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研究

摘 要：农业在中国与东盟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土地资源缺乏、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中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附加值不高等问题, 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 国际分工的层次从产品分工深入到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国-东盟农业生产与贸易也要嵌入全球价值链, 通过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对东盟农业经贸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问题, 最终提出通过五个方面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实现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

引言

农业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先行领域和重要内容。自2004年1月“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以来,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004年的58.34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305.6亿美元, 年均增长38.55%。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实施, 中国与东盟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 带来双边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不足等瓶颈, 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单靠“数量型增长贸易模式”难以持续, 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自2002年出现后便长期存在, 且逆差规模有扩大的风险, 并且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自2012年增长速度回落, 更重要的是双边农产品贸易还面临着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农产品贸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如不及时转变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方式, 势必会使得其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和“被俘获”的危险境地。

随着世界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形式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生产的格局也正经历深刻的变革, 当前国际贸易与生产由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走向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生产网络形式并迅速发展, 商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正上升为当今世界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最先由迈克尔·波特提出, 先后经过科洛特、格里芬、斯特恩等人发展, 经历了价值链到价值增加链再到全球商品链概念的发展阶段, 直到2001年格里芬最早提出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 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理论框架。全球价值链是涵盖研发、设计、生产、组装、包装、营销、配送和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形成价值节点的链条, 按照产品生产流程连接这些价值节点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随后Kaplinsky、Raphael、Morris、Messner和Schmtiz进一步发展, 对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5]。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 研究方向涵盖全球价值链的效应、升级、治理和增值能力等方面, 主要涉及制造业、贸易服务业等多个行业, 但对于作为各国产业和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品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较少。

关于农产品贸易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戴化勇等从有效的农产品价值链管理方面进行了研究, 认为农产品价值链管理需要兼顾农产品价值增值和价值链成员价值分配与关系协调等多元目标[6];黄阳等以新疆番茄产业为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升级的影响, 提出欧洲大型零售商作为价值链驱动者对整个价值链治理和升级的作用, 并提出新疆番茄加工业产业升级策略[7];刘林青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 提出涉农外企对改变国内农产品产业价值链基本架构的影响, 并提出必须提升中国农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建议[8];张华等指出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比重相对较低, 提出农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桎梏, 最后提出提升价值链存在层次、灵活选择价值链驱动模式以及其增强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性等对策建议[9]。基于此, 本文开展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讨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并提出促进农产品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和对策。

1 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发展现状与特征

1.1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

2010年, 中国-东盟自贸区 (简称CAFTA) 建立, 有效地促进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迅速发展[10], 其中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2010年、2011年同比增长高达39.6%和32.3%。从2009至2015年6年间,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39.2亿美元增长到305.6亿美元, 增长了1.2倍, 平均每年保持着近20%的高速增长;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由2009年53.4亿美元增长为147.5亿美元, 净增长1.8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口额由2009年85.7亿美元增长为158.1亿美元, 净增长0.8倍。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对比关系看, 中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并长期存在, 但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要快于农产品进口增长速度, 双方农产品贸易逆差规模不断缩小, 农产品贸易逆差规模从2009年的32.3亿美元下降为2015年的10.42亿美元 (表1) 。

表1 2009年~2015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

1.2 东盟国家成为中国重点大宗农产品进出口商品的最重要市场之一

根据对中国重点大宗农产品进出口商品的前三大市场统计发现, 绝大部分大宗农产品中前三大市场含有东盟国家, 其中中国重点大宗出口农产品前三大市场共30种农产品中有18种含有东盟国家。根据表2的统计可知, 2015年度中国重点大宗出口农产品前三大市场中, 农产品出口前三大市场含有东盟国家情况如下:中国苹果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和第二大市场分别是泰国、越南;中国柑橘属水果出口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大市场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中国大蒜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和第三大市场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棉花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和第二大市场分别是越南、印度尼西亚;越南是中国豆粕、玉米和羽毛羽绒等产品出口的第二市场、是中国大米出口的第三大市场;马来西亚是中国鸡肉和小麦出口的第二大市场;菲律宾是中国食糖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印度尼西亚是中国烟草出口的第一大市场;新加坡是中国纸烟出口的第一大市场等等。

表2 2015年中国重点大宗出口商品前3大市场含有东盟国家的农产品情况 (单位:吨/万美元)

另一方面, 中国重点大宗进口农产品前三大市场共25种农产品中有7种农产品含有东盟国家。依据表3可知:越南、泰国分别是中国稻谷和大米进口的第一大市场、第二大市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分别是中国天然橡胶进口的第一大市场、第二大市场和第三大市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是中国棕榈油进口第一大市场、第二大市场;泰国、越南分别是中国鲜、干水果及坚果进口的第一大市场、第三大市场;还有马来西亚是中国毛条进口的第三大市场、泰国是中国糖进口的第二大市场、老挝是中国玉米进口的第三大市场。相比中国大宗进口商品处于前三大市场的农产品中含有东盟国家的种类 (共18种) , 中国大宗进口商品处于前三大市场的农产品中含有的东盟国家种类 (共7种) 数量较少。

1.3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市场结构分布不平衡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体现分布不平衡性特征显著。根据表4, 从中国对东盟农产品的进口主要来源于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2015年为例, 从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进口结构来分析, 泰国、印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依次是占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的四个国家, 占比依次是31.62%、25.6%、17.19%、15.81%, 四国加起来占了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进口总额的90.22%, 而文莱、老挝、柬埔寨是占比最低的三个国家, 分别占比0.67%、0.14%、0.71%, 合计占比1.52%。之所以差距这么大, 是由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农业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比较廉价, 这些国家RCA数值明显大于1, 在农产品出口上具有明显优势, 而文莱农业资源匮乏、柬埔寨和老挝农业技术极为落后, 都不具有比较优势, 出口竞争力弱, 所以出口占的比重小。从发展速度来看, 越南增长最快, 越南占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进口总额比重由2001的7.4%增长为17.19%, 而马来西亚下降速度最快, 马来西亚占比从2001年的28.9%下降为2015年的15.81%;从中国对东盟农产品的出口主要国家分布看,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的前四大市场的国家依次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 其占比分别为25.8%、23.25%、17.83%、15.81%, 合计占比82.69%, 而其他六个东盟国家合计占比不到20%。泰国的出口份额增长最快, 从2001年占比8.5%增长为2015年25.80%, 新加坡和印尼下降幅度最快。

表3 2015年中国重点大宗进口商品前3大市场含有东盟国家的农产品情况 (单位:吨/万美元)

1.4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及特征

根据表2和表3可知, 中国出口东盟国家农产品主要是苹果等温带水果以及大蒜和棉花等温带农产品, 而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谷物、橡胶、棕榈油、坚果等热带农产品。由此, 从进出口农产品产品结构来看, 中国出口东盟的农产品主要是果蔬类农产品和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而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是以谷物、天然橡胶和棕榈油为主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这主要是受地理气候差异和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的影响决定的, 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地区, 中国在生产和出口苹果、梨、柑橘等温带水果和棉花等温带农产品上具有优势, 而东盟国家大部分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生产和出口热带农产品上占有优势。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并存, 在果蔬产品上具有竞争性, 在粮食和农资产品贸易上具有互补性。从农产品加工程度来看, 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以初级农产品为主, 而深加工农产品占的比重极小。

1.5 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

1992年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GMS经济合作机制) 诞生, 其中区域农业合作作为GMS经济合作机制中的重点之一。为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农业合作, 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并一致通过了GMS农业部长会议部长联合声明, 由此给中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在GMS农业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收益。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 再到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启动, 带来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 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其中2004年1月1日正式启动“早期收获”计划, 到实施结束, 总共有500多种农产品实行减税或免税;2010年1月1日, CAFTA全面建成, 受益于CAFTA建成带来的关税减免和贸易自由化, 中国与越南等东盟国家农产品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大量减少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 带来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

表4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市场结构情况表

2 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及问题分析

2.1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所处全球价值链地位

从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价值中的地位分析来看,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以初级农产品为主,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与主要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处于主导地位形成反差。依据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微笑曲线”可知:农业的研发环节、品牌营销环节附加值较高, 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其次是农业深加工及其上下游产品处于中游;而价值链最低端是农业种植业和初级农产品生产阶段。当前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 掌控着农业的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来源地, 被牢牢地控制在农业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随着中国农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的价值链不断向中高端攀升, 近年来中国扩大对东盟国家农业物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输出力度, 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 客观上改善了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但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主要还处于以农业种植和初级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目前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主要是种植业和畜牧业两方面, 主要处于农业产业链的中游, 以生产初级农产品为主。大部分国内外文献普遍认为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不高, 处于全价值价值链的种植和农产品初级加工等低端环节, 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11-13]。因此,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与生产都面临着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命题。

2.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面临转型升级问题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剖析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

(1) 处于全球价值链曲线的中段, 产品附加值不高。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大多数产品的基本生产环节主要对应的是全球价值链曲线的中段, 即以初级农产品种植和加工为主的生产环节, 这个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值最为薄弱。在中国-东盟农产品双边贸易中, 双方以初级农产品进出口为主, 双方农产品贸易面临同质性和准入门槛低导致贸易强竞争性问题也突出, 导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利润微薄, 贸易增长动力不足。

(2) 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输出力度不够, 制约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多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环节, 多以农产品低成本为基础, 而不是以创新为基础, 由于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和农业技术水平不落后, 双边农产品贸易仍然依靠以量取胜的经营方式, 面对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瓶颈等制约, 光靠农产品数量型增长很难保证双边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

(3) 以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产品为主, 农产品贸易的营销和品牌发展不足。结合Gereffi和Henderson的研究理论,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属于比较典型的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在采购者驱动型为主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中, 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的大型农产品采购商是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 凭借强大的商业资本和依靠农业研发优势、品牌优势和市场营销优势, 牢牢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并阻碍生产商在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升级。由于我国农产品贸易在国际上没有形成很好的区域品牌的龙头企业, 大部分农产品在国家市场上无牌销售或贴牌销售, 导致农产品价值大量流向西方发达国家。

2.3 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升级路径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升级, 是指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与生产的相关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依靠中国农业相关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进入能力, 进入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环节中。自Gereffi将产业升级概念引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后, Humphrey和Schmitz等认为产业升级的途径包括:流程升级, 即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引进更先进的技术, 以更高的效率将投入转化为产出, 使生产过程更加有效率;产品升级, 即引入复杂的产品线, 增加单位产品价值;功能升级, 即通过改变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而占有更多附加值的环节, 如设计、营销与品牌等;链条升级, 即利用在原行业某种优势进入新行业, 移向新的、价值高的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又可以分为生产者驱动、购买者驱动两种类型, 可以利用这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的框架具体分析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 找到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升级的内在动力。

3 中国-东盟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的路径及对策

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 中国-东盟农业经贸合作要向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迈进, 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合理的嵌入全球价值链;二是如何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业经贸合作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 同时努力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

3.1 加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输出力度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环节的升级路径

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输出力度, 选择基于技术能力的升级路径努力嵌入全球价值链上游的研发环节。一是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既可以通过引进和吸收外资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 主动嵌入农产品全球价值链中高技术含量环节, 从而带动中国自身农产品或加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也可以通过我国加大自身农业技术研发力度,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深加工技术、农产品保鲜储藏技术、冷链物流技术等农业技术, 增加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组织技术力量, 挖掘和开发我国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及其农产品加工的生产技术。二是扩大中国农业技术对东盟国家输出力度。大力实施中国农业技术“走出去”战略。加大对越南、缅甸、老挝等东盟农业技术落后国家的技术输出力度, 在杂交水稻技术、农业机械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生鲜冷链技术等方面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技术合作。大力发展和推广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 不断扩大中国农业技术的影响力。还可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技术研发合作, 最终促进中国—东盟农产品生产与贸易重点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研发环节的提升。

3.2 加强市场能力和品牌建设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品牌和营销环节的升级路径

通过扩大农产品国际市场渠道和打造自主品牌, 实现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品牌和营销环节延伸。一是加强市场能力开拓农产品国际市场渠道。努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中国自己的区域品牌, 整合农产品国际营销战略, 拓宽农产品国际销售渠道, 完善农产品贸易物流系统, 加强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力。农业要向商贸服务业延伸, 实现农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加大服务业附加值对农业最终产品附加值的贡献程度。双方应该共同致力于农业国际商贸物流产业合作, 共同打造农业品牌优势, 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与东盟可以合作共建农产品贸易交易市场, 重点建设一批专门性的水果、水产品、蔬菜等中国-东盟农产品国际批发和零售市场。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农产品物流体系, 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贸易的物流成本, 建立统一的农产品物流标准体系。二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要建立中国特有的区域品牌, 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持续的品牌效应。加强农产品品牌营销的力度, 扩大农产品国际市场影响力。还要加强农产品质量水平建设,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标准, 推动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立[14]。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建设标准, 跟踪世界先进农业标准大力提高我国农业标准化水平, 提升我国农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等级。鼓励和支持更多中方企业“走出去”, 通过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扩大对东盟出口, 鼓励更多的农业加工企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获得进入东盟市场的准入资格[15]。

3.3 向农业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实现农产品贸易的升级路径

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中游生产的农业初级产品阶段, 应向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拓展延伸。对于农产品贸易而言, 中国以出口蔬菜和水果初级农产品为主, 农产品价值链不高, 应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中国-东盟农业合作应该向农业产业的饲料、肥料、种子、农药和农业机械设备等农业生产资料上游扩张, 同时向农产品深加工等下游农业产业扩张。当前缅甸、老挝和越南等东盟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这些落后的东盟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农机物资和农业机械的需求不断扩大, 中国农业物资和农业机械行业龙头企业应该“走出去”, 不断扩大对东盟农业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出口数量以及与东盟国家合作在境外开展农业相关投资活动。另一方面,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农业产业链一体化合作, 即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纵向一体化合作。按照中国与东盟各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不同, 深化农业价值链合作, 产业链不断延长和拉升产业链, 积极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推动上、中、下游农业全产业链深度合作, 形成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生产网络体系, 促进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广度不断扩大。

3.4 实施“走出去”战略和跨境农业合作实现农业产业链向外延伸

中国农业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并加强与东盟国家跨境农业国际分工合作。一是通过建立境外农业生产基地发展跨境农业种植业。发挥跨国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的示范效应, 不断扩大中国境外农业种植规模和面积。充分利用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并发挥中国农业技术和资本的相对优势, 由中方提供种苗、肥料并进行种植技术指导, 境外生产的农产品由中方负责收购并由中方企业进行深加工[16]。中国与东盟要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程度和便利化水平, 实现农业资本、农业技术、农业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促进农业合作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强农业产业链分工合作。中国与东盟各国要围绕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 积极参与农业产业链分工, 通过跨国农业产业分工合作, 实现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由初级农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向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延伸, 构建中国-东盟农业跨境农业产业链分工体系。三是利用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对东盟农业投资力度。要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强强联合扩大对东盟农业领域产能输出的力度, 重点加强对东盟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3.5 完善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配套政策体系

我国政府应为本国企业嵌入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运用综合配套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政府综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等相应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加大农业企业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力度, 使企业努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含量高的环节。二是为农业企业跨国投资提供融资支持。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要积极利用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政策, 大力推进沿边区域性的离岸金融和票据结算中心, 为跨境农业合作提供跨境人民币服务业务;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我国涉农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 增加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范围, 不断创新跨境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三是为农业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大力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积极参与国际农业产业制度和农业产业标准建设, 为涉外农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四是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财税支持。加大财政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 对于涉外农业企业在东盟国家设立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同时适度调整财政支持方向, 引导企业出口农产品战略转型, 由过去依赖数量增长型的农产品贸易向以高附加值的农业技术创新和品牌推广的质量增长型发展战略转变, 从而提高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