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最核心的关系一直是贸易”

鸦片战争始于林则徐对鸦片贸易的镇压，但主要推动力源自查理·义律。他是英国的驻华贸易主管，对镇压的反应可以说莫名其妙。他违反了祖国的命令，而且没有事先取得英国政府许可。查理·义律比任何人都该为这场战争的发生负责，尽管他对自己引发了什么样的战争毫无概念。

回顾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和平总是伴随着顺畅的贸易往来。一旦贸易出问题，要么走私者违反法律，要么民族主义政客企图获取不当利益，危机就发生了，最后导致战争。

虎门销烟 （IC photo/图）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当历史事件成为我们的关切时，我们对真相的渴求自然愈发强烈：为什么拥有八十万常备军的王朝会败给数量有限且舟车劳顿的外国士兵，广州的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又是怎么回事，不平等条约对普通市民意味着什么……

事无巨细的数据表或许在科学意义上臻于客观，但它不能生动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固然生动，但它可信吗？历史学家不得不面对两难处境，正如海登·怀特戏称的“皮球策略”：科学家指责他们的研究不够客观时，他们拿历史的文学性为挡箭牌；而艺术家指责他们未能如其他文学体裁般感染人心时，他们会说自己从事的毕竟是实证研究，每个结论都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

然而，汉学家史景迁和追随者们似乎并未受制于种种困境。他们考察而非编造过去发生的事，研究以个体叙事的方式展开，加入历史的温度，并探讨小人物如何卷入大历史。

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是史景迁的弟子，曾凭描绘太平天国运动的《天国之秋》荣获2012年“坎迪尔历史奖”——全世界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其引人入胜的叙事还给德国作家施益坚带来灵感，由此写就历史小说《群蛮之主》。2018年，裴士锋出版新著《帝国暮光》（

裴士锋在书中铺展开一幅宏大的画卷：从乾隆朝广州开口通商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古老闭塞的东方帝国遭到不列颠的军事征服。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清朝皇帝及林则徐等官员，洪任辉、曼宁、查理·义律这些普通读者并不熟悉的名字，以及他们常常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动，合力支撑起作者理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南方周末的专访中，裴教授将自己的叙事手法比作电影拍摄：“你有时推近镜头，观察事件每个发展步骤，其他时候拉回全景，思考更深层次的历史作用力。”同时，他也给出自己的核心论点：现有的材料更支持它的偶发性质，而不是两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狡黠但不无道理地说，只有通读全书，我们才可以把握这一结论背后的全部理由。

“让我吃惊的是，英国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

南方周末：你曾说中英之间的战争是当时最不可想象的，一系列偶然和不那么显著的事件导致了战争。能否简述一下那些事件？

裴士锋：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与中国就在广州龃龉不断，这些冲突也没有随战争结束而消失。通常情况下，它们会自行缓解而贸易一如往常。1839年以前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对华发动战争的意图，也不想资助鸦片贩子。就在战争打响一年前，巴麦尊勋爵（注：英国前首相，时任外交大臣）还声明，所有违反中国法律的英国人都是罪有应得。他坚持，如果他们被捕入狱，英国政府不会帮忙收拾烂摊子。

一年过去，还是那个巴麦尊勋爵，竟然为保护鸦片贩子而发动战争。一连串复杂的、前所未有的事件导致了这一转变：它始于林则徐对鸦片贸易的镇压，但主要推动力源自查理·义律。他是英国的驻华贸易主管，对镇压的反应可以说莫名其妙。他违反了祖国的命令，而且没有事先取得英国政府许可。查理·义律比任何人都该为这场战争的发生负责，尽管他对自己引发了什么样的战争毫无概念。

南方周末：中国读者可能认为两国的经济条件使鸦片战争不可避免。你属于历史非决定论者，相信“一切本不该如此”。你如何为自己的历史观辩护呢？

裴士锋：我想，读者们只能通过我的书理解我的整体主张。我的一个看法是：一小部分人做出的非常个人化的选择，为我们所了解的那场鸦片战争提供了导火线，如果这些人做出了不同选择，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并不是说英国和中国之间永远不会有战争，而是说，即使依然发生战争，原因不会相同，影响也另当别论。因毒贩而爆发的战争震惊了所有人。

顺带一提，研究阶段最让我吃惊的是，英国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这场战争。当我们认为鸦片战争“注定发生”时，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英国人一定蓄谋已久，然而他们分歧很大。手握权力的议员们在媒体与国会，在对工人阶级的演讲中谴责战争。他们令人信服地论证英国毫无发动战争的理由：中国对英国一向和平友好。他们呼吁停止印度的毒品交易，将鸦片之恶与奴隶制相提并论，而英国刚刚废除后者。这些英国批评家们第一次提出“鸦片战争”说法，还在国会提出停战动议，以迫使巴麦尊下台。但最后，动议在500票中以9票之差被否决了。

南方周末：你非常擅长描绘历史的细节，同时你也很关注具体事件与全球格局的宏观联系。这两种取向会不会有些矛盾？你怎么看待历史的客观性？

裴士锋：确实，在历史细节与宏观视野之间总是很难保持平衡。身为作家，你可以像电影制作者那样切换视角。你有时推近镜头，观察事件每个发展步骤，其他时候拉回全景，思考更深层次的历史作用力。或者去观察，你描绘的事件怎么和当时世界的广阔图景联系起来。这些不断切换的视角会赋予你不同类型的洞见。英语中有“见树不见林”一说：一旦你过于关注细枝末节，将无法看见、无从理解更广阔的图景。在理想情况下，你当然希望读者两者兼得。

你也得注意叙事与客观性的关系，不能把自己的思虑与情绪投射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相反，你需要和这个人物自身的言辞与行动打交道，可以分析它们、做出判断。但在你讲述的故事中，哪部分严格出于历史材料，哪些出于你对这一材料的主观意见，界线必须非常清晰。我在研究时，经常被不按我预料的方式行动的人物吸引。某个人的动机想法乍一看出乎意料、不合逻辑，反而是完整了解这个人的机会。就研究来说，道德上复杂的人远比君子和恶棍吸引我。

南方周末：

裴士锋：白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雍正年间开始，鸦片在技术层面上就是非法的，虽然1830年前后政府才开始严肃考虑镇压。高层官员们相信，鸦片贸易是经济陷入萧条的罪魁祸首。在正常、合法的贸易中，中国的白银是禁止出口的，但沿海的非法鸦片贸易却主要以白银结算。

白银外流的结果极为严重：农民的铜币飞速贬值，而他们所交的税额是按与固定数量白银对应的铜币计算。随着白银升值，税赋日渐沉重，有的地方涨了60%到70%甚至更多。即使与鸦片贸易毫无瓜葛，离外国人所在的沿海地区千里之外的农民，也深受鸦片贸易带来的经济危害之苦。正是这场经济灾难，促使道光政府决心终止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为帝国主义入侵提供了模型

南方周末：你对外交而非军事着墨甚多，这一视角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考虑？

裴士锋：说到底，这本书的主题更像1790年代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以及中美关系，所以关于战争本身的叙述在最后部分。我的精力更多放在外交、旅行和贸易上。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看到中国平和昌盛的贸易持续一百多年后，英国及其盟友们如何正当化自己的暴力行径？故事始于18世纪晚期，那时，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富饶、统一、政治稳定的帝国。这本书背后的宏观图景是，中国与英国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鸦片战争这五十年间，各自发生了变化。18世纪晚期西方人对中国的崇高敬意怎么就消失了，以致发动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

南方周末：正如你所说，英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分裂的，这值得注意。此外书中还提到许多对中国读者来说非常陌生的名字，比如洪任辉，曼宁。他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裴士锋：必须牢记，英国人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心智，正如中国人也没有。很多人与同胞享有共同的、重要的文化特征，但也有自己的想法和不同行事逻辑。英国这边，我想讲述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那个只有广东允许外国人经商的时代，试图跨过满清帝王们划下的边界线。

洪任辉是个魅力十足的家伙。他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英国人，在18世纪中叶就来到广东和澳门并定居。他会说粤语，像中国人一样留长辫，自在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英国船只靠港时，他便打扮成英国人的样子，他们离开就穿上中国人的衣服。然而，局势向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

托马斯·曼宁性格类似，不过汉语水平不及洪任辉。19世纪早期，曼宁属于那一代英国人中第一批尝试学习汉语的。他拼命想混入中国，亲眼目睹这个国家。他是个怪人，留着几近垂腰的长胡子。最终他成功了，经不丹溜入西藏，被驱逐出境前一路抵达拉萨。我的书中有不少作恶多端的英国人，贾丁与马西森两个毒贩当属其中之最。但我讲述洪任辉和曼宁的故事，意在告诉读者也有很多某种意义上更加文明的英国人：对神秘中国的兴趣与好奇驱使着他们，而非利益与贪婪。

南方周末：你认为鸦片战争具有“无法遏制的象征暴力”，而我们的经典表述是这场战争开启中国“百年耻辱”的近代史。回到19世纪，这场战争如何改变了当地的人民和清政府的统治者？英美政府呢？

裴士锋：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全部意义，过去很久之后才慢慢浮现。当时这只是一场相对不怎么起眼的战争，被清王朝当作边界的小摩擦或偶然的外交事件。从中国内部的视角看，十年之后的太平天国叛乱重要得多，千万人丧生，清王朝摇摇欲坠。它重塑了清朝的社会结构，鸦片战争相比确实微不足道。战争结束后，广东之外的地区几无变化，更多通商口岸开放则是《南京条约》的结果。

但是，从对外关系的视角看，鸦片战争的影响既深远又直接：西方国家第一次意识到，一旦采用暴力手段就可以对中国予取予求。1839年，西方的批评家们声称，英国人居然荒谬到以为仅靠一支小型舰队和数以千计的士兵，就可以向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发动战争，“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很多人以为，战争的唯一结果是中国永久终止对英贸易，英国人再也别想买到茶叶。但道光皇帝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给英国人及其他列强悄悄上了一课，对中国的印象随之大变。鸦片战争为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入侵提供了一个模型，为中国之后的一百年设定了糟糕的模板——“百年耻辱”。

“没有史景迁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21世纪的人能从这场战争中学到什么？

裴士锋：我的个人观点是，当下的人们理应牢记，中国和西方最核心的关系一直是贸易。回顾鸦片战争之前的时期，和平总是伴随着顺畅的贸易往来。一旦贸易出问题，要么走私者违反法律，要么民族主义政客企图获取不当利益，危机就发生了，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可能会以为，旧时代广州的贸易总以冲突作结。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考察整个贸易系统的运作（注：裴士锋强调，他指合法贸易，而非沿海的走私），会发现它很大程度上运转良好。

到广州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发现，他们彼此的共同之处远远多过冲突。商人们形成亲密的友谊，他们的交易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今天更多关注我们在贸易中所共享的利益，那么上述观察也适用于我们。有关“贸易战”的言论让我沮丧不已：这一话术再次把我们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打扮成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的源头。

南方周末：

裴士锋：学士生涯结束之际，我对中国一无所知，直到听说“耶鲁-中国”教学项目。我去长沙市雅礼中学当了两年英语教师，这段焦虑的时光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刚踏上这片土地时，一切都如此陌生。在湖南工作的两年，我学习汉语、四处旅行，设法理解自己的学生。我终于意识到，即使回家以后，我也想继续了解这个国度。于是，兴趣就把我带到这儿了。那段以外国人身份待在中国的经历，让我始终对不同时期的、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的历史充满兴趣：中国如何改变他们，以及在某些时候，他们又如何尝试改变中国？

南方周末：史景迁教授对你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士锋：没有他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的中国史启蒙读物，我对它们的爱从未消失。本科时我对历史不感兴趣，很多历史书对我来说味同嚼蜡，但史景迁的书是彻底的例外。它们拓宽了我的眼界，向我敞开了叙述历史的全新可能：用人物和故事论证。这正是我想写出的那类著作。我运气不错，他答应收我当学生。虽然他并没有特别教学生如何写作，但在我试着写叙事性历史时，他总是鼎力支持。能有这样一个博士生导师，挺令人振奋的。

南方周末：结束鸦片战争研究后，你当前在做哪些研究？

裴士锋：我正在写一本以埃文斯·卡尔逊为主角的书。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有八个月时间与中国北方的八路军一起抗击日军，之后返回了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基于从朱德身上学到的知识，创立了一支海军游击队。他是“二战”时期美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但由于违世异俗的政治观点，他现在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延舟 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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