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去海口万达广场转了一圈，发现很多小店都没有开门，很多店铺门口贴着“转让”告示，靠近白水塘路的一家我去过几次的蛋糕店贴出“转让店铺”告示，透过玻璃门窗，里面的物品已撤下货柜，看来店主已经死心塌地撤退了。这家店靠近小区出口，人流量一般般，生意谈不上好和坏。如果没有这次疫情，老板娘靠着微薄的利润，养活一两个店员没有问题。很多小店正是靠着一单单、一天天的收益来维持收支平衡。疫情来临的时候，他们要面对原材料的上涨，不断上涨的房租，员工的工资等压力，一个月没有生意，资金链就这样断了。小店铺，私营企业主抗风险能力本身就很差，更可怕在于，他们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还需要往里贴多少流动资金。对未来预期无法把握，这才是最恐怖的事情。于是

出门再看，小知情调已经消失

当大部分的人禁足在家，街头有一群特定的流动人群，他们就是外卖小哥，支撑了国人廉价的“泪目”。很多商家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选择复工。的确消费者有刚性的需求，很多人降低风险选择外卖度日，还有很多人的生活物资都是外卖小哥来配送。这些复工企业及奔波者背后，其实都是辛酸。因此，也不要吃惊滞留在武汉街头的打工者，他们住宿在火车通道，被人用水龙头浇湿被子进行驱赶，甚至为了省钱在垃圾桶翻找食物。这些走上街头的人，若不是为了生活所迫，谁愿意承受这样的压力？

而偏偏就在此刻，四川、重庆、云南、山东多地餐饮协会向美团外卖平台发出了公开信或公函，称其在疫情期间平台突然提高佣金，餐饮商业在疫情期间不堪重负。

此次疫情，电商平台的日子则好过很多。只有平台有订单量，他们不管刮风下雨照样太阳升起。美团2019年Q2财报显示，靠外卖抽取的佣金能赚154.3亿元，Q3季度再次增加30亿元达到184亿元，每日佣金坐收2亿元，居三大主营板块之首。他们面对风险有机构、银行托底。例如这一次，美团申请40亿贷款用于武汉医务人员提供免费送餐资金支持。抗风险能力可谓强过这些辛苦恣睢的中小企业商家。

2019年vs2018年美团第三季度收入对比

鲁镇做豆腐的西施怒对迅哥一句话：你阔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就是八抬大轿，为啥还在乎几个不值钱的家什？（鲁迅作品《故乡》）“迅哥”肯定不是日进斗金的主，豆腐西施也只是出于小恩小惠做出的“战略性撤退”，捎带拿走几件物品。她的手段比目前商家更有话语权。

美团在关键时期再次提高佣金，甚至将佣金提升到30%，降低商家的配送范围。“一进一退”之际，商家的收入大减，这已经突破了餐饮零售行业的盈利极限，违背了商业规律。很多店铺不得不被迫选择关门。

为何美团此刻没有大格局，为什么要对自身的衣食父母下手？甚至冒着“道德风险”来进行这种“骚操作”？这背后暗藏的一大玄机就是电商平台的“二选一”问题。美团最近这些年都在提高佣金，从平台发展商家和用户之初的2%跃升到30%，他们都在逼迫商家进行单方面的独家销售协议，而很多入驻商家出于订单量的考虑，入驻多家平台，美团就通过提高佣金点逼迫商家就范。

饿了么小哥上前安慰，同行心疼

“二选一”成为电商平台的普遍问题。例如前一段时间神舟电脑与京东撕破脸的纷争，京东以神舟违反双方签署的产品购销协议条款，拒绝支付拖欠神舟电脑的3.38亿货款，而神舟则回应京东的“五大酷刑”，其中一条未和京东去年双十一签订“二选一”协议，京东单方面进行了补贴促销，事后却逼迫神舟缴纳1559万元返利。“二选一”肯定是双方谈崩的一大主因。

2020年1月5日，本人参加某杂志社在海南举办的“电商平台竞争与打假”高峰论坛，里面专家学者针对“二选一”提出很多新颖的观点。例如学者王琳就认为电商“二选一”是舆论用语，夹杂着公众的情绪判断，而非法律用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周天勇认为“二选一”可以是商家与平台之间的独家代理权，平台为了流量进行独家商户营销，这些都是合理的竞争。这些都意味着学者已经意识到“二选一”的“负面影响”，而且默许了他们存在，这些都是商家与平台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商业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多方出于最优所作出的选择，无奈之中带着眼泪。

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家应对措施有限，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脚投票”。美团这一次突发提高佣金，虽有协会帮忙发声（公众舆论场的进入手段之一），在新业态还没有孵化出来时候，中小餐饮在受伤惨重，又遭腹背受敌。这种冲击势必波及更广的行业，平台也会成为“受害者”，更苦的只是这些辛苦打拼的小商家。

底层的和解让人感动

在配送的街头，有一个画面让人让人感动，美团外卖小哥拖着饿了么的箱子奔走街头。底层人民在困难时期很容易跟过去和解。恰恰是平台趁人之危，就有几分不地道了。

美团会道歉么？会适当妥协么？平台不杀伯仁，伯仁却因平台而死。这个时候让商家引颈受戮，而非自然死亡，肯定是最坏的选择。

出品：晓寰文化互联网实验室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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