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还在持续发酵。
我们看到一例例患者持续医好出院同时，也看到了一起起不寒而栗的医闹新闻。
01
良心被蝙蝠吃了？
昨天，微博上的一则热搜引起了公愤： 武汉的两名抗疫医生被暴打。
医生的脖颈处被划伤，可见血迹斑斑的淤青。
报道称，打人的是新型冠状肺炎患者家属，疑因患者去世，（据说患者是高龄患者）家属就拿医生出气。
“医生拼死拼活给你治疗，换来你的一刀，良心被蝙蝠给吃了？”
当医护人员奋战在第一线时，这些人在却在背后捅刀子，简直丧心病狂。
打人的患者家属，同样的完美诠释了“忘恩负义”这四个字。
挨打，口罩被撕下，被辱骂，被患者吐口水…… 然而，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
1月27日湖北孝感妇幼保健院，一名男子发烧前来就诊，要求开药。医院没药，医生解释无果后。这男的二话不说，就拉下了自己的口罩，把脸凑向一名医生，用力咳嗽了几声。
（ 石家庄医生患者吐唾沫，随后被送进定点医院隔离了起来!）
1月20日，湖北荆门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值班医生，因没能抢救成功一名特大交通事故导致主动脉破裂的人。被死者家属谩骂，质问，殴打。
甚至有人拍到逼着他向死者下跪。
02
有人救人，有人插刀
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病毒，也不是天灾人祸，而是人心。
抗疫期间的这几则新闻，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前段时间的医闹事件。
（因95岁高龄患者去世，北京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其儿子杀害。）
杨文医生被害的阴霾尚未散去，又发生了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生陶勇被砍的惨案。
而在陶勇及他的同事被砍伤后，其中一位受伤医生，已经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继续救死扶伤。
面对太多起的医闹事件，有人说，很多事情都是情有可原。
但是那些医生又做错了什么？ 这次疫情发生后，他们仍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奋战在第一线。
他们没得选，但如果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有多少医生会寒心？
03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弱者？
看，尽管疫情当前，伤医事件也未曾缺席。
这些年来，“医闹”的后遗症已经现身。医疗期刊《柳叶刀》曾公开过一组数据：2005-2015年，我国共培育了47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
很多医学生称，因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弃医从它。
我有医生朋友说过，他们自认为很失败的一件事情，就是艰难趟过学医之路，却换不回病人的理解。
在中国当医生，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主流思维里，医与患，自然是“病痛者为弱”，而医生手握手术刀，等同于手握患者的命运，是为强。
但现实世界真是这样吗，刚好相反。
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兰州女医生和疯魔一样拿着刀子往前冲的患者家属比起来，谁是弱者已然呼之欲出；在抢救台上与时间赛跑，下了抢救台被患者背后一刀，到底谁弱？
那些伤医、杀医事件背后，是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漠视：医好我是你的本职，医不好我，那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殊不知，任何治疗都有潜在风险，手术也有可能出现并发症，医生是人不是神，他们已经在尽全力提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但医闹者并没有独立思维能力，而是把医生视同敌人，用来泄愤的工具。
第二个当然还是国家和医院层面对医护人员的保障机制并不完善。
记得有个作者说过，暴力不仅仅有明面的流血的暴力，也有隐蔽着的、广泛的制度的暴力，那才是被压抑着的“无声哭泣”。
从大量的医闹事件来看，医闹者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没有震慑力。说句不好听的，只要医生没被打个半死，上面都不会太重视，因为牵涉到各方关系与后续影响，大多调解草草了事。
在中国做医生多难，不光要有“仁心”，即便被重锤，也要有体谅之心。
至于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医保制度的漏洞、过度医疗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加剧，那是后话，至少在当下，真正要改善还道阻且长。
另外，“妈妈是超人”、“医生是天使”、“XX是英雄”...在主流媒体的舆论中，有人的付出成为理所当然。
身处舆论漩涡中的民众也对医生逐渐形成一种印象：奉献者。
社会在宣传这样的荣光，于是大家觉得，医生就该这样，即便目前的医疗环境、保护机制很落后，他们也该牺牲小我成就大爱。这种惯性心态在潜移默化中助长了“医闹”。
付出的确是美好品德，但从不需要大肆渲染，把他们的奉献变得合理化，反而要让更多人看到医生的冒险、不容易、无奈与辛酸。
04
医闹，谜题
我们在网上搜相关事件的时候读到一个故事，一对夫妇在美国挂急诊，和当班的医护人员发生冲突后，打人，医闹。
警察来了之后立刻给了planA&B，要么被起诉二级谋杀，要么被遣返回国，规定时间内不许再来美国。
法制的严厉，意味着伤医一定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严重的可能构成重罪。
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实操办法：1、医院的报警设施与警方合作，医疗场所安装报警钮；2、医院大门设置金属探测仪，减少甚至杜绝管制刀具的携入；3、有暴力记录的设置“限制访客”名单...
在日本，医生与患者之间甚至能成为好友，形成良性互动。
（日本医院有立体的医疗体系，不同于国内“生病即往大医院”，而是先去民营诊所与小医院；另外，医院对医疗人员的工作安排亦尽量合理，不会有超负荷的工作强度。）
他们还设有专门的“暴力解决机构”：看护协会。一旦出现医疗事故，通过保险公司或法律法规解决，减少暴力。并且对“暴民”留有案底。
已知现状，公立医院人满为患，要花重金的私立医院却无人问津，资源分配严重不均。
还已知现状：病患不爽就要对医生喊打喊杀。
增加医疗在财政投入中的比例，以防病人不合理索赔或救济，完善机制以保护医疗人员的安全，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短时间内可以开始做的，或许是国家和医院层面真正推出一些让医护人员有安全感的保护措施，国情确实千差万别，但在小举措上可以合理参考。
也或许是告知民众医疗资源的有限，我们常常在纪录片、影视资料中看到不讲道理的患者强占医疗资源，和他们本身的无知不无关系。
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医生与患者并不是敌人，他们本该共同面对病痛，携手迎难而上？
现在，他们仍然站在第一线夜不能寐地奋战，此时更应多一点理解，少一些谴责，拒绝扭曲的隔阂。
我们也希望看到，以后不再有人冷眼旁观，而是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他们！（包括为他们出气和打抱不平。）
閱讀更多 同人法律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