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東傳入華後，雖然面臨著與這片土地格格不入的困境，但並沒有像其它宗教一樣銷聲匿跡。在長達數個世紀的傳播與發展中，佛教最終牢牢地紮根於古老的中國社會，並與之結合，開出了新的信仰之花。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其信仰主體還是以“胡人”為主，活動空間也受到官方的嚴格限制。但是，正是這樣一個處於中國社會邊緣的胡人宗教團體，卻在東漢末年社會秩序大崩潰時爆發出了驚人的傳播能量。魏晉以後，佛教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脫掉了原先的胡教外衣，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以漢人為信仰主體的宗教團體。

在佛教實現中國化轉型的過程中，北魏時期是其發展的關鍵期。當佛教逐步在北方社會確立傳播優勢的同時，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也差不多把中國北方破碎的政治版圖重歸一統。新興的北魏在整頓內部秩序時，必然要與佛教打上交道。北魏把佛教納入政府系統，實現了對佛教的有效控制，而佛教也反過來影響了北魏政權。

一、“胡教”的由來

據《高僧傳》的記載，早期入華佈教的僧人多為外來僧人，外來僧人的佔比達到95%，這表明佛教初傳中國時，其外來屬性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源流於外，這些外來僧人的身份標籤自然是依據華夏族的認知體系，對外來僧人的體質特徵和出身地域綜合考慮。

東漢以來，本來專指匈奴人的“胡”，作為一個指代符號，成為指代整個中亞民族的泛稱。而來自中亞、又長著異域面孔的外來僧人群體在進入中國之後，難免會遭遇異樣的目光，進而被標註以“胡僧”的身份標籤，由“胡僧”組成的佛教，自然會被視為“胡教”。

張騫鑿空西域孔道後，中原王朝對西域等地區奉行“致遠人”的政策。逢此契機，大量信奉佛教的胡商紛紛湧入中國，胡商入華後居住的地區，成了早期佛教主要活動空間和傳播基地。佛教宣傳的觸角剛進入中華大地，就迫不及待地想在這個陌生的社會上延展生根。只不過，這一次佛教所面臨的傳教難度超過了原來的預想，史載：

“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後，在與本土文化接觸的過程中，發生了文化衝突。孝是中國本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家國同構的古代中國，孝作為一種道義，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秩序提供了邏輯起點。而在佛教的原教旨中，孝道幾乎構成了修行的反面：服其道者，需要剃落鬚髮，釋累辭家。這樣舍家庭於不顧的做法，自然容易被中國本土衛道士批上“大逆不道”的罪名。

不過，佛教在忠孝觀念上與華夏文化的反差僅僅是文化構造上的不同，佛教真正刺激中原王朝敏感神經的東西，是其意圖以自我文化為中心，壓制華夏文化的“文化優勢”。

自西周以來，有關世界秩序的想象已經盤旋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秦漢帝國興起後，強大的國家實力讓精英分子普遍樹立起中國文化是最優文化的印象，一種頗為自我的文化中心主義隨即默認了一種由中國居於“世界中心”而“四海”為邊地的地理觀。但是早期佛經卻將佛祖出生之地視為“中國”，而華夏族所在的中原地區卻成了佛教徒眼中的“邊地”。這種試圖以“天竺中心論”取代“華夏中心”的觀點，難免被視為異端邪說。最終的結果是，佛教是“胡教”的印象被進一步強化了。

二、佛教在北魏前期的命運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思想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道術之類的信仰終究只是補充而已。因此，當佛教被當作道術的一種而延納進上層統治者的百寶箱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它僅能為私用，對其傳教卻是不利的。佛教為了打開全新的傳播局面，精準地鎖定了它的新宿主——知識階層。

中國古代知識階層萌芽之初，便有著“士志於道”的寶貴傳統，當佛教進入知識階層的活動空間後，自然引起了知識分子的警覺和重視。經過不斷的融合，一個特殊的崇佛群體從知識階層中分化而出，佛教之傳播，顯現出新機。

隨著知識分子進入佛教，原來外來僧人牢牢掌握著入華佛教的話語權的局面被打破，入華佛教的話語權開始由中國僧人建構並掌握。佛教傳入中國後，面對著一個全新的話語環境，其舊有的知識譜系必須因時而變。為了融入華夏文化，佛教原有的教義被重新解釋，與本土文化相融合。世俗化的佛教不僅明確承認了世俗政權的重要性，且認為世俗統治者的態度直接決定了傳教的成功與否，即所謂的“不依國主，法事難立”。

中國社會在東漢王朝崩解後，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門閥社會的形成。地方豪族的私權力逐漸得到統治者的妥協和承認，在制度框架內被賦予神聖性與合法性。永嘉之亂後，南渡士族與司馬氏重組政府，門閥社會繼續發展，並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而滯留在北方的門閥世家在胡族侵襲的浪潮下，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嚴酷的現實迫使北方門閥屈節服從，而胡族統治者為了政權的長治久安，也大多熱衷於籠絡北方門閥，這樣的政治態度，在北魏建國後也繼續被複制實行，《魏書》載：

“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鹹蒙敘用。”

受此感召，一些北方門閥世家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他們開始積極投身到北魏的建國大業。顯赫的功勞與魏主的寵信，很容易給北方門閥世家造成錯覺，他們為了

永嘉之亂後，佛教徹底打破了傳教緊箍咒，開始傳播於華夏各階層，北方社會很快就出現了“中州胡晉略皆奉佛”的局面。佛教的大規模傳播引起了北方門閥的敵意，在華夏正統觀念的夷夏之防下，佛教在北魏前期受到了空前嚴厲的打壓，《高僧傳》記載：

“燾既惑其言，以偽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

北魏的建立者拓跋鮮卑一開始與佛教並無交集，直到拓跋力微與中原王朝通聘時，拓跋鮮卑才首次接觸到佛教。北魏前期佛教被認定為“胡教”被受到打擊，顯然不是出自拓跋鮮卑統治者的主張，這背後牽扯到北魏佛道鬥爭背後的政治博弈。

三、北魏佛道鬥爭背後的政治博弈

中國古人向來講究“道器合一”，指的是政治理想必須藉助於政治工具，欲成大事，必須要把作為理念的“道”與作為工具的“器”統而合一。對於北方門閥來說，如果想要實現“整齊人倫，分明族姓”的政治理念，就必然要找到可以表達其理想的政治工具。

北方門閥可利用的政治工具中，天師道成為其重要選擇，以崔浩為代表的北方世族人士，多服膺天師道。相較於五斗米教，天師道對道教的神譜、儀軌、戒律、位階等基本教義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改易，進而使道教走上了更為精緻化的發展方向。天師道對於世家大族的利益訴求十分注重，因此有“家有嚴君，功及上世”一語。

北方門閥通過對天師道創始人寇謙之的神化，擴大了天師道在政壇的影響力，進而使天師道迅速官方化，成為北魏的“準國教”。而寇謙之則通過對崔浩的教理支持，以宗教之條格，助其實現對太武帝的精神控制，其目的是想用神權來干預君權。

但是在北方門閥推進事業的道路上，還有不少阻礙。在神化天師道的過程中，必然要保持權力來源的唯一性，但在北魏和天師道競爭的還有佛教，而佛教似乎更具有競爭力。因此，北方門閥把佛教貶斥為“胡教”，實是對佛教的矮化，把佛陀封為“延真宮主”，又有以道教消化佛教之意。

佛道兩家在搶奪話語權的鬥爭中，天師道處於明顯弱勢，北方門閥士族為了保障天師道的國教地位，因此力圖滅佛，試圖以政治干預宗教並達成藉助天師道干預君權的目的。

實際上，佛教不僅在教理層面會傷及天師道的神聖性，在現實的政治層面，素敬佛道的太子拓跋晃麾下，聚集了一批鮮卑貴族保守派，他們十分反感於北方門閥的政治舉措，因為北方門閥士族與鮮卑貴族在用人標準上存有較大的矛盾。

因此，天師道反佛雖以宗教鬥爭的形式呈現，但是實際上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外在形式：信奉天師道的北方門閥士族集團，為了確保其神權政治的實現，必須清理掉信仰佛教的太子晃集團，貶佛教為“胡教”的做法，隱藏著用滅佛事業打擊政治對手的良苦用心。

四、轉向國教的北魏佛教

北方門閥士族為了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以“胡教”之名加於佛教，而後又以捍衛中華正統之名，對佛教發起了攻擊，但是經歷太武滅佛的佛教不僅沒有就此消亡，反而在文成帝理政時迎來了命運的拐點。自此之後，佛教不僅脫去了“胡教”的外衣，還踏上了國教化的發展道路，就朝廷的高度尊崇和有效管理來說，北魏佛教已帶有明顯的國教性格。

文成帝復興佛教以後，北魏統治集團很快掀起了崇佛熱潮，幾位北魏皇帝先後歸宗佛家，成為虔誠的信徒。那麼，為何北魏佛教會被北魏統治者所接受呢？這與佛教中國化轉型之後在政治層面發生的變化大有關係。

原始僧伽組織在組織形式上具有極強的紀律性，獨立於方外，是個名副其實的“方外組織”。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國社會，這樣的組織自然不被世俗認可，而它與皇權之間的衝突也暗含著它最終的命運走向。在十六國北朝的統治下，獨立於方外的僧伽組織被納入了世俗政權的行政體制之中，僧官體制開始建立和完善。

佛教在僧官體制形成與完善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自律性和可控性，讓北魏統治者看到了支配佛教的可能，佛教的政治功用也在此後得到了重視與發揮。

永嘉之亂後，拓跋族以異民族的身份在疆域廣袤，士民眾多的中國北方成功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但是卻未能有效的實現對其臣民的控制。十六國時期，大大小小的王朝先後覆滅，使得北魏統治者認識到光靠物質力量的鎮壓可能並不能換來江山永固。於是，一種意識形態就要被建構，而佛教恰好能夠發揮意識形態功能。

意識形態的首要功能是在於教化人心，穩定社會。北魏時期，北方社會經過百餘年的動盪，在道德層面呈現出大滑坡的趨勢，殺戮和流血，成為平常之事。而舊有的儒家學說，在重整士民秩序時，也陷入了間歇性失靈的泥沼。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設定新的道德法則，而後將其內化為士民心中的秩序，為社會的安定創造新的可能，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議題。而佛教恰好有這一方面的功用，北魏時期，佛教徒在鄉間佈道的努力，為佛教成為國教奠定了堅實的信仰基礎，而北魏統治者對佛教的尊崇正是為了實現對臣民的精神控制。

五、佛教與北魏社會的融合發展

北魏是一個在金戈鐵馬中發展起來的軍事帝國，懾於拓跋鮮卑強大的軍事力量，許多族群被迫歸順，但苟且求生並不意味著天下歸心，北魏前期，境內各族群總是叛服無常。面對這些血腥的民族鬥爭，佛教積極呼籲和平，並以教義感化發起戰爭的胡族統治者。

在佛教徒的感化下，不少胡族統治者還是願意放下屠刀，減少流血的。同樣，這種基於慈悲心的感召，也在拓跋鮮卑統治者身上起了作用。殺戮停息，衝突消弭，惟其如此，各族群才能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發展框架內走向融合。所以佛教對北魏促進族群融合爭取客觀環境，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此外，佛教在北魏王朝與中原傳統實現有機的銜接過程中，在理論和現實層面給予了北魏皇帝不容小覷的助力。佛教在與統治者合作時，不光表現出馴服順從的一面，還極力為之提供必要的政治服務。北魏佛教把北魏皇帝比作如來，又要求僧人對之禮拜，這無疑是在神化皇帝本人，而在具體的現實層面，佛教徒為皇帝制造聲威的努力也是不遺餘力，其中就包括鑿刻宏大的石窟，修建豪華的皇家寺廟，以及由皇帝來主持佛事。

自東漢以來，中國北方出現了在國家權力面前可以保持自身獨立性的世家大族，他們作為地方社會的領袖，在國家強化社會控制的進路上設置了不少的障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北魏佛教又是怎樣幫助北魏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的呢？具體來說，這種佛教影響下的社會控制是通過對民眾進行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控制而達成的。

從精神層面來看，佛教以“業報”為理論基礎的輪迴觀念，讓民眾在彼岸世界看到了希望，民眾盡心事佛，在現實世界中就失去了鬥爭性，這為北魏社會控制的強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肉體層面來看，國家對佛教節日的設置與推崇，成為一種精巧的制度設計。

總體來看，北魏時期佛教調整自身適應中國社會的邏輯，為其國教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北魏前期的佛道之爭，實際上暗含不同政治勢力角逐的暗流。北魏文成帝后，佛教備受推崇，在本土化佛教的影響了，北魏社會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北魏佛教為各族群搭建了一個可宗教場域，讓他們在新的身份認同上走向融合，民族融合成為主流。不僅如此，北魏佛教為北魏皇權的集權化、專制化輸出了助力，對於拓跋鮮卑的中國化改造奠定了基礎。

參考資料：《中古的佛教與社會》、《東晉門閥政治》、《佛教征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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