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去海口萬達廣場轉了一圈，發現很多小店都沒有開門，很多店鋪門口貼著“轉讓”告示，靠近白水塘路的一家我去過幾次的蛋糕店貼出“轉讓店鋪”告示，透過玻璃門窗，裡面的物品已撤下貨櫃，看來店主已經死心塌地撤退了。這家店靠近小區出口，人流量一般般，生意談不上好和壞。如果沒有這次疫情，老闆娘靠著微薄的利潤，養活一兩個店員沒有問題。很多小店正是靠著一單單、一天天的收益來維持收支平衡。疫情來臨的時候，他們要面對原材料的上漲，不斷上漲的房租，員工的工資等壓力，一個月沒有生意，資金鍊就這樣斷了。小店鋪，私營企業主抗風險能力本身就很差，更可怕在於，他們不知道這一切什麼時候結束，還需要往裡貼多少流動資金。對未來預期無法把握，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於是
小店鋪形成兩極，急於開業或者急於轉身脫手。
出門再看，小知情調已經消失
當大部分的人禁足在家，街頭有一群特定的流動人群，他們就是外賣小哥，支撐了國人廉價的“淚目”。很多商家冒著感染病毒的風險選擇復工。的確消費者有剛性的需求，很多人降低風險選擇外賣度日，還有很多人的生活物資都是外賣小哥來配送。這些復工企業及奔波者背後，其實都是辛酸。因此，也不要吃驚滯留在武漢街頭的打工者，他們住宿在火車通道，被人用水龍頭澆溼被子進行驅趕，甚至為了省錢在垃圾桶翻找食物。這些走上街頭的人，若不是為了生活所迫，誰願意承受這樣的壓力？
而偏偏就在此刻，四川、重慶、雲南、山東多地餐飲協會向美團外賣平臺發出了公開信或公函，稱其在疫情期間平臺突然提高佣金，餐飲商業在疫情期間不堪重負。
此次疫情，電商平臺的日子則好過很多。只有平臺有訂單量，他們不管颳風下雨照樣太陽昇起。美團2019年Q2財報顯示，靠外賣抽取的佣金能賺154.3億元，Q3季度再次增加30億元達到184億元，每日佣金坐收2億元，居三大主營板塊之首。他們面對風險有機構、銀行託底。例如這一次，美團申請40億貸款用於武漢醫務人員提供免費送餐資金支持。抗風險能力可謂強過這些辛苦恣睢的中小企業商家。
2019年vs2018年美團第三季度收入對比
魯鎮做豆腐的西施怒對迅哥一句話：你闊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門就是八抬大轎，為啥還在乎幾個不值錢的傢什？（魯迅作品《故鄉》）“迅哥”肯定不是日進斗金的主，豆腐西施也只是出於小恩小惠做出的“戰略性撤退”，捎帶拿走幾件物品。她的手段比目前商家更有話語權。
美團在關鍵時期再次提高佣金，甚至將佣金提升到30%，降低商家的配送範圍。“一進一退”之際，商家的收入大減，這已經突破了餐飲零售行業的盈利極限，違背了商業規律。很多店鋪不得不被迫選擇關門。
為何美團此刻沒有大格局，為什麼要對自身的衣食父母下手？甚至冒著“道德風險”來進行這種“騷操作”？這背後暗藏的一大玄機就是電商平臺的“二選一”問題。美團最近這些年都在提高佣金，從平臺發展商家和用戶之初的2%躍升到30%，他們都在逼迫商家進行單方面的獨家銷售協議，而很多入駐商家出於訂單量的考慮，入駐多家平臺，美團就通過提高佣金點逼迫商家就範。
餓了麼小哥上前安慰，同行心疼
“二選一”成為電商平臺的普遍問題。例如前一段時間神舟電腦與京東撕破臉的紛爭，京東以神舟違反雙方簽署的產品購銷協議條款，拒絕支付拖欠神舟電腦的3.38億貨款，而神舟則回應京東的“五大酷刑”，其中一條未和京東去年雙十一簽訂“二選一”協議，京東單方面進行了補貼促銷，事後卻逼迫神舟繳納1559萬元返利。“二選一”肯定是雙方談崩的一大主因。
2020年1月5日，本人參加某雜誌社在海南舉辦的“電商平臺競爭與打假”高峰論壇，裡面專家學者針對“二選一”提出很多新穎的觀點。例如學者王琳就認為電商“二選一”是輿論用語，夾雜著公眾的情緒判斷，而非法律用語；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周天勇認為“二選一”可以是商家與平臺之間的獨家代理權，平臺為了流量進行獨家商戶營銷，這些都是合理的競爭。這些都意味著學者已經意識到“二選一”的“負面影響”，而且默許了他們存在，這些都是商家與平臺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商業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多方出於最優所作出的選擇，無奈之中帶著眼淚。
真正的問題在於，商家應對措施有限，唯一的選擇就是“用腳投票”。美團這一次突發提高佣金，雖有協會幫忙發聲（公眾輿論場的進入手段之一），在新業態還沒有孵化出來時候，中小餐飲在受傷慘重，又遭腹背受敵。這種衝擊勢必波及更廣的行業，平臺也會成為“受害者”，更苦的只是這些辛苦打拼的小商家。
底層的和解讓人感動
在配送的街頭，有一個畫面讓人讓人感動，美團外賣小哥拖著餓了麼的箱子奔走街頭。底層人民在困難時期很容易跟過去和解。恰恰是平臺趁人之危，就有幾分不地道了。
美團會道歉麼？會適當妥協麼？平臺不殺伯仁，伯仁卻因平臺而死。這個時候讓商家引頸受戮，而非自然死亡，肯定是最壞的選擇。
出品：曉寰文化互聯網實驗室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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