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最重要的品格，在于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诗人一旦失去了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就等于失去了灵魂，不管他写了多少诗句，都是行尸走肉而已，他的声音，都会如同遭到阉割的太监唱歌般令人厌恶。
一个社会难免会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难以抗拒的灾难。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机会和能力冲到第一线，用血肉之躯去抵御灾害、灾难，但他可以用诗人特殊的眼光发现时代的闪光点，用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大地的呼吸、人民的脉搏，用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在抗战时曾经起到过狂飙突进的作用，就是明证。说得远一点，杜甫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被尊为“诗圣”，就在于他的博大的忧国忧民情怀。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当代诗歌已经与这一传统渐行渐远，许多所谓“诗人”，别说早已没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其弯曲的脊梁、猥琐的身躯、低垂的头颅，已经撑不起“诗人”的桂冠。
特别是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往往是“群魔乱舞”，失去底线的“灾难诗”大行其道，引发众怒。从汶川大地震时的“纵-做鬼，也-幸福”，到这次的“湖北佬”“九头鸟”和“冠状君”“县委书记眼中血丝，已织成了迎春的花卉”，丑陋之状，简直无以复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似乎难以想象的情况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失去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失去了“悲天悯人”的品格，失去了灵魂。这次最先触犯众怒的是2020年2月2日微信公众号“读一首好诗”发表彝良县文联主席陈衍强的诗歌《仰望天空》。诗很短，这首诗涉嫌侮辱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湖北同胞，引发广泛的猛烈批评，被斥为“打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这固然是个案，也暴露出当代“诗人”的品格之低下，别说没有“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连起码的人性也已残缺。据说昭通市委宣传部已对陈衍强进行了约谈，彝良市委宣传部对其进行了诫勉谈话，相信当地一定会作出相应的处理。几乎是同时，冒出了一首“感谢，冠状病毒”的邪诗来，浏览了一下，感觉真是邪了门了。说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文坛大佬写的，我至今很难相信他怎么会写出如此糊涂、如此不堪的“诗”了，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都难以置信，立马引来千夫所指，也就不奇怪了。
更莫名其妙的是，湖北省浠水县政法委的一位干部，写了一首拍县委书记马屁的《我对高山流水说，请你善待人民的公仆初心——此诗献给战斗在抗疫情一线的浠水县的党员干部》，其中的“警句”是：“你看，县委书记、县长眼里的血丝已织成了迎春的花卉”，大敌当前，疫情方兴未艾，居然写出这样的“马屁诗”，这已经不是“拍马屁”，而是赤裸裸的“精神贿赂”，是毫无廉耻。
这三首诗是颇具代表性的，第一首牵涉人性沦丧的问题，第二首、第三首则都属于“忧国忧民”情怀荡然无存，“歌功颂德”走火入魔。其毛病都在骨子里，把一切事物，哪怕是坏事，哪怕是灾害乃至灾难，都要从“歌颂”的角度着眼、落笔。哪怕眼泪滔滔、血流成河，我自莺歌燕舞，只顾颂扬高歌。
纵览当代诗坛，确实乏善可陈。充斥其间的，一类是廉价的歌颂诗，一类是无聊低俗的意淫诗。从本质上，后一类诗和“冠状君”“眼角的血丝”是一样的，只不过作者走的是另一路，这类诗的最大作用，就是表明诗歌已经“走投无路”。期盼着这次全民“抗疫”，能够孕育出一批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动的好诗来！
（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原馆长，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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