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風俗丨略說惠安沿海“相摃”民俗——陳桂炳


惠安風俗丨略說惠安沿海“相摃”民俗——陳桂炳



略說惠安沿海“相摃”民俗

“相摃”為泉州方言,學術界又稱“擲石”、“投石”、“鬥石”、“石戰”等。1991年,漳州舉辦“陳元光與漳州開發國際學術會議”,與會的日本學者相田洋先生提交會議的論文為《閩南的擲石戲與東亞石戰戲》(載於朱天順等主編:《陳元光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引起了筆者的興趣。2002年,筆者發表《泉州沿海地區的特異民俗及其文化意蘊》(載於《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文中提到了惠安輞川的一例“相摃”民俗。


惠安風俗丨略說惠安沿海“相摃”民俗——陳桂炳

該文發表後,得到了國內學術界一些學者的關注,遼寧社會科學院民俗學文化學研究所郭純蓮研究員在《“鬥石”遊藝民俗研究綜述》(載於《文化學刊》2007年第2期)中,就多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民俗現象的研究進行回顧和總結時,即介紹了拙文的有關內容。後來我在泉州沿海地區進行民俗調查時,瞭解到舊時泉州還有幾個地方也傳承著“相摃”民俗。鑑於我國學術界對泉州地區的“相摃”民俗大都不瞭解,極少提及,因此很有必要寫篇小文章加以介紹。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摃”民俗,在表現形式上都差不多,但在具體內容上則有所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擲石(摃石)戰和擲火(摃火)戰兩種。其中有擲石戰習俗的地方較多,曾見於惠安、晉江、石獅等沿海地區,較為獨特的擲火戰民俗,似僅見於晉江東石(也有可能是國內外類似民俗中最具特色的)。

本文主要說說惠安沿海舊時的兩例“相摃”民俗。先說惠安崇武的擲石戰。


惠安風俗丨略說惠安沿海“相摃”民俗——陳桂炳

惠安崇武的擲石戰民俗,當地民眾稱“擲石趕蜂”。崇武因城中有蓮石山,被風水先生視為“蓮花穴”,故崇武亦稱“蓮城”。崇武城西北郊有峰前、峰後、峰中、峰東、峰上等五村,被風水先生指為“蜂穴”(“峰”與“蜂”諧音)。於是,風水先生又說,“蜂穴”的蜂會飛來“蓮花穴”採蓮花,使蓮花受到摧殘而枯焦,住在崇武城中的百姓亦會因此而遭殃,清代乾隆年間崇武流行鼠疫,即與“蜂”克“蓮”有關。只有趕“蜂”衛“蓮”,才能確保百姓平安。

因此,崇武城中的百姓舊時在每年農曆二月至四月,要循例舉行“擲石趕蜂”的活動,久而久之,即相沿為民俗。每年的“擲石趕蜂”日,城內居民會按“西南”與“東北”分陣以石互擲,地點在崇武城北門外和西城外一帶園地,時間為下午。每次擲石戰,參戰者多達二百左右人,對陣雙方均奮不顧身,冒著如雨飛石衝鋒陷陣。旁觀者則以吶喊聲和掌聲為之助威,有的還自告奮勇入陣參戰。凡在擲石戰中受傷,不論頭破、足斷、手摺,均各自負責就醫,即是落下終生殘廢,也心甘情願,毫無怨言。至日落停戰收兵,雙方相偕入城,互打招呼,和好如初。關於崇武“擲石趕蜂”民俗活動的時間,另一個說法是每年冬至過後到來年的清明期間,其民俗活動的內容大同小異。

十餘年前,筆者在接待應邀來我校(泉州師院)人文學院為師生作學術講座的臺北故宮博物院原器物處處長張光遠研究員(祖籍惠安崇武)時,老先生滿懷深情地回憶自己在崇武老家的童年生活,還特地提到去觀看“擲石趕蜂”的難忘情景。

其次,說惠安輞川的擲石戰。

舊時每年冬節(冬至),輞川輞城(建於1562年,毀於1958年)的陳、潘、任三大姓族人到各自祠堂祭祖後,大群男女,特別是青壯年人都要登上輞城東北面的煙樓山上,各自搶佔好位置,以在山西側的陳姓為一方,在山東側的潘、任兩姓為另一方。“戰鬥”一開始,女的忙著運送小石塊,男的用小石塊互相投擲,非常激烈。被打中的,輕傷不下火線,繼續戰鬥;重傷則捂著傷口退下來,無悔無怨。戰鬥一直持續到當天傍晚太陽下山,大家才陸續後退,各自下山回家。各姓今天擲石為戰,陣線分明,同仇敵愾,但明天在街上見面時和好如初,毫不記恨。


據傳說,在明代嘉靖年間,輞川初建城後,即遭倭寇來犯,陳、潘、任三大姓族人立刻登上城牆頂和城內煙樓山頂,居高臨下,同心協力,配合守城官兵,用石塊擊敵。戰鬥持續到黃昏,倭寇無法得逞,只好趁退潮撤兵,城內百姓安然無事。那天正好是冬節。為紀念這次擲石擊敵的勝利,每年祭冬後,鄉里族長都准許青壯男女上山擲石為“戰”,遂成民俗。

泉州沿海各地的“相摃”民俗,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尚很盛行。上世紀五十年代,即因被認為是陋俗而迅速消失,但其影響仍遺存在於民間。記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文革”前),筆者的母校惠安縣輞川中心小學(即位於本文前面所提及的有冬節日擲石戰民俗的輞城內),老師曾組織學生舉行過類似擲石戰的“打野戰”課外活動,其形式類似以前的擲石戰,參加者都是本校高年段的小學生(基本為男生),分成人數大致相等的兩個陣營,在有一定距離的兩個小山包上互擲,但擲的不是會傷人的石塊,而是一種摻有白灰粉的小沙包,被擲中者身上(要儘量避免擲著臉部)即留下白印痕,雖不會破皮出血,但已表示“掛彩”,“戰鬥”結束後,以“受傷”人數少的一方為勝利。這是一種十分受學生歡迎的課外活動,現場氣氛熱烈,至今印象深刻。

儘管泉州的舊方誌找不到本地“相摃”民俗的記載,學術界至今尚罕見有專論泉州“相摃”民俗的論文發表,但如前所述,泉州的“相摃”民俗是有相當的研究價值。

“相摃”民俗在世界上多國的歷史上均存在過,只不過叫法不一,而中外研究者在其發表的論文中亦有“克仗鬥石”、“打石仗”、“投石戰”、“擲石戰”、“擲石戲”、“石戰戲”等不同說法,其民俗活動內容大同小異,但其民俗文化內涵則有所不同。日本學者相田洋先生在《閩南的擲石戲與東亞石戰戲》中認為:東亞各國“自古以來因交通頻繁,在文化和民俗上共同之處甚多。因此,我想在研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民俗,是極有利於做比較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民俗的範圍內,因在各國、各區域內所殘留下的民俗文化形態極不平均,可以用比較的方法,將這些失落的環節重新復元起來,所以比較研究可說是不可缺少的。”筆者認為,泉州的“相摃”習俗的學術價值,可側重於比較研究方面。

以日本的石戰戲為例。相田洋先生在《閩南的擲石戲與東亞石戰戲》中介紹,日本的石戰戲過去曾盛行於日本全國,有些地方至今仍保存此俗。但在我國舊時卻不曾盛行於全國。根據已發表的的研究報告,福建是我國曆史上有“鬥石”民俗的少數省份之一,最為盛行的是閩南,但就泉州而言,也主要流行於沿海地區,流行的區域並不大,且早在上世紀50年代即已全部消失。

日本石戰戲舉行的時間主要集中在以正月十五為中心的一月或者是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前後舉行。相田洋先生認為,在日本,作為新的一年開始的正月,民眾為了要預測是年的兇吉,常常要舉辦拔河、賽馬等種種競技。在競技中獲勝的村或隊,即表示自己在未來的這一年會獲得豐收或者幸運。這種預測一年吉凶與否的行事,多半集中於正月十五日左右。日本的新年行事要分為以一日為主的“大正月”和以十五日為主的“小正月”兩個部分,重要的正月節慶集中在“小正月”。

日本這種“大正月”和“小正月”的關係,類似中國的正月初一春節和正月十五元宵節的關係。因此,日本的石戰戲和其小正月的諸項慶典似乎有著相同的性質,即預測一年吉凶之占卜性質的可能性最大。在日本,石頭本身被視為神或是神的象徵,具有神秘的咒力,經常被利用來作為詢問神意的占卜工具,所以,新年所舉辦的石戰戲可能也應認為是石佔法的一種。在端午節舉行的石戰戲,同樣也與端午節原有的節日意蘊有關。

日本的端午節傳自中國,在中國,端午節所在的五月被視為“惡月”,五月五日則被視為“凶日”,因此,端午節本來必須要舉辦消除種危險的儀式。由此,在端午節舉行石戰戲,便被認為是借石頭的靈力來消除種種危險的儀式之一。此外在夏季的端午節舉行石戰戲,可能也含有預測秋季收成豐盛與否的占卜儀式。


相田洋先生的這些精湛見解,對我們很有啟發。但從泉州沿海地區“相摃”民俗的幾個例子看來,除了石獅永寧擲石戰民俗舊時是在農曆正月初一至十五(民國後期因規模縮小,時間僅為農曆正月初一這一天下午)外,惠安輞川為冬至節,惠安崇武為農曆二月至四月間(或說是每年冬至節過後到來年的清明節期間)擇日舉行,晉江深滬、東石為中秋節,與之相關的節慶背景不同。

因此我們認為,日本學者關於其石戰戲民俗盛行的原因,不可能完全套用在對泉州沿海地區“相摃”民俗的解釋上,但有參考價值和啟發意義,有助於我們今後在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泉州沿海地區歷史上“相摃”民俗活動盛行的原因及其民俗文化內涵,作出較為合理和準確的解釋。

附註

①“摃”,《辭海》釋為“扛的異體字”(《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1頁)。本文的“摃”字,所要表達的字義為“擲”。“摃”的右半部“貢”是作為泉州方言的發音加以借用,再加上左半部的提手旁,表示“摃”字為動詞。“摃”字借用來表述泉州方言,尚可有其它字義,例如“啉吃摃打”,這裡“摃”的字義就應釋為“砸”。又如泉州頗有特色的民間舞蹈“摃球”,其字義顯然與“砸”不同,與“擲”亦有所區別。本文借用“摃”字的方言發音來表達泉州這一地方習俗,可能會比較貼切些,但有必要在這裡加以說明。

②相田洋先生在《閩南的擲石戲與東亞石戰戲》一文中說:“石戰戲特別盛行於(中國)江南地方特別是閩南地區”。但是,作者在敘述閩南的擲石戲時,只講了漳州地區海澄縣、龍溪縣等地“於新年時舉行一種稱為‘擲石戲’的石戰戲”,甚至還提到“清中葉在閩南偏北方的仙遊縣也於元旦那天舉行石戰戲”,卻沒有明確提到泉州。究其原因,可能與泉州歷史上的“相摃”民俗在地方文獻缺載有關。故相田洋先生在《閩南的擲石戲與東亞石戰戲》中說“有關石戰戲最早且最詳細的資料是康熙、乾隆《海澄縣誌》和康熙時代的《漳州府志》”,而文中所提到的仙遊縣石戰戲,則是依據陳盛韶撰《問俗錄》所載。

③作為一種民俗,“鬥石”的流傳非常廣泛,不止亞洲有此俗,其他洲也有,如秘魯的印第安人等。

④筆者曾以《福建泉州的“相摃”民俗》一文參加中國民俗學會2012年年會(2012年8月4日至7日,內蒙古赤峰市),並被安排在第一分會場8月5日上午第3個發言(該會場的主持人為南京博物院民族民俗研究所所長陸建芳研究員,評議人為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劉德龍研究員)。筆者在此附帶提及中國民俗學會2012年的那次年會,旨在說明泉州的“相摃”民俗已被納入我國民俗學界的研究視野。


陳桂炳,惠安人,歷史學教授,專門史碩導。現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泉州師院閩南文化生態研究中心主任、泉州師院泉州學研究所所長,兼任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福建省歷史學會理事等。主要研究領域為地方歷史文化,出版個人專著《泉州學散論》《泉州學概論》《泉州學續論》《“海絲”名城說泉州》《泉州民俗文化》《泉州民間信仰》《民間信仰與社會和諧——以閩南及臺灣地區為研究視野》《泉州民間風俗》《俞大猷》《臺上臺下——泉州明清梨園戲文本的歷史民俗學解讀》及合作《泉州史蹟研究》等3部。曾受委託執筆撰寫《泉州市“十二五”文化改革與發展專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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