通的重點，由西北陸路轉移到東南海道。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外國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這裡設有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唐朝時，商人不能入朝為官，直到明，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轉變，從富商巨賈仕途無路到富商巨賈仕途有路。中國商人鹹魚翻身成功。
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 兩宋時期，邊境貿易繁榮。北宋與遼、西夏對峙，南宋與金對峙。兩宋在與遼、西夏、金相鄰的邊境地區設榷場，進行雙邊貿易，互通有無，獲利甚豐。
兩宋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宋代海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政府還特別重視海外貿易。這樣，海外貿易發達起來。北宋時，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以至非洲，有幾十個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南宋時，海外貿易更加發展，外貿稅收成為國庫財富重要來源之一。
海外貿易的拓展。在兩宋具有開放取向的外貿政策鼓勵之下，漢唐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此時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絲綢、陶瓷，銅錢等成為大宗出口商品。其規模之大是漢唐陸上交通所無法比擬的。而且貿易範圍大為拓展，與宋朝建立外貿聯繫的已達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宋代每年所鑄數百萬貫的銅錢亦因之流向周邊地區，幾乎成為“國際貨幣”。由此而言，宋代的開放程度要超過唐代，至少從經濟角度看是這樣。
若就宋代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以兩浙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而言，則兩宋時期該地區在持續興盛的海外貿易拉動之下，一一個新型的、充滿活力的開放型商品經濟得以崛起，這是漢唐以來農業經濟內部真正帶有路標性意義的重大變化。在迅猛發展的海外貿易的刺激下，東南地區以生產交換價值為已任的商品經濟日趨繁盛。以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市場機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原先“頭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國態勢，-變而為“頭枕東南，面向海洋”。這個轉折的實質性內涵是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單一種植經濟過渡到多種經營，從基本上自給自足，到專業分工有所發展，從主要生產使用價值轉為生產交換價值，從習俗取向變為商品經濟市場取向，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毫不誇張地說，宋代商品經濟的繁盛，無論是就規模還是水平而言，依然遙遙領先於當時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難怪日本學者波斯義信在概括宋代文明時說:“與其說是‘純農業文明'，不如說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徵，這是延伸到19世紀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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