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名義上的中央政權已經喪失了對全國的實際控制力，它本身所應具有的社會職能也相應的喪失了，但這些社會職能並沒有消失，其中的一部分被青幫所竊取，因此，民國時期出現了這種特殊的現象一一地下秩序代行中央政權的社會職能。
青幫原是社會底層的代表，近代以來，由於社會動盪，青幫在清末逐漸盜匪化、流氓化。在農村，他們表現為盜匪武裝集團，在城市則形成城市流氓團伙。但是，由於青幫在民國時期的惡性膨脹和迅速發展，已經不能僅僅單純的把它當作一種社會惡勢力來看待，在自身利益得到滿足的基礎上，青幫從原來危害社會發展的角色開始轉變為一種特殊的積極力量。
(1)對於社會底層一些成員而言，青幫在對他們進行壓榨剝削的同時，還保護著他們的工作機會，為他們提供生存空間。民國社會由於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人民流離失所，導致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廉價勞動力，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多數被青幫所控制，淪為青幫壓榨的對象。但是，這些人在遭受壓榨的同時也得到青幫的保護，在滿足青幫頭目的剝削需要後，他們的工作機會就能夠得到保證，從而有穩定的生活來源。
因此，在民國時期流民無數，廉價工人遍地可尋的情況下，青幫在充當兇惡剝削者的同時，也充當了一部分工作機會保護者的角色，對於一些普通店鋪等小經營者而言，青幫也扮演相同的角色。
(2)青幫還能夠成為社會救濟活動的中心力量。民國時期天災不斷，無論是為了提高個人聲望，還是為了博取社會認可，青幫大亨都多次參與或者直接發起慈善活動，為受災地區募捐財物，從行動上給災民帶來實際援助。例如：1931年和1934年江淮地區連續遭受特大水災，災情嚴重，牽連十幾省，災民上億。
1931年8月16日國民政府因災情嚴重，成立了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杜月笙與上海幾位聞人王曉籟、虞洽卿、張嘯林及大慈善家熊希齡一起被聘為中國委員，杜為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捐款三次，每次洋1000元。此外杜月笙還以個人名義單獨發起慈善活動，他遍請了民國著名的演藝人士舉辦販災義演，自己也粉墨登場，最後將義演所得全部捐往災區。由於杜月笙特殊的身份地位，各行各業人士在收到他的募捐信函或請求幫助的信函後，無不紛紛應允，他們不是親臨現場助興，就是慷慨解囊相助，這使得杜月笙舉辦的慈善活動異常順利，募捐數目也十分龐大。1931年8月6日，上海各界議定成立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販會，至1932年5月24口，共募捐得2611771元3角8分8釐，而杜月笙個人募款和捐款總數在53萬元左右，超過水災會募款總數的五分之一，遠遠高出他人之上。
(3)青幫還曾在抗口戰爭中貢獻過自己的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青幫出現了分化，其中積極支援抗戰的青幫力量為中國境內各種抗日力量都提供過實質性的幫助。“一·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奮起抗日，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帶領的地方組織曾經給予十九路軍很大援助 “八一三事變”後，國民黨蔣介石開始積極抗日，上海時屬第三戰區，“每逢有國民黨部隊開到”，杜月笙“必定要帶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獻的慰勞品，前去勞軍”，杜還給張治中提供過一臺緊缺的電話機，並以個人名義送給張發奎一臺裝甲保險汽車。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曾致函杜月笙，告知他;‘八路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防毒裝備缺乏’，‘渴望後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希望杜月笙給以協助。杜月笙等人經會議討論後，最後同意將一千具從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捐贈給八路軍使用。這也是青幫首領為抗日戰爭所作的一件好事。”
【1】錢生可主編：《上海灘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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