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沽湖的王妃島
第七節 鹽源“五所四司三馬頭”
鹽源縣盛產井鹽，漢唐以來納西族一直活躍在該地，漢立定笮縣，唐立昆明縣，元始設土千戶：
“柏興府，昔摩沙夷所居……元至十年（1273年）其鹽井摩沙酋羅羅將鹿鹿、菇庫內附。十四年（1277年）立鹽井管民千戶。”[1]
明設所、司等土官：
“洪武中，改為柏興千戶所，旋改鹽井衛，又於二井置鹽課司。永樂五年（1407年）設馬剌長官司，其村落多白夷居之，長官世阿氏，洪武時歸附，授世職，地接雲南北勝州，稱庶富，人亦撫馴；打衝河守禦中左千戶所，其土千戶剌兀，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徵賈哈喇效順來歸，其子剌馬非，復貢馬赴京，授本所副千戶。永樂十一年（1413年）升正，以別於四所。”[2]
清代，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和雍正初年，對分別來投誠的各土司土官，仍授以各種名號的官職，號稱“五所四司三馬頭”。
五所：
左所土千戶喇氏
中所土千戶喇氏
右所土千戶八氏
前所土百戶阿氏
後所土百戶白氏
四司：
木裡安撫司喇嘛項氏
瓜別安撫司己氏
古柏樹巡城兵馬司（土千戶）郎氏
馬喇長官司阿氏
三馬頭：
蓽苴蘆土目葛氏
阿撒土目
祿馬六槽土目
以上土官，除木裡項氏（藏族）、馬喇阿氏（傣族）外，其餘都是“麼些”人[3]。
一、左所土千戶
左所土千戶是鹽源諸土司中歷史比較久遠，實力比較強大，所管“麼些”較多，社會制度比較典型的一個土司。
（一）土司的興衰
左所土千戶在明朝初年至嘉靖年間極為活躍，曾與雲南永寧土司發生長時間衝突，其事已如前述。
明代第一任土司喇兀（喇他、喇馬塔）立過戰功，第二任土司喇馬非曾進京見過皇帝。據嘉靖十四年（1535年）滇川兩省處理鹽井衛所、前二所與雲南永寧、麗江府協議：
“鹽井衛左所土官刺馬仁管下村寨五十三處：著落地、哭柏村、束瓦村、白耳寨、臥羅村、四卜瓦村、竹卜瓦村、瓦烏村、瓦來村、革祖村、務波寨、自可寨、革撒村、六竹瓦村、剌烏瓦村、骨得村、瓦烏寨、幹能村、節裡村、剌肉瓦村、四不烏村、剌兒瓦村、雞月口瓦村、目枯瓦村、列節可村、八若村、肉苴瓦村、扒麥瓦村、合兀瓦村、剌可瓦寨、掘卜村、卦革村、石瓦寨、木剌村、著蘇魯村、卻瓦村、普奴瓦村、耳姑村、母落村、月帖村、晚西古村、則烏村、剌茲瓦村、多陽寨、可捏村、約普村、納柏村、白鹽並、黑鹽井、剌滅瓦寨、納巳河村、六瓦水寨、魯普瓦村。”[4]
從上面所列白鹽井、黑鹽井看，左所土司勢力範圍東達今鹽源縣城（白鹽井）、鹽塘（黑鹽井）一帶。
旅途中的左所貴婦 莊學本拍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左所頭人喇世英“投誠”後，“頒給印信號紙，住牧左所土多舍寨”。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喇南仲曾帶兵“從徵喇汝窩番夷”“永寧夷匪”，立有軍功，曾分別賞給四品、三品頂戴朝帽及其他物品。據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編纂的《四川通志》記載，左所土千戶西、南、北分別與永寧、蒗蕖、前所土司接壤外，東面疆界至臥羅河，管轄1201戶，其範圍略與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左所區範圍同。據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的《四川通志》說它管轄525戶。80多年間不但不增加反而少了一半。還有左所喇氏家譜嘉慶道光年間散失了一代的記載。喇國玉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任職，直到咸豐八年（1858年）喇邦德襲，他系“宗嫡長子”，喇國玉不可能在位70年（1788～1858年），中間肯定有喇□宗，而恰恰在這一段時間，其所管轄百姓劇減，可能是出現了要避諱的內亂。同治六年（1867年），喇邦德在雲南回民起義軍圍攻鹽源縣城時，“帶練防剿”有功，“賞加二品頂戴”。據光緒十九年（1893年）刻的《鹽源縣誌》記載，左所土千戶“其地東至沙打凹塔耳山四百里交縣境界”，“所管番民共一千零一戶”。
清初，彝族逐漸遷入鹽源縣，近百年來人口大增，黑彝奴隸主與原有麼些土司衝突也日益加劇。1923年，左所土千戶喇寶成曾帶兵去打臥羅河以東鹽塘、博大一帶米家、胡家彝族，結果被打敗。20年代末，左所還受到北面藏族農奴主的侵擾。土司衙門破敗，“土司的家庭已喪失在他們百姓中的權威，而且已無力管理他們的領土，連土司本人也幾乎被俘”，成為彝族奴隸主階下囚，左所境內彝族人數已超過麼些人。
約在1940年，喇寶成到雅安拜會當時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並娶了劉部下肖副官的女兒為妾。在劉的支持下，左所土司地位維持住了，並當上了西昌專員、團長等職。
左所末代土司喇寶成的王妃肖淑明
（二）政治制度
左所土司政治制度與永寧土司大同小異。統治機構組織是土司、總管、頭人和大小夥頭，並與宗教系統堪布、“拉查”密切結合，後來加上民國政府的區、鄉、保、甲制度，就變成了三位一體。後兩者多數由土司的親屬和大小夥頭擔任，只有個別漢族佔多數的村寨由漢族擔任。
土司制度下實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
1.土司
長子繼承，無子則由弟襲職，無子無弟則由土司妻承襲，稱“護理”。若“護理”年輕，可從土司親屬中招人上門，與“護理”所生子可承襲土司。土司一般實行本族內等級婚制。
2.總管
一般由土司之弟或有才幹的親屬充任。由土司與眾頭人協商後選定。俗語說：土司是全權、總管是半權。如遇土司軟弱無能，總管就可能獨攬大權。
3.頭人
除喇姓外，還有李、楊、週三姓，共有80多人，分散在各村寨，村有幾個頭人就要輪流當班：
（1）中頭人。到土司衙門值班，分年初、年中、年末三班。一班兩人，負責經濟和司法。
（2）“管人”。由每村頭人產生，負責管理村中事務，三年一換。
（3）“修柏”。專門負責管理土司衙門監獄。
頭人由土司撥給土地，但不上糧，他為土司收糧時，可另收十分之一的“刮鬥費”。辦案中可分一部分罰款，土司、總管、頭人分配比例是4：2：1。頭人在衙門值班時，伙食由土司供給，免除部分負擔。
4.“責卡”
“責卡”即土司的百姓。1950年，土司共轄36個村莊，其中7個為“麼些”，29個為“西番”（普米）。據50年代初期統計，“麼些”有4794人，“西番”1850人，百姓地位是不變的，既不能上升為頭人，也不能下降為家奴，在土司境內可自由遷移，但不能遷出境外，每個村子各有大小夥頭一人。
（1）大夥頭。其職責是調解本村糾紛，接受土司指派的任務。他的土地不上糧，百姓釀酒殺牲時要給他敬酒送肉。
（2）小夥頭。其職責是跑路找人、催糧收糧。
5.“苦恨”
“苦恨”即家奴。共有80餘戶900多人，大都住在土司衙門附近，均各自有家，少數住得遠的，也不超過半天路程。家奴從土司家領種“火其地”（意為吃稀飯的地），不上租，家奴負擔土司家內勞動，每半月輪流一次，每次16人：背水2人、放牧1人、做飯1人、領娃娃2人、奶媽1人、餵豬2人、管佛堂喇嘛1人、貼身護衛3人等。各戶職責相應固定。此外，每戶要派1人為土司採集火草和績麻紡線1個月。土司家紅白喜事也要家奴服役。
家奴世代相傳，不能上升為百姓，也無遷移自由，土司也不能隨意屠殺和出賣家奴，家奴與百姓爭執，土司一般偏護家奴。土司女兒外嫁，一般要抽家奴2男2女陪嫁。
6. 佃客
居住在土司境內的漢、彝、苗等族居民稱為佃客。有一部分是土司招來種地的，要向土司、頭人付出相當數量的“押銀”來租種土地。佃客可自由遷出遷進。佃客上租時，另加十分之一給小頭人，土司家紅白喜事佃客要送禮；在臘月，每個保甲要送約15公斤重的一頭豬給土司。
此外，各等級之間，還有一些行為規範。例如，家奴不能戴金邊帽和毛質頭帕，不能穿細麻布、棉布和綢緞，不能用帕子包頭，不能用花絲線和花絨線扎頭髮，不能用氈墊，不能住瓦房，不能穿有領長袖衣服，見士司不能穿鞋，百姓騎馬不能掛鈴鐺，過土司門前要下馬等。
還有一整套刑罰、刑具和監獄。對百姓來說，打官司也是不容易的。光緒《鹽源縣誌》稱：
“何人聚訟到門前，
蠢爾夷民亦可憐。
鐵鎖論斤三十六，
牛羊輸盡又輸錢。”
原注：“夷民構訟，土官各令出牛羊若干，然後審理，負者再輸錢，否則系以鐵鎖，輕者三十六斤，重者八十斤雲。”
左所土司的堪布（中） 洛克拍攝於上世紀二十年代
（三）經濟制度
左所土司直至1956年前，還較完整地保存著領主經濟制度。
1.土地制度
瀘沽湖東北部沿湖地帶是左所土司統治中心，全部土地都屬於土司及其家族（總管、頭人）所有，其他各階層只有使用權和典當權。土地按其性質可分為四類：
（1）官地。由土司直接經營，由百姓無償地為土司耕種，收穫全歸土司。
（2）紅照地。由土司把地分片租給大小夥頭，伙頭再轉租給百姓耕種，收取實物地租，這樣，大小夥頭一般成為二地主。也有少數漢族佃客直接向土司承租“紅照地”的，但數量很少。
（3）“清身地”。百姓向伙頭租來的土地，或百姓等級的差地，遇到勞力不足或其他原因，除留一部分自己耕種外，以一部分轉租給別人，承租這類土地的叫“打清身”。地租採取分成，一般出租戶出種子者對半分，佃戶出種子者佃六主四，也有佃七主三成者。
（4）差地。土司把百姓“差地”分為“兒馬地”“牯子地”“母牛地”“羊子地”“伕馬地”等類，承擔各種類型負擔。例如，領種“兒馬地”百姓，以村為單位，每年定期，以及新土司繼位和應襲土司成丁禮時交納兒馬一匹，其餘類推。此外，每年向土司上糧3～5鬥、麻籽9斤、麻布1塊、麻繩1根、茶15筒、鹽30斤、酥油1斤、酒1斤、雞1只、豬肉半斤、松明5背、魚蝦5斤、菱角1-2鬥。同時，每年每戶要為土司種官地、築碉堡、蓋房子等服無償勞役約160天。
2.超經濟剝削攤派
制度化了的無償勞役和超經濟剝削攤派，正是領主經濟的重要支柱，左所也很典型，名目繁多，達幾十種，如：
（1）收租費 收租時佃戶出1只雞、1壇酒；
（2）括鬥費 租之十分之一；
（3）柴山稅 每年每戶3～5升糧；
（4）水費 每年每戶3～5升糧；
（5）住地稅 每年每戶1～3鬥糧；
（6）封山、開山稅 每年每戶16斤糧；
（7）羊場稅 見十抽二；
（8）過年禮 每年每戶豬肉3斤、酒3斤、茶2筒；
（9）婚喪稅 以小夥頭轄區為單位，送羊或豬一頭、酒12～15斤、小菜1背、茶2筒、布帳1頂；
（10）封印、開印稅 每年派一頭豬，一年一村，臨時指定；
（11）火草稅 每戶1兩；
（12）麻稅 種麻戶每年交麻籽3～4升、麻1斤，每村交麻布7丈；
（13）青刺果稅 每戶交3～5升，供榨油；
（14）松明稅 每村交2次共32斤；
（15）魚稅 漁戶交魚8～9斤；
（16）打獵稅 每年年底叫青壯年上山一次，獵物歸土司；
（17）屠宰稅 殺豬者交豬腿1只；
（18）祭鬼、敬神稅 每年2次，每次牯子牛1頭，由各村輪流負擔；
（19）小手工業稅 凡編織物要上稅；
（20）報喪稅 百姓家死人，送肉3斤、銀元3～5元給土司；
（21）過山保路費 行人過關卡要上稅；
（22）見漢官稅 漢官來左所要攤派銀子；
（23）銀子稅 每年攤派3次，富裕戶每次3～5元，貧困戶1元。
其他凡種核桃、板栗、梨、圓根（蔓菁），養豬、奶牛，採菌子、菱角、菖蒲、松子以及養蜂戶都要交稅。總之，土司境內天上飛的、地上長的、水裡遊的無類無稅。
此外，土司還要強制性放高利貸，“八斗九年（變）三十石”，利率是相當高的。
據光緒《鹽源縣誌》記載：“土司五年大派，三年小派，名為年例”，“不論山田與水田，糧差有例古相傳，伙頭到處林林醉，派過三年又五年”。這裡說的還不包括上面所說的那些超經濟剝削，但“伙頭”走到哪裡就醉到哪裡，農民負擔也可想而知。
織帶子的左所土司妹妹 莊學本拍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四）宗教制度
左所有喇嘛，多是噶瑪噶舉紅帽系，其中有一寺是黑帽系，還有達巴教。
左所有一座大寺、五座小寺，共有喇嘛400餘人，至1984年尚有96人。喇嘛平時在家種田、唸經，做法事時才到寺廟中去。
全區喇嘛首領為大寺堪布，由土司次弟任堪布，土司無弟則在喇嘛中推選。1949年，土司喇寶成自己兼任堪布。
左所大寺每年收租395鬥，有高利貸資本5000銀元。每年正月十五、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冬月十五和臘月十五舉行廟會時還要向農民攤派錢、糧、酒、肉等。百姓死後，要請喇嘛超度，富裕者每戶要花100元以上。
附表7-5 左所土千戶喇（剌）氏世系表
喇寶成（斯匹兒清），又名喇鴻翥，1905年生，曾任鹽源縣政協委員等職，1975年去世。
左所土司喇鴻翥 莊學本拍攝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二、中所土千戶
中所土千戶喇氏管轄土地，包括今鹽源縣西南部和鹽邊縣西部。治所在今鹽源縣黃草壩。
明代初年與左所連稱為中左所，清初仍封土千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土千戶喇廷相帶著貢品去北京進貢。道光年間，土千戶直轄485戶，有1200多人。
中所地區物產豐富，據說烏木河、岔秋河山谷間和擇木龍一帶，有豐富的天然銅，同時也是比較富饒的農業區。森林草場也極好，在鹽源、木裡、鹽邊諸土司中，其富僅次於木裡。
1924年，鹽邊士匪首領雷雲飛挑動川滇黑彝奴隸主，“連年由鹽邊進襲鹽源未逞志”，“遂大肆焚掠”；“官兵”在進攻元寶山中，全軍覆沒，中所土署被燒。
當時土千戶喇成傑年僅數歲，隨其母流落梅雨堡，其母“曾於事前蒐羅歷代積存之輕軟物秘寄（藏）人家，至此亦被瞞昧”而憂憤而死。喇寄居熊總管家，所務歸熊管理，及壯，娶熊女為妻。
中所土署被焚後，許多彝族從冕寧等地陸續遷入，當地居民民族結構起了根本變化[5]。
附表7-6 中所土千戶喇氏世系表
三、右所土千戶
右所土千戶在雅礱江西岸地帶，即今鹽源、鹽邊縣東部。
右所土千戶在明代就已設置，在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仍授土千戶。
右所土司在乾隆初年也曾發生內亂，應襲土司八鎮邦為弟所殺。
右所境內盛產銅、鐵、金等礦，河谷地帶農產豐饒。進入民國以後，土千戶腐敗不堪：
“土司之驕奢妄僭，淫佚坐食，各所司為故常，偶遇事變，則以典當土地，放賣山場、林木、藥材，暫濟眉急。飲鴆止渴，恬不為怪。右所杉木森林採辦殆盡。膏腴田地悉以‘紅照’抵押，官租無多，在前猶為漢佃所當有。嗣以民初禁菸，附近市場道路之地，靡不青苗蕪蕪，恣意種割。民（國）初，數年間，煙價昂貴，漢人金銀膏血概為吸收。狡黠貪利之徒不惜暗購快槍子彈、白藥等武器偷賣夷巢，攫取重利，甚有軍、政、豪紳，狼狽營業於夷巢者。
鹽源羅羅之富有，莫逾於右所境內。土地管轄（權）是漸轉移。
右所土司權力之衰弱，實自現土司八全忠之父昌爵始之。昌爵饌儒闇弱，暱中所逃娃麼些楊華清，寵愛狎褻，無所不至。華清小有才智，總攬大權。駕奴屬夷，漸失威信。連年構訟，土地財產損失頗巨。昌爵以屬夷估抗剿辦無效憂傷病死，其族屬謀殺華清。
此後八全忠襲職，寡婦孤兒，地位難保，就抑尊就卑，聯結畢苴蘆馬頭，置槍設防。在1929年冬，滇軍胡若愚兵敗入川，道經右所之地，八全忠不自量力率士兵狙擊。滇軍於是火焚中所土署，前人慘淡經營締造之偉大建築，竟付之一炬，僅有形式不絕如縷之右所世業，至是形而不保矣。”
右所土千戶府遺址 沙輝 2017年攝
滇軍走後，八全忠長期寄宿葛家，以經營其外五地之杉木、煙土，而兇暴不減當年：
“日以舊規苛雜厚斂其佃。有持正義反抗，如江邊紅果之民團，請其減免顆粒尖鬥，竟能橫暴。將團首劉吉清抄沒家產，掘挖墳墓，殘殺子女，以致連控上峰纏訟不絕。至其屬之畜馬，稍有可意，仍持其高壓手段，橫加謀求，逞欲不遂，輒加抄擄，激成各夷連絡反抗，兩敗俱傷。其專橫殘斂，仍不減舊日也。”
右所土千戶境內，除樹河有一所初小外，無一學齡兒童受教育[6]。
附表7-7 右所土千戶八氏世系表
右所土千戶府遺址之碉樓 沙輝 2017年攝
四、瓜別安撫司
瓜別在鹽源縣城北160公里的小金河與雅礱江匯流處，與木裡、冕寧、西昌三縣市交界，詩稱“奇險共推瓜別寨，高松蔽屋石撐門”[7]。又盛產黃金，歷來是個神秘而又多事的地區。
瓜別土司府遺址
玉珠迫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投誠”授安撫司，其子己角補別於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年（1733年）從徵川西藏族地區，道光、鹹同年間己國富三次出征立功。光緒末年，己廷梁曾於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年）多次出兵保護窪裡金廠，“安靖地方”。
但又據《鹽源雜詠》稱，“瓜別山水兇惡，數為叛逆”[8]。
瓜別土司房子 弗裡茨·魏司1910年攝
20世紀20年代以來，瓜別土司與黑彝奴隸主衝突。土司的衙門原來在窪裡對門坡上，後來才搬到蘇那崖，形勢十分險要。
據說，1923年土司己爾沛娶了一個百姓女子，土司家族不同意，管家約彝族馬陸家、安胡家來打，當時約定三條：一是隻殺土司本人；二是不搶土司家產；三是土司由其叔來當。但那晚上去了200多人，是從山後打進去的，把土司殺後就不可收拾了，土司家有一桶汽油，眾人不知，往火塘裡一倒，引起了大火。土司的兒子跑到木裡，才倖免於難。但瓜別土司也從此不存在了。
瓜別安撫司入口 弗裡茨·魏司1910年攝
附表7-8 瓜別安撫司己氏世系表
瓜別區的窪裡金礦開採 弗裡茨·魏司1910年攝
五、古柏樹土千戶
古柏樹在今鹽源縣城東北20公里，《鹽源縣誌》稱：
“古柏樹一名古柏夫，與百戶音近。明太祖時，有土百戶毛海。毛氏滅，郎氏始興。或曰，縣之南為柏林山，元以柏興名府，一名州，又為柏興千戶所。古柏樹實縣屏蕃，故獨以柏號雲。”[9]
毛海，史上確有其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昌指揮月魯帖木兒叛，藍玉率兵至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月魯父子，執送京師[10]。而明代“郎氏為豪族，能制董遮諸夷，邑賴以存”[11]。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郎俊位投誠清王朝，授土千戶。乾隆四十九年（17148年）郎世忠曾帶著菖蒲、茯苓、熊膽、蛇膽、藏香、麝香、豹皮、狐皮等土特產進京朝貢，次年回寨。嘉慶七年（1802年）、十三年（1808年）、十九年（1814年）、二十四年（1819年），郎世忠父子多次“遣舍目代覲”。道光六年（1826年），郎廷芳也曾入京進貢。咸豐三年（1853年），他再次進貢，獲四品翎頂。
土千戶郎氏先後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十二年（1842年）、咸豐四年（1854年）、十年（1860年）多次奉派出徵，衛護縣城。俗稱其為“巡城兵馬司”，也可能由此而來。
古柏樹土千戶還管阿撒、祿馬六槽兩土目（馬頭）。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有585戶，共1461人。
附表7-9 古柏樹土千戶郎氏世系表
六、畢苴蘆土目（馬頭）
畢苴蘆在今鹽邊縣中部新坪鄉一帶。
畢苴蘆土日系納西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葛應魁帶練隨徵寧蕃瓦都瓦尾有功，提督嶽鍾琪奏發委牌”，得封土目[12]，俗稱馬頭，即為管理遠地村莊之錢銀首長[13]。
畢苴蘆土目葛氏善於經營，在清代先後向鹽井衛（鹽源）指揮張松及鹽井地主董、鄧、週三姓和中所、左所、馬喇長官三土司取得地權，進入民國時期，中所土司衰敗，左所土司沒落後，他將兩所在鹽邊的土地所有權據為己有。特別是中所土署被燒後，產業底簿完全喪失，葛氏更是有恃無恐。
民國初年，土目葛世藩多病而篤信天主教，而其遠房叔葛紹武及其子葛世槐覬覦土目職位已久，在1929年攔擊胡若愚滇軍時又搞到一批槍支，便買通“寧屬辦理夷務”司令羊清泉，將葛世藩誘至西昌法國天主教堂醫病、將其毒死，便以“兄終弟繼”為藉口，由葛世槐任土目。
葛氏父子進一步投靠民國政府及其軍隊，先後任夷務處長、屯墾委員、夷務大隊長等職。1942年，葛氏在其屬地，抽調漢、苗門戶和佃戶丁壯，組織了8個武裝大隊，勢力延至全縣、並逐步征服了該地的彝族奴隸主統治地區。
葛氏強迫當地百姓種鴉片，鹽邊成為川西主要鴉片產地，年產10萬～12萬兩。葛氏“煙款”收入佔其一半。葛氏又把煙款20%上繳給西康省政府，而取得了葛氏在鹽邊生產鴉片、黃金和稅收之權，以及統銷布匹、棉紗、洋廣雜貨以及派捐的特權。
1945年轉而投靠蔣介石，任“金江上游守備司令”，1949年收繳了西康劉文輝派來的武裝屯墾營的武器，並趕走了劉派來的縣長。葛氏武裝力量有5個團，3000多支槍，2門炮，任（胡宗南軍隊）第二縱隊司令。
葛氏父子集封建領主、地主和武裝草頭王為一身，用套買、誘讓、唆訟、高利貸、強佔等手法，從衰落的中所土司和土司的典當戶手中兼併了大量土地，其莊田南北約200裡，東西約120裡，佃戶有862戶，收租約84萬斤。此外，還有許多勞役、派款、貢禮等額外剝削。[14]
附表7-10 畢苴蘆土目（馬頭）葛氏世系表[15]
七、其他各所土司和世系
前所 在左所的北面，西與雲南永寧土司相連。明嘉靖年間，管47個村寨。清光緒年間，僅管8個村65戶457人。
近代前所陷入內亂和外擾的動盪之中，一度被木裡土司接管，後來仍舊還給了阿家。
前所在明代是土千戶，至清降為土百戶。
後所 明代是土千戶，清是土百戶，在今木裡縣西南角木裡河邊。清雍正十三年（1933年）有27戶，道光十六年（1834年）74戶105人。
據說後所內亂從明始，當時“土官慮其弟難制，請兵於木裡殺之，許割列瓦等寨犒師”，結果，只剩下一些貧瘠山寨。當時他們“自呼為兩張皮”，有首詩稱：
“一家骨肉構嫌疑，
門內稱兵更乞師。
割地償人猶未滅，
可憐部落兩張皮。”[16]
至於木裡安撫司項氏系藏族，其屬下俄亞、達住（原屬木裡，現屬鹽源）、博科、項足等地有許多納西族，特別在俄亞設有世襲“木瓜”，一直沿屬到1950年。
附表7-11 前所土百戶阿氏世系表
表7-12 後所土百戶白氏世系表
八、五所四司土司衰落的因素
川西“麼些”土司多數建於明，盛於清初，延至民國，長達500餘年。但近100多年以來衰落不堪，難以為繼，風雨飄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自然地理因素
五所四司位於滇川兩省鹽源、永勝（永北）、大姚、寧蒗（永寧土府、蒗蕖土州）、西昌、冕寧、稻城（稻成）、德昌（昌州）、鹽邊（鹽邊廳）等9縣交接地區，除少數地方外，山高水險，自然條件險惡。直到1950年，交通閉塞，遠離縣城和發達經濟中心，處於與外界隔絕狀態。
（二）社會歷史因素
五所四司恰恰位於滇川藏彝走廊結合部，西部是遼闊、勢力強大的藏族地區。清乾隆時，兩次（1747～1749年、1771～1776年）用兵大小金川；清末，又有趙爾豐用武力對川西藏族地區改土歸流，也長達4年（1908～1911年）。東部是彝族土司和黑彝奴隸主地區，山頭林立，互不統屬，民族矛盾尖銳對立，在清王朝統治的200多年時間裡，對四川大涼山彝族的征剿竟達20多次。近代，涼山境內大量種植鴉片，在湧入大量白銀的同時，也流入大量槍支，達10萬支，戶均1支。民國地方軍閥在近30年中，征剿達20多次，涼山本身也冤家械鬥頻繁，單土司土目被殺者達10人。由於藏族、彝族地區矛盾突出，從而使地處邊隅、人口稀少的五所四司地區，被歷代政府“視若甌脫”，明清兩朝多次改土歸流均未觸及，從而使其原有的農奴領主制度相當完整地保持了下來，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土司本身錯誤的政策
乾、嘉以後，一部分漢族農民進入土司地區，向土司“佃耕土地，披荊斬棘，造屋導水”，使鹽源山後一帶“沿途數百里，大道康莊，人煙繁密，稻穀祿豐，穀類之收益，倍於堰田”。直接動搖了土司統治的社會基礎，他們不僅不從改革吏治、適應社會發展來圖存，反而採取兩個愚蠢錯誤的措施：
1.“招夷作傭，抵制漢佃”
有調查報告指出：
“在清道光以前兩鹽（鹽源、鹽邊）因雅礱江之隔，尚無倮夷跡。迨後瓜別、中、右各所土司，為抵制漢人佃墾之故，由西昌、冕寧兩縣招致倮夷以作佃戶。授以荒田，聽其墾牧，納租當差。初極恭順，嗣後來者日眾，土司不能控制，官廳無法治理，遂至猖獗日甚一日。計麼些、西蕃、漢族之被其殺擄、驅逐、捆賣，即鹽源一縣，近二十年間不下五萬人。至民國初年，相繼發生了“瓜別土司被戕”和中所土署被大小黑彝奴隸主焚燬，“將漢民六、七百戶之黃草壩兩端村落悉教焚逐。漢、蕃、摩娑（即磨些）之死亡流離被捆掠者千家以上，不惟數百年煊赫之中所因此殘破。而兩鹽數百里交通要道，亦自此梗阻”。事實告訴人們，保守落後的封建土司，引進落後的奴隸制度，用奴隸主來抑制先進生產力，導致歷史的大倒退。”
2.種稗禁稻，“閉拒外人”
“左所‘管轄之半為草海，最宜牧畜，且適稻穀，前此為閉拒外人入侵，雖有膏腴，禁止開墾。如所轄稗裡二地，平坦遼闊，富有水源，亦只種植稗谷，黑油菜子，藉以表示荒瘠，而杜漢族之遷居也’[18]。
土司實行愚民政策，不準種水稻，不準向漢族學先進生產技術，生產水平低，每畝產量才100多斤。”[19]
這樣，最終導致了土司的衰敗，“當時九土司衰敗者九佔其六”[20]。只有木裡項氏、古柏樹郎氏、畢苴蘆葛氏通過各種渠道掌握了一部分武裝，在三四十年代稍有實力。
九、五所四司土司文化習俗
一般地講，鹽源東部地區因民族雜居，漢族遷入的比較多，文化較高。據光緒《鹽源縣誌》稱，“瓜別、中所、右所各土司皆教民讀書；右所八仕昌之弟並侄俱為諸生”，中所土司喇用中“嗜種花”。該志還有兩首詩反映了他們文化的一個側面：
“五所官皆麼些種，
居然野鶴立雞群。
試聽階下番蠻語，
口齒還當讓一分。”
“蠻荒雅化近振振，
解讀詩書學漢人。
堪羨八家諸子弟，
竹林同伴採香芹。”
西部左所、前所一帶文化習俗基本上與雲南永寧摩梭人相同。下面把光緒《鹽源縣誌》有關習俗的資料和詩摘錄於下：
（一）婚姻
“土司娶鄰土官女，始得稱嫡所出，乃得嗣職，否則謂之骨頭不重。土官家迎娶，前馬者戴盔被藤甲，數人吹喇叭以導。”
“萬千夷眾亂如麻，
小主登場靜不譁。
承襲古來無長幼，
骨頭輕重看孃家。”
原注：土司類皆為婚姻，生子得襲職，次惟土舍之女所出者，否則夷眾不服，謂骨頭輕，不堪襲職。
（二）喪葬
“麼些則縛木如床，置屍其中，遷戶外，親屬各以酒肉至，男女屈一足相攜而跳，歌呼達旦，謂之跳鍋莊。其大戶則數男子兜鍪藤甲，執劍旋折而舞……收灰骨而歸貯於匣，婦女環向歌哭，明乃延夷巫，俱詣深山埋之，各有瘞所，上豎喇嘛幡，歲時亦往酹也。”
（三）宗教信仰
“喇嘛為西番、麼些諸族所崇，其土司尤信之。木裡境內經堂最多，亦最巍聳而矞麗，甃石構木，高若浮圖，固若碉樓，中極幽遽，奉小銅佛觀音文殊畫像，旃檀馥郁，地潔無纖埃，聚喇嘛其中，晨夕梵唄，鈴鐸聲聒耳。五所土司寨亦有之。”
“喇嘛分黃紅教，笮屬（即鹽源）皆習黃教者，持焚唄殊正。間有習紅教者，多邪術。”
“巫者曰東巴，亦習梵唄，其經與喇嘛不同，所禳者多水鬼，凡井泉窪池，皆以為有鬼居之，莫敢犯。其禳禱之法：削木片以炭畫山魈魍魎狀，並捏面肖牛首蛇身各像，縛草屋，剪紙幟，擊羊皮鼓逢逢，手搖鈴琅琅，箕坐誦，終日乃送諸門外。若祈年禱雨，則夷眾醵資，聚巫于山中，燒煙割牲以咒，謂之說山。其巫有能降神者，神既附巫則狂跳躍，烈火中燒腰鐮鏵頭之，內口含手弄或嚼紅炭、含沸油而噴之，舌刀吐火，夷固原有此幻術也。”
“禍福前知見一斑，
官廳打鼓聚群蠻。
不看索卦看雞卦，
整頓衣冠始出山。”
原注：夷人有索卦、雞蛋卦，小試輒驗，土官出山，尤加意雲。
（四）節日食俗
“正月無工不下田，
家家釀酒逼清泉。
豬膘百個柴千背，
村戶團圓慶過年。”
原注：夷俗逢十二月擇日宰牛羊豬，連毛去骨整釀名曰豬膘，九所土司俱然。惟左所土司喇光遠製造最佳；青稞釀酒，臨飲以水泡之，名曰糟罐子，夷語“㱔喇嘛”（即梭裡瑪酒）；多積薪柴，名曰年柴。自正月至十二月坐食待完雲出門生理，以此角富。
“官兒聲價重如山，
拜節奔忙共往還。
百個豬膘千甕酒 ，
一時歌舞遍諸蠻。”
十、木裡俄亞“木瓜”
木裡原系鹽源縣一個部分。木裡藏族土司六藏塗都於清雍正七年（1729年）受封安撫司以來，歷代相承，相傳21代，直至1949年。
木裡土司制有自己的特點：一是木裡土司必須是出家當喇嘛，才能承襲土司之職，故土司又稱大喇嘛；二是土司由在任土司的兄弟或侄兒承襲；三是有候襲制度，即從貴族八爾家族中挑選一年幼聰慧者出家為僧，學習藏文、經書、統治方法，一旦土司去世後，便接任其職。鑑於木裡土司制度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對納西族地區統治相當牢固。
俄亞大村 蘇國勝 攝
木裡土司在納西族聚居的俄亞大村設“木官”（納西語稱“木瓜”）之職，世代相傳，相當於“店班”（漢區保長）。但因地處與雲南接壤的邊緣地區，具有一定的勢力，故授“姑擦”（土司代理人）等級，有權處理轄區內一切行政事務[21]。
俄亞納西族有400多戶2000多人，相傳在14世紀末，麗江木土司管家瓦赫戛加常來俄亞打獵，開春後攜帶獵物回麗江，年復一年，便對此地產生濃厚的興趣，徵得木氏土司同意，便率其百姓遷往俄亞。據說跟他來的有巫師東巴多塔、牧羊人渣合遲理、趕馬人望莫等戶，在龍打河北岸定居，生活安定。後來發生一次洪水，居民損失很大，事後又從麗江、大理、香格里拉、稻城、鶴慶等地遷來數十戶納西、白、藏和漢等民族。由於納西族居多，又受麗江木土司統治，其他民族變服從俗，逐步變成了納西族。
瓦赫戛加就是現在“木瓜”家的始祖，是俄亞地區的開拓者，因此被麗江木氏土司認定為俄亞地區的世襲頭人。後來，木氏土司被改土歸流後，木裡土司也承認這個歷史形成的事實。從瓦赫戛加到1956年最後一任木官梭拉打吉，共有20代，每代以25年計算，則建寨有500年左右的歷史。大約明朝景泰、天順年間，是木氏土司強盛時代。至今在俄亞還有木氏土司建造的石堡、烽火臺、兵營、梯田等遺蹟。有關木瓜家的傳說是可信的[22]。
木瓜受木裡土司委任為俄亞地區的統治者，木瓜之下有甲布、麥色、扼所、白瓜（以上相當於村長）、馬車（帶兵官）等大小官員。
1950年以前，木瓜下轄百姓299戶（以納西族為主），每年要給土司衙門服各種兵役和沉重的勞役，交納賦糧、金糧、鐵糧及其他苛捐雜稅，過年要給土司和木瓜送禮。百姓中有土差兩戶，可免去糧賦及其他苛派，但要為土司和木瓜催派差糧、傳令，是他們的侍從。
佃客96戶（漢族為主），屬於木瓜的62戶，屬於百姓的34戶。他們不給木裡土司上糧服差役，只向佃主交地租和服無償勞役。
木瓜還有私人奴隸30～40人，為木瓜服家務雜役，在高山犛牛場放牧，在7個莊園內從事生產。
木瓜每年向木裡藏族土司送拜年禮，有豬肉3馱，約130斤，以及其他金銀、豬羊若干[23]。
參考文獻及註釋：
[1]《元史·地理志》。
[2]《明史·四川土司傳》。
[3]見《清史稿·四川土司傳》，文中作“麼些夷”。
[4]《金聲玉振集，邊防勘夷情》，轉引自《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87年版，第233頁。
[5]參《鹽源縣九所土司概況》（1936年）、葉大槐等《鹽邊民族誌》（渡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翻印，1985年），右所資料出處亦同。
[6]葉大槐等：《鹽邊民族誌》，渡口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翻印，1985年，第59～62頁。
[7]陳一崖：《鹽邊縣誌》，同治甲戌（1874年）抄本，內錄王濯亭《鹽源雜詠》。
[8]同上。
[9]《古柏樹土千戶郎廷芳墓誌銘》。
[10]《古柏樹土千戶郎廷芳墓誌銘》。
[11]參《明史》之《藍玉傳》《四川土司傳》。
[12]《鹽邊廳鄉土志》。
[13]《鹽源縣九所土司概況》，1936年。
[14]參葉大槐《鹽邊畢苴蘆土司調查》《鹽邊民族誌》等書。
[15]葉大槐：《鹽邊縣畢苴蘆土司調查》。
[16]《鹽源縣誌》，同治抄本。
[17]四川大部分土司世系，參見[美]約瑟夫·洛克《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雲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筆者在鹽源縣政協的調查訪問。
[18]參葉大槐《鹽邊縣畢苴蘆土司調查》及所引《寧（遠）屬調查報告》（1935年）、《鹽源九所土司概況》（1936年）、《渡口文物考古、歷史、民族研究資料選輯（第一輯）》（渡口市文物管理處1985年版）。
[19]《鹽源縣左所區沿海鄉“蒙族”情況調查》，1961年，鹽源縣檔案館存。
[20]參葉大槐《鹽邊縣畢苴土司調查》及所引《寧（遠）屬調查報告》（1935年）《鹽源九所土司概況》（1936年）、《渡口文物考古、歷史、民族研究資料選輯（第一輯）》（渡口市文物管理處1985年版）。
[21] 參《木里藏族自治縣概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22] 參宋兆麟《共夫制與共妻制》，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6-7頁；《四川省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頁。據說木官家譜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毀。
[23]參《木裡俄亞納西族概況》，載《納西族社會歷史調查（二）》，雲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執行主編 和志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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