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不可知論（agnosticism）
恩格斯似乎感到，費盡心機去證明上帝不存在不僅沒有什麼意思，而且是浪費時間。對於他和馬克思來說，宗教除了是一種歷史的和社會的現象外，只不過是一種愚昧之談。對問題不置可否，或者承認上帝只是一種不可證明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論的態度，看來是不足引起他們認真對待的。他們把基督教改革運動看作是“革命”的運動，因為它表現了新階級對封建制度的挑戰。而且從長遠來看，由於舊教會的被推翻為知識階層的逐步世俗化開闢了道路，宗教也就越來越被看作純粹是私人的事情。
馬克思在1854年中寫的一篇關於《宗教權力的衰落》的文章中指出，自從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分別地開始解除各種宗教信仰對自己的束縛”；在法國和各新教國家中，哲學在18 世紀取得支配地位。在馬克思的眼裡，自然神論跟不可知論十分相似，它們都是一種拋棄舊教條的便宜方式。帶來重大而膚淺變動的法國革命使上層階級感到震驚，它們同在1848年的動亂中復活的各教派結成公開的聯盟；但這在當時就已不足為慮了，政府承認基督教會的權威，這樣做只不過是更為方便而已。馬克思用1854年爆發的克里木戰爭為例描繪了這種情況，由於英國和法國站在土耳其一邊，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不得不為異教徒戰勝基督教同伴而祈禱，他認為這將迫使教士在將來更成為政治家的工具。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在19世紀中葉移居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對於他們所看到的中等階級對宗教著迷的現象感到驚訝；但是當時世界各國的影響已經來到，從而產生了一種被他叫做“開化”的效果。像坦尼森和阿爾諾德這樣的詩人以悲傷語調描繪信仰衰敗，卻以一種喜劇的光芒激發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92年寫到：不可知論幾乎受到同英國國教會一樣的尊敬，比救世主的地位高得多；用朗卡郡的一個富於表現的字眼來說，不可知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義。恩格斯接著論述了不可知論對事物或因果關係真實性不確知的哲學意義。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沿著這種思路運用這個術語的，特別是列寧在1908年跟經驗批判主義進行論戰時，極力論證馬赫及其實證論學派的新奇觀念只不過是從被恩格斯批判為有害的不可知論的休謨的老觀念中派生出來的。在列寧看來，既承認我們的感覺有一個物質的來源，但又把它們能否給予我們關於物質世界的正確信息看作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只是玩弄字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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