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金融科技在世界各地方興未艾，但各國的應用水平並不平衡。在某些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科技應用的驅動力緣於金融服務供不應求，於是通過金融科技來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而在另外一些經濟體，推動金融科技應用的力量則與傳統金融業務的成本過高、監管環境有利以及其他宏觀經濟因素密切相關。此外，人口因素也在金融科技應用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為年輕一族更容易信任並主動接受金融科技服務。金融科技不僅有助於提高金融體系的普惠性和效率，而且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金融領域過去曾經出現的市場失靈仍然存在，並會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本文來源於《中國金融》2020年第5期，作者喬恩·弗羅斯特（Jon Frost）系國際清算銀行（BIS）創新與數字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荷蘭中央銀行金融穩定局高級經濟學家，主要從事金融科技與數字創新、金融穩定和宏觀審慎、國際資本流動、中央銀行業務等領域的研究。
推動金融科技應用的經濟力量
文 | 喬恩·弗羅斯特譯 | 張林
金融科技應用呈現地域特徵
2017年，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將金融科技（fintech）定義為金融服務領域的科技賦能創新（technology-enabled innovation），它可以催生新的商業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並對金融服務產生相應的實質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可以包括來自新公司、現有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創新。在過去幾年中，金融科技已經在世界上的各主要地區出現——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
但金融科技應用的普及率卻懸殊巨大。與整個金融體系相比，儘管金融科技活動的規模通常較小，但在部分經濟體中，它們已經壯大到具有重要經濟意義的規模。在一些國家，金融科技僅僅是一種侷限於某些業務領域的利基活動（niche activity）；但在另一些國家，金融科技正在步入金融服務的主流。
金融科技應用的這種格局令人困惑，因為它既不反映經濟發展，也不反映政治疆界。本文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解釋金融科技創新在一些經濟體和市場中被更廣泛地應用，而在另一些經濟體中卻裹足不前？
現有證據表明，在支付領域，新的金融科技提供商已經在移動支付領域站穩腳跟，特別是在零售消費領域異軍突起。目前，科技金融公司（techfin）或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在某些國家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支付服務提供商，而在另一些國家則不然。最新數據顯示，大型科技公司的移動支付業務量已經佔到中國GDP的16％；但在美國、印度和巴西，這個比例還不到1％。特別是在EMDE國家中，受益於大量消費者使用智能手機，移動支付的比例甚至超過了銀行轉賬和信用卡支付。世界銀行最近的調查顯示，在智利、孟加拉國、伊朗以及許多非洲國家，超過20％的人口擁有移動貨幣賬戶（mobile money account）。
與此同時，P2P借貸、市場借貸以及其他金融科技信貸平臺在某些細分領域也形成了相當大的經濟規模。比如，金融科技信貸平臺的業務規模在2016年佔美國新增住房抵押貸款的8%，在2018年佔到美國無擔保個人借貸總額的38%。從中國、美國和英國的情況來看，這類平臺的業務大都與中小企業融資有關。在美國和英國，這些平臺向中小企業提供的資金分別相當於銀行同類貸款的15.1%和6.3%。在韓國和肯尼亞，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內的金融科技信貸平臺所提供的貸款也達到了一定規模。然而，在歐洲大陸、中東和拉美的大部分國家，金融科技平臺的貸款規模卻微不足道——通常遠低於銀行和其他借貸機構信貸餘額的1%。
在保險市場和一些批發應用領域（如貿易融資），金融科技創新日趨活躍，甚至形成了“保險科技”（insurtech）。但在批發市場（如銀團貸款、衍生品市場、清算和結算行業），金融科技的滲透率仍然很低，儘管分佈式賬戶技術得到了初步應用。
總體而言，相對於當前整個金融體系的規模，金融科技活動仍然量小力微。以2017年為例，全球金融體系的資產規模高達382萬億美元，而金融科技平臺的信貸總量只有5450億美元，約為全球金融體系資產存量的0.14%。即使在2017年底加密資產投機泡沫最嚴重的時候（當時比特幣的價格飆升至2萬美元），這個市場與全球金融資產總額相比也是微不足道。
儘管如此，各國之間金融科技應用的規模還是存在顯著差異。即使在各國內部，金融科技的發展也參差不齊。比如，杭州、西雅圖和特拉維夫等城市出人意料地成為了金融科技活動的溫床；而在一些傳統金融中心如東京和米蘭，相對於它們在其他金融服務領域的地位，金融科技活動發展卻差強人意。
為了解釋金融科技應用的地域特徵，筆者考察了來自不同金融服務領域的證據，並將這些證據整理成金融科技應用背後的關鍵動力。除了技術進步，其他主要力量還包括金融服務供給不足、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監管政策和人口變化。瞭解這些經濟驅動因素不僅有助於洞察當前金融科技的發展動態，而且可以判斷金融科技在未來是否能夠繼續增長以及這種增長是否值得追求。
金融科技有助於向那些傳統上被排除在金融體系之外的人提供服務，能夠克服特定的市場失靈（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等），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促進經濟增長。這些效果已經逐步開始顯現。與此同時，以監管套利或尋租為目的的金融科技應用卻得不償失。
普惠金融呼喚金融科技應用
在世界各地，大約17億成年人還沒有開立銀行賬戶。特別是在EMDE國家，許多家庭主要依靠現金進行日常交易，從而導致大量未登記的經濟交易（通常被稱為“非正規經濟”）。即便是那些擁有銀行賬戶的人群，他們也可能根本無法獲得信貸、保險和財富管理這類金融服務——或者說類服務的價格超出了他們的消費能力。即使在發達經濟體，某些群體（如少數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移民勞工和難民）也無法獲得基本的金融服務。
大量事實證明，對金融服務的渴望是金融科技應用不斷前行的重要動力。也許最著名的例子是M-Pesa。這是一家由肯尼亞電信供應商Safaricom於2008年推出的移動轉賬系統。M-Pesa目前在東非、北非和南亞的多個國家運營，2018年其用戶數量達到了3200萬。
金融供給不足也是推動金融科技信貸發展的動力。在中國，金融科技信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供應矛盾（例如，克服了借款人與銀行網點之間存在的巨大地理距離），並允許信用評分較低的公司獲得信貸。在美國，金融科技信貸對銀行小額貸款形成了有益的補充。貸款俱樂部（Lending Club，是美國最大的P2P平臺之一，2007年成立於舊金山）已經滲透到了傳統銀行服務不足的許多領域。在德國，金融科技信貸服務已成為被銀行業忽視的消費信貸市場的一部分。在阿根廷，有35%的小額信貸來自大型科技電子商務平臺美客多（Mercado Libre），按照信用評分，這些借款人沒有資格從銀行獲得信貸。縱觀各國，當銀行網點的密度不能與當地人口數量相匹配時，大型科技公司的信貸就更為普遍。
這種趨勢的另一個例子是匯款服務。凡是在國外生活過的人都深有體會，現金跨境轉賬通常既慢且貴。如果打工者向居住在EMDE國家或偏遠地區的家人匯款（其金額通常較小），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世界銀行的調查表明，向EMDE國家匯200美元的平均費率為6.84%，相當於要花費13.68美元。此外，近年來代理銀行業務關係弱化也增加了跨境匯款的成本。在此背景下，匯款業務（特別是跨境支付）正在成為金融科技提供商步步為營的優勢領域。
綜上所述，在現有金融體系無法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相關領域，金融科技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儘管金融科技創新可能需要更多的前期投資，但其獲取新客戶關係的單位成本較低。雖然富裕國家目前仍然是金融科技活動的主戰場，但相對於經濟規模而言，金融科技活動在一些EMDE國家的作用卻更加重要。
宏觀經濟學與融資成本
一般而言，金融科技應用在金融服務相對昂貴的國家更為普遍。菲利普（Philippon，2016）對歷年來美國融資活動居高不下的“單位成本”進行了研究，並分析了金融科技在提升效率方面的潛力。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儘管出現了計算機、金融市場電子交易和其他創新，但金融服務依然相當昂貴。自2002年以來，金融服務的費用開始下降。最近的調研結果表明，來自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公司的競爭是金融產品創新的主導力量。這種競爭是否以及如何影響融資成本的總體數字，目前尚難斷定。
有關跨國數據顯示，儘管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各國金融服務費用開始趨同和下降，但在許多經濟體，金融服務仍然非常昂貴。根據近年來的相關數據，金融科技信貸在融資成本較高的經濟體中似乎更具滲透力。在人均收入較高（反映經濟發展水平）、銀行業加價較高（衡量市場力量的指標，通常意味著市場競爭不充分）的國家，金融科技信貸的比例會更高。在許多情況下，網絡效應有助於金融科技信貸平臺更加集中地提供服務，從而降低服務成本。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中央銀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否有助於金融科技應用，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開展的一項研究表明，各國影子銀行的增長與2008年之後的低利率和更嚴格的資本監管等因素有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已知的跨國證據表明低利率與金融科技信貸量有關。總之，在銀行業相對缺乏競爭因而利潤更高的情況下，金融科技應用可能會有更大的動力。金融科技的後來者有助於進一步提高效率，降低金融服務的成本。
監管環境的影響
針對監管環境如何促進或阻礙金融科技的應用，許多人進行了專門研究。Rau（2017）的研究顯示，在法制建設、監管質量、腐敗控制、進入便利性以及現有中介機構盈利能力等方面有優勢的國家，通常擁有更大數量的可替代融資（alternative finance），包括金融科技信貸。英國劍橋大學新興金融研究中心（CCAF）201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監管適當（既不過度也不缺失）的國家，其可替代融資量較高。總的來看，這些研究的證據並不支持金融科技應用主要由監管套利所驅動的結論。
當然，也有研究結果表明某些金融科技活動是出於監管套利。比如，Braggion等人（2018）發現，中國的P2P貸款在貸值比（LTV）緊縮的城市上升較快，說明借款人選擇利用P2P貸款來規避銀行信貸要求。Buchak等人（2018）估計，在美國抵押貸款市場，傳統銀行監管負擔不斷加重，從而導致非銀行機構（包括金融科技貸款平臺）的融資數額短期內增長了55%。Cizel等人（2019）的研究顯示，在宏觀審慎政策實施後，銀行信貸出現了萎縮，而非銀行貸款卻不斷增長。
人口因素的力量和信任
在2017年召開的一次公共部門高級官員研討會上，一位金融科技公司高管表示：“金融科技的成長過程恰似千禧一代，主要受到兩大因素的影響：科技和國際金融危機。”當然，這位高管並不是唯一注意到這些相似之處的觀察者。實際上，比特幣區塊鏈的“創世塊”（genesis block，即比特幣最初的一串代碼），就暗含了英國政府在2009年出臺的銀行救助計劃（這串代碼解碼後的意思為“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即“2009年1月3日財政大臣即將開展第二次銀行救助”——譯者注）。由此可見，千禧一代（他們也被戲稱為“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成為金融科技的狂熱擁躉也就不足為奇了。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在2017年發佈的一項調查報告表明，年輕一族正在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推廣金融科技應用的主力。在一份全球數字活躍用戶（digitally-active user）調查樣本中，25～34歲的用戶中有48%使用過金融科技，而在75歲及以上的用戶中這個比例只有9%。在人口老齡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如印度、南非和哥倫比亞，金融科技的使用率也較高。在老年人口較多的國家，現金的使用更為普遍。
此外，不同年齡段人群對金融科技的信任度也是一個關鍵因素。2017年，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與全球數字市場研究機構 Research Now進行的一項聯合調查發現，91%的印度受訪者、86%的中國受訪者和60%的美國受訪者表示會考慮科技公司的金融產品，而年輕消費者（18～34歲）所表現出的興趣甚至更高。在過去的一兩年中，由於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發生數據洩露醜聞，人們對科技公司的信任度可能有所下降。同樣，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些有損消費者權益的業務今後也會降低人們對它們的信任。
在金融科技受眾年輕化這個大趨勢中，也有一個重要的例外。美國信貸局的數據顯示，大多數在線市場（online marketplace）借款人實際上來自年齡較大的人群， 他們大都屬於“X一代”（Generation X，指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和“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指二戰結束後1946年初至1964年底出生的人口）。
金融普惠、競爭和風險
儘管智能手機、雲計算和大數據分析等科技創新已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但將這些科技創新廣泛應用於金融服務領域卻僅僅集中在具有某些共同特徵的市場，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由於金融科技應用有助於拓展金融普惠的領域，如提高EMDE國家的基礎支付服務水平，這對經濟增長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跨國證據表明，金融普惠的大多數指標都與促進經濟增長有關。但信貸服務可能是一個情況比較複雜的領域。一方面，金融科技信貸有助於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導致某些（或某群）借款人的過度借貸並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
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科技活動可能會增加金融服務領域的跨境競爭。 許多金融科技公司一開始只專注於某經濟體，但目前已經出現很多跨境擴張的例子。與此同時，一些成功的金融科技商業模式也開始被複制到不同的市場。這種跨境金融一體化不僅可以促進相關經濟體金融服務的多元化和風險分擔，而且還有助於扭轉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某些跨境金融活動出現的下滑趨勢。鑑於不同市場在監管方面存在的差異以及潛在的監管套利風險，面對日益加快的金融科技跨境擴張，全球監管機構之間的密切合作至關重要。
最後，雖然金融科技創新有時可以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來克服某些市場失靈，但這些活動仍將面臨傳統金融領域常見的風險。例如，類存款業務會存在流動性不匹配和銀行擠兌的潛在風險。新型金融資產仍有可能產生投機泡沫，2017年下半年出現的比特幣暴漲行情就是如此。此外，如果某些金融科技或大型科技公司發展到足夠大的規模，就有可能成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公司（“大而不能倒”），從而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過度冒險。
結論
金融科技應用受到來自供需雙方的各種因素驅動。現有證據表明，在EMDE國家以及金融服務不足的細分市場，對金融服務的渴求（或者說對金融普惠期待）是推動金融科技應用的強大動力。融資成本高，銀行部門加價高，也的重要的原因。儘管監管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視，但總的來說，監管套利似乎不是金融科技應用的主要驅動力。在許多經濟體中，年輕一代也許是推動金融科技應用的主力，但並非一概如此。人口老齡化以及人們對科技創新和金融科技的信任，不僅會影響金融科技應用的程度，而且還將影響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通過提高金融服務的普惠性，金融科技應用不僅能夠促進某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EMDE國家）的經濟增長，而且可以加強跨境金融一體化。然而，與傳統金融一樣，金融科技活動也會受到市場失靈的影響，從而面臨諸多挑戰：信息不對稱和貸款中的逆向選擇；流動性與存款不匹配；與大型金融中介機構相同的系統重要性及其道德風險；金融體系中千絲萬縷的相互關聯。因此，金融科技應用同樣需要以適當的監管形式進行公共政策干預。
本文為國際清算銀行於2020年2月4日發表的工作論文，中文版略有刪節，英文原版可在BIS網站 www.bis.org 上獲取。
監製：卜海森 李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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