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楊天宏教授的講座“從數字看歷史：北洋時期民意調查中的軍閥形象”。講座系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系列活動，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文字經主講人審定。
楊天宏教授講座現場
軍閥及軍閥政治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國歷史書寫中，軍閥系一極端負面的存在，研究者對其大多是做全稱否定判斷（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認為軍閥皆一丘之貉，整體形象醜陋，且忽略其前後變化；同時認為軍閥統治的北洋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這一認知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逐漸固化。國民黨的宣傳且不論，知識界也多持此議。
這種源自“大革命”時代對於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國人的觀察認知，有其歷史依據，是研究軍閥及軍閥政治重要的思想與學術資源。
然而，北洋時期諸多民意調查在提供這一認知客觀證據的同時，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歷史面相。首先，軍閥自身的表現及時人對軍閥的認知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前，即便軍閥之間多次交戰，一些軍閥仍被視為結束分裂割據實現國家統一的希望所在。其次，在處理對外關係問題上，軍閥固然有“勾結帝國主義”的負面表現，但在日本已成中國國家民族命運主要威脅的嚴峻形勢下，軍閥中的一些派系堅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場，在外交上聯絡美、英制約日本，符合民族主義上升語境下主流民意的取向。不惟如此，軍閥存在明顯的個體及派系差異，有惡有善，同一軍閥或派系，前後表現亦多變化，並非一開始就呈現出整體負面形象。
民意調查中軍閥得票率之動態分析
民意調查是以社會學理論為依據，通過局部調查尋求全體民意的調查方法，在中國大致興起於1920年代初。1922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辦的《順天時報》做了一次名為“理想政府各員選舉票”的民意調查。這次調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國運用社會學方法就國家政治問題進行的首次民意調查。之後，各報刊、學校及社會團體紛紛效法，民意調查蔚然成風，各式各樣的調查在“民意測驗”“假選舉”“草選舉”“名人選舉”等名目下展開，截至1926年北伐開始，相關調查多達數十起，其中涉及軍閥的調查不下10起。這些調查，從不同時間、地點及社會層面，提供了全面認識軍閥的珍貴史料。
《順天時報》所作“理想政府各員選舉”旨在徵求對大總統、副總統、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選舉的民意。據統計，從1922年8月1日至28日，該報共收到5658張有效票。茲將該報投票結果，按照正副總統、國務總理等得票多少之順序，列表展示如下：
按得票數計算，在全數5658張大總統“選票”中，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2147票，佔總票數的37.9%。副總統得票人中可以算作軍閥者，合計得2198票，佔全部投票數的38.8%。國務總理一職雖“候選人”較多，票數分散，但軍閥得票同樣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樹錚得162票；靳雲鵬得75票；曹錕得59票。內閣各部，文職且不論，陸軍總長投票，吳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
如果說《順天時報》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與之有激烈競爭關係的美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密勒氏評論報》所做“中國當今十二偉人”問卷調查。此次問卷調查從1922年10月7日開始。這一天，該報刊登公告併發放“選舉票”，邀請讀者選舉“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一週之後，同樣內容的公告和選票以中文發表。公告制定了“選舉”規則與辦法，且無論中外人士皆可投票，選票在每期密勒氏報刊出，選舉結果逐期揭曉。選舉截止後，經彙總統計，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選舉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選票為18904票。1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正式公佈選舉結果，並對進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蹟簡介。該報公示的“前12名”名單及得票情況如下：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個“大人物”中，被稱為“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佔前12名總得票數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視為軍閥及類軍閥者還有段祺瑞、陳炯明、李烈鈞3人。總計在前24名中，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共佔7個席位，比例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軍事”類的被選舉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軍閥，佔被選舉人總數的20%。
《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此舉，開中國問卷調查之風，不久各地大、中學校聞風跟進，一些社會組織也不甘人後，由此形成一次大範圍的民意調查熱潮。
國內大專院校最早開展民意調查的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2年11月14日，適逢北高師成立14週年紀念，該校新創辦的心理研究室決定開展民意測驗,其中第2、4兩問有可能關聯軍閥：
2、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
4、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
問題要求即時答覆，不記姓名，不許旁窺，答畢由答題人親自或由招待員代為投入票匱。共收931票。
北高師的調查由社會學家張耀翔主持指導。張在分析大總統得票數據時指出：從被選舉人的情況看，大總統得票人中屬於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錕、馮玉祥、閻錫山、陳炯明、張作霖、徐樹錚、張勳、唐繼堯等11人，共得180票，佔總數578票的31.1%，入圍人數佔全部31位得票人總數的35.48%，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
幾個月後中國大學於創建十週年紀念之際所作民意測驗，似可支持北高師的調查結論。在擬定的10個問題中，第5問“你最願意哪一個人組閣”與軍閥有所關聯，投票結果，有13位軍閥（或類軍閥）入圍，佔41個入圍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佔全部合格票的21%。
如果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調查反映的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時期大範圍民眾的認識意向，不妨再看看處於南北軍閥夾縫中標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學舉行建校十五週年紀念，特設民意測驗，徵求長沙市民對於國家社會的意見。投票結果：大總統提名人數共30名，總票數734張，其中軍閥或行伍出身者入圍12人，佔入圍人數的40%，共得票367張，佔總票數的50%。副總統“選舉”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入圍15人，佔全部35名被提名人總數的42.9%，得票235張，佔總票數734張的32%。可見湖南人對軍閥的認知。
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軍閥在民調中得票率一直較高，排位也相對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吳佩孚。在《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問卷調查中，吳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張謇、黎元洪、胡適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週年校慶問卷調查中，吳得15票，排在王寵惠、伍廷芳、康有為、唐紹儀、顧維鈞、顏惠慶、袁世凱、黎元洪、曹錕之前，位列第6。在中國大學十週年紀念“你最願誰組閣”的問卷調查中，吳得31票，排名第12。在東南大學的“國內大人物”調查中，吳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學的未來大總統候選人提名中，吳得20票，排名第3。段祺瑞在民意調查中得票也居於前列。如在《順天時報》“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佔總票數的36.4%，與得2073票、佔總票數36.6%的孫中山，幾在伯仲之間。
不過並非所有調查軍閥都能得到較高選票。東南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調查就與上列調查有較大數據落差。1923年1月，東南大學政法系及經濟系學生組織大總統選舉委員會，選舉結果，入圍的軍閥或出身行伍者有馮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閻錫山、齊燮元、韓國鈞、劉冠雄8人，共得81票，佔總票數806票的10.04%。
基於統計學立場，考慮到異常值的整體波動（overall volatility）影響，去掉數據組中的“極值”即通常所說的最小數（10%）和最大數（50%），則1922—1924年民意調查中軍閥平均得票率為29.20%。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作為社會群體，考慮到整個社會文、武人數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佔絕大多數，武人這一得票數值並不低。中國大學的“內閣選舉”，武人得票率為21%。其實就組閣而言，內閣各部屬於武職者只有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部，其餘各部均是文職。文職總長，軍人很難入選。武人能在文職為主的內閣官員“假選舉”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屬較高的得票率。中國傳統重文輕武，文人向來蔑視武人。在此傳統下，民調組織者和投票人的構成，多少包含對武人的不利因素。
北洋時期的民調可分三類：一類由報刊組織，如《順天時報》《密勒氏評論報》兩報的民調；一類由學校師生組織，如北大、北高師、東南大學、中國大學、妙高峰中學的選舉；一類是社會組織舉辦，如湖南旅京同鄉會的測驗。就組織者看，主要是報社編輯或學校師生；就投票人看，則大多是在校師生、報刊讀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佔少數。比如《密勒氏評論報》系英文報刊，讀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識人或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商人。湖南旅京同鄉會的測驗，學生佔全數70%（中學生和小學生佔學生全數30%，專門學校學生佔70%），政界佔全數20%，其餘各界佔10%。北大的選舉，發起人是在校學生，在被試的1007人中，學界752人，佔74.7%。 可大致反映投票人的構成。
白魯恂在分析《密勒氏評論報》十二位偉人問卷調查時注意到，這次選舉的投票者主要是學生和商人，他認為：“這一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軍的，若是調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將會出現對軍事領袖更高的支持率。”此言不無道理。
以上為民調的整體情況。由上可知，北洋時期歷史民調中，軍閥得票率高達29.2%，而在我們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書寫中，軍閥的形象十分糟糕，原因何在？軍閥整體負面形象主要是南北軍閥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這一結論毋容置疑。但是民意的類別以及性質也提示所謂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的形成，可能包含外部建構的因素。
國民黨的宣傳與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形成
中國傳統政治語彙中並無近代意義的“軍閥”概念。雖然至遲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現“軍閥”一詞，卻另有所指，並無貶義。科舉制度廢除之後，中國推崇尚武精神。直到巴黎和會之後，和平裁軍呼聲高漲，對黷武主義的批判趨向激烈，帶有貶斥意義的“軍閥”稱謂才流行開來。
然而“軍閥”的定義與判斷一個軍人是否“軍閥”的標準卻十分模糊。研究四川軍閥的柯白曾以劉湘為例指出：“劉湘和追隨他的軍人是‘軍閥’嗎？通常認為：‘軍閥應指稱在特定區域內憑藉實力發動戰爭的任何人。’照此定義，四川的5個地位最高的軍人（二劉、鄧、田、楊）均可明確無誤地界定為軍閥。但如此界定他們幾乎什麼有價值的內涵。”柯白認為：軍閥這一詞組中決定性的詞彙“閥”（lord）的翻譯仍不清晰。所以軍閥是一個用起來方便省心、可塑性極大的詞彙，但卻被用為一個含有貶義的俚語。可見無論從詞源學，還是從軍閥的定義而言，近代國人對軍閥的認知並不負面。
然而，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由於軍閥自身形象敗落，加上北伐期間國民黨的宣傳形塑，國人對軍閥的認知根本改變。
在這一改變過程中，蘇俄及共產國際為幫助國民黨擺脫“軍閥”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同時，對國民黨的宣傳工作進行指導。越飛在討論與孫中山的合作時曾明確指出：北伐計劃“應當不僅以軍事手段，而且以開展國內最廣泛的鼓動宣傳方式來實現”。宣傳的主題是反帝反軍閥。為推進這一宣傳，俄國人向孫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聞社，以便為所有的中國報紙提供新聞和具有國民黨精神的文章等具體建議。
在成功對自身進行改組之後，國民黨致力於國民革命的政治宣傳。尤其是五卅之後，鑑於各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民黨的宣傳轉而注重強調軍閥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同時對動員社會各階層參與革命運動做出具體部署。
在宣傳手段上，借鑑蘇俄革命的成功經驗，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主導下的反軍閥宣傳廣泛深入，形式多樣：
1、明確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政治口號。
2、組織演講隊向民眾演講。
3、組織民眾舉行反軍閥示威。
4、對軍隊灌輸打倒軍閥的思想。
5、組織新聞檢查，控制軍閥的敵對宣傳。
國民黨的反軍閥政治宣傳產生了明顯效果。在宣傳效應產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報刊上罵軍閥之外，普通百姓對軍閥並無特殊好惡，他們評價一個人往往是依據傳統道德觀念和自身的感受。但是經過宣傳，情況就不一樣了。北伐推進到武昌附近的一個村莊時，郭沫若驚訝地發現，吳佩孚的軍隊敗走後，“村裡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又說：“南軍是搭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不難看出，經過國民黨從早期北伐便已開始的政治宣傳，到國民黨大舉北進，在社會認同層面，軍閥已遭到社會各界普遍唾棄。
不過，既然是宣傳，國民黨的軍閥形象描述也難免有虛構成分。胡政之在國民黨北伐之初就發現，“國民黨素以宣傳見長”，隨著北伐勝利推進，“民黨消息，益多過甚之詞”。汪精衛也曾為國民黨的宣傳與事實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說國民黨的做法，“不是用事實改變宣傳，而是用宣傳改變事實”，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以來，黨人每為此感覺痛苦。但到第二次大會時，“事實居然被宣傳改變了，很多宣傳已變成事實”。汪氏所言，旨在說明國民黨對宣傳工作認知的變化，卻於無意中透露出國民黨對軍閥整體負面形象從“虛”到“實”的建構。
然而國民黨對軍閥形象的建構並未因北伐成功而終止。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國民黨為取得統治的“合道性”，繼續進行反軍閥的政治宣傳。而在國民黨宣傳部及訓練部指導下的民意測驗，則成為宣傳的重要手段。1927-1933年的民調雖然與1922-1924年間的眾多調查類似，都是在“民意測驗”或“心理測驗”的名義下舉辦。但前後比較，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於“民意調查”僅有其名，實際已完全納入國民黨中宣部的宣傳體系當中，成為國民黨政治宣傳的工具。在這類民意測驗中，影響較大的有“總理紀念週”民意測驗以及“革命心理測驗”。
通過這類號稱“民意調查”的政治宣傳，軍閥的整體負面形象於北伐成功之後幾年內，趨於成型，並逐漸固化為後來人們看到並視為常識的歷史書寫。
近代中國軍閥政治的癥結所在
雖然上述所指歷史書寫中的軍閥腐敗黑暗與國民黨的宣傳有關，這並不意味著對軍閥及軍閥政治的肯定。事實上，軍閥及軍閥政治存在嚴重問題，即國家失去了權勢重心，政治軍事的不統一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在此政治格局下，北京曾具有的俯視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對北洋時期的中國政況，著名學者楊蔭杭發出“今日之時局，五代之時局也”的感嘆，時論也將北京政府視為世界政治史上“最無權能之政府”。
在應當對軍閥問題承擔責任的諸多因素中，本人研究認為督軍制度最受詬病。所謂“督軍制度”就是軍人兼任省長的制度。然而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張軍事官員兼轄民政者，大多是後來聲稱“打倒軍閥”的南方陣營的人。
閻錫山回憶說：1912年7月，廣東都督胡漢民電稱，中央現主極端集權，實行軍民分治，補救之法，唯有聯絡東、西、北各省反對力爭。後接江西都督李烈鈞來電，贊同此意。經李、閻等人廣為聯絡，最後由江蘇都督程德全領銜電京。可見，都督兼攝民政在民國肇建之初，已被包括國民黨人在內的地方勢力當作與中央抗衡的重要手段。這一主張自然不會得到正在謀求中央集權的袁世凱首肯。袁世凱死後，其拔識的文治派失去依傍。袁氏一度強調的“軍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因此軍民兩政，操於武人，遂成通例。
從發軔及形成的歷史看，督軍制度經歷了都督、將軍到合二為一的督軍的發展，後來幾乎被對等界定為“軍閥”的督軍，其兼管軍民兩政之議，實際是起源於反對袁世凱集權中央的以南方革命黨人及東南立憲派為主的地方勢力。可見若論軍閥制度的起源，責任尚不盡在軍閥本身。
不過民初權勢重心失卻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此。軍閥割據戰亂，至多隻是權勢重心失卻的表徵而已，其根本原因是民初根本法設計觸犯政治技術禁忌，因人立法，導致政體設計畸形，從制度上促成並固化了這一現象。本來，南北統一之後，袁世凱致力於權勢重心重建，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袁的政制建設被認為趨向專制，制約性的根本大法《臨時約法》及相關法規很快由其政治對手近乎單方面炮製出來。作為憲法性質文件，《臨時約法》的貢獻在於確定了共和民主制度，從國家根本制度建設上否定了封建帝制，但《臨時約法》及相關根本法在政體設計上卻存在嚴重的技術缺陷。
民初國家政體建構中，可以決定兵權歸屬的根本法除了《臨時約法》，還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約法》。比較這三個文件可以看出，《組織大綱》和《中華民國約法》將政體設計為總統制，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負責“統帥陸海軍”。而《臨時約法》設計的是責任內閣制，僅規定大總統“統帥全國陸海軍”，沒有軍職，已呈區別。在總統制下，大總統以大元帥身份統帥陸海軍，政府機關設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總部，對總統負責，因而大總統實際擁有軍隊的統帥權，軍權一元化。而《臨時約法》實施責任內閣制，雖規定大總統統帥陸海軍，但內閣是對國會負責而非對總統負責，陸軍部、海軍部及參謀總部各總長，是在內閣總理主持下開展工作，這就使《臨時約法》有關統帥權的規定在理解上發生歧義。
不僅如此，民初頒佈的《都督府暫行條例草案》又使這一狀況進一步惡化。該草案第4條規定，“都督于軍政事務，受陸軍總長之指揮監督，于軍令事務，須受參謀總長之指揮監督”。《草案》直接賦予陸軍總長及參謀總長以軍政軍令大權，於是統帥權歸屬一分為二，大總統對於軍隊的統帥權在很大程度上被剝奪。
通過《臨時約法》和《都督府暫行條例草案》，從國家和地方層面將軍權二元化，這就是軍閥問題的制度原因所在。這一嚴重的體制缺陷，勢必引發府、院矛盾，為軍人干預政治提供機會和條件。《臨時約法》的分權設計貌似體現了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實質上與現代政治學的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
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後國家”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需要一個政治上實行集權主義時期的理論。為此他提出建立“強大政府”的對策。在討論軍政關係的理論與實踐時，亨廷頓認為，在複雜的政治結構中，最需要關注的不是權力的相對劃分，而是這種分權對其他群體權力的影響。他特別強調：“分權對於軍事領導人參與政治衝突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一種長久的誘惑。”亨廷頓所言對認識民初因軍閥割據、軍人干政的原因，從國家制度建構層面提供了具有解釋力的理論說明。
那麼在軍閥割據已經形成，國家四分五裂的情況下，究竟誰能破局？
1924年之前，南北雙方都不具備打破南北軍閥對峙僵局的能力。從南方來看，南方國民黨軍政領袖揭櫫“護法”旗幟，認定《臨時約法》是民國一切政治存在的法律依據；北方軍閥則憑藉武力，以“北洋正統”相標榜，自認是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統治權的合法繼承者。
然而如時論所言，南方的“護法”，到1920年代，已是一個既不合法，事實上也已喪失號召力的政治主張。就合法性而言，南方所護之法為《臨時約法》，但該法只具臨時性質，且如時人所論存在諸多政體設計缺陷，所以才會引來持續不斷的改訂呼聲，而有後來通過“合法程序”產生的正式約法和憲法。
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統”更成問題。“北洋”曾是中國政治中一面有影響力的旗幟，然而經過北洋軍人三番五次的內訌及裂變，曾經響亮的“北洋”招牌到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也已被徹底砸毀。
從軍隊歸屬上講，北方軍隊事實上的私兵體制，也未改變。北洋軍事領袖普遍被定義為“軍閥”，軍隊的非國家屬性，是為基本原因。
與北方軍人固步自封不同，南方的國民黨卻能與時俱進，不斷追隨時代步伐。1924年“一大”召開之後，國民黨丕變。學界有關國民黨變化的研究已很充分，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一是明確了革命綱領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現實目標；二是通過帶有容共色彩的改組，在組織上實現了新陳代謝，具有革命性的“左派”掌握了主要權力；三是通過聯俄，獲取了從英美方向未曾獲得過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四是組建軍校，並對軍隊進行改造，創立了一支由政黨領導的軍隊，改變了軍隊的性質；五是明確了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北伐方略。
國民黨的變化可謂脫胎換骨。通過改組，國民黨明確了黨綱，其軍隊從此成為有主義並有嚴明紀律約束的“黨軍”，這與北方軍隊始終未能祛除“私兵”性質形成巨大反差，並因此擺脫護法期間遭受“南北軍閥皆一丘之貉”譏諷的政治尷尬，而北方則被定格在“軍閥”位置。於是，時人心目中建立未來的國家權勢重心的希望，開始由1920年代初的直系，逐漸轉移到改組後的國民黨方面。1920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調查，軍閥尚能得到29.20%的選票，但是到1926年《京報副刊》舉行民意調查時，軍閥在最高層級的“新中國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類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敗北，僅僅得到若干軍事類柱石人物投票，而國民黨得票則大幅上升。箇中原因，從注重“實驗”的胡適微妙的政治轉向，或可窺出究竟。
結論
1. 北洋時期的民意調查提供的大量數據表明，軍閥的構成是良莠不齊的。1924年前軍閥的整體形象並不糟糕。在民調中軍閥得票率較高，個別軍閥得票一直名列前茅。直奉戰爭後百姓對此認知產生變化。這說明，軍閥並非向來如同歷史書寫一般糟糕，1921-1924年間軍閥平均得票率高達29.20%便可證明這一點。
2. 軍閥整體負面形象的形成，既與部分軍閥的自我表現有關，也與國民黨在蘇俄指導下的宣傳形塑有關，而這些形塑有虛有實，需要在研究中多加辨析。
3. 軍閥政治的腐朽黑暗與國民黨的宣傳有關，並不意味著對軍閥以及軍閥政治的肯定，事實上軍閥及軍閥政治存在嚴重的問題，這主要表現為分裂割據與國家不統一。而造成分裂割據的原因並不全在軍閥。從根本上講，軍閥制度的產生與民初包括《臨時約法》在內的諸多法律制度建設存在弊病有關。這類的法律制度實際造成了軍權的二元化以及地方勢力的做大。加之民初抵制袁世凱的軍民分治，形成軍人實際干政的局面，既成的實施與《臨時約法》的制度固化，使軍閥政治由此產生。
綜上，將軍閥制度的產生歸咎於軍閥本身，是一種認識論的錯誤。最終國民黨經過長期探索，意識到中國軍閥政治癥結所在，實施改組，改變軍隊性質，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並塑造有主義的軍隊，使其在南北對峙中獲得勝利。
講座主持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建標在總結中指出，近代歷史有其複雜性，本身尚處於演變之中，比如楊天宏教授研究中所提私兵制的軍閥到黨軍的演變，就是歷史的進步。在研究中要用發展的、變化的及長時段的眼光看待歷史的走向。楊教授還提及宣傳影響歷史觀的形成，在研究歷史中要注意辨別宣傳的虛實，辨析歷史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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