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陽系眾多行星之中，有幾顆是以我國古代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有一顆星就被命名為“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晚號夢溪丈人，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
沈括出生在一個較為貧寒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家庭。父沈周，歷任平泉縣令，潤州、泉州知州，開封判官，江東按察使，太常少卿等職。母許氏，蘇州吳縣人。兄披，曾任國子博士，雄州安撫副使。幼年的沈括即隨父親四處漂泊，轉徙南北，忽而潤州，忽而泉州，忽而京城，忽而金陵。父親曲折的仕宦生涯使得沈括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社會現實，瞭解下層人民的生活。直到晚年，他還孜孜不倦地在《筆談》、《良方》、《忘懷錄》等書中娓娓講述自己幼年隨父仕宦的見聞，這為他後來人生觀的形成及巨大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沈括在二十四歲時，“以父任為沭陽主簿”，沭陽縣在海州，主簿是縣令的助手。當時，由於沭陽縣令在興修水利的過程中待民極其苛暴，終於引起了人民的反抗，沈括代理了縣令一職，平息民亂，主持治沭工程，開百渠九堰，得良田七千頃。二十五歲時，沈括奉命攝海州東海縣令，越明年，為準備科舉考試，存中客居宣州寧國縣，在此期間，他曾親歷蕪湖萬春圩的治理過程。
嘉祐八年（1063），沈括擢進士第，授揚州司理參軍。治平二年（1065）經淮南路轉運使張蒭推薦，朝廷任命沈括編校昭文館書籍並參與詳定渾天儀諸事。熙寧元年（1068），沈括遷館閣校勘。八月，母卒於京城，沈括辭官，護送母親靈柩歸葬錢塘。
熙寧二年，王安石除參知政事，積極推行新法。而括與安石頗有私人交誼（皇祐四年（1052），沈括葬父沈周於錢塘龍居里，經族人紹介，曾請時任舒州通判的王安石為父撰寫墓誌銘，王沈訂交，當始於此時），更兼其政治見解也大略相同，因此，至熙寧四年（1071），沈括服喪期滿，返京復職後，神宗和安石對他的到來非常高興，授予他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要職。宋制，中書門下共設五房：孔目房、吏房、戶房、兵禮房、刑房，分別相應處理某一方面的事物。而當時能夠被選中出任檢正者大多是才智出群，且積極參與王安石變法的人傑俊彥，平庸的泛泛之輩絕難與其列。故沈括能在歸京後不久就出任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一方面表明他擁護變法的主張；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學識、能力得到了變法派尤其是王安石本人的認可和讚賞。
在熙寧四年之後的數年中，沈括憑藉自己在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內的淵博學識，為國家、人民做了一系列好事，取得突出成就。是以這一時期沈括在仕途上一路騰攫而上，極其順利。他除了擔任檢正刑房公事以外，還曾以原官兼提舉司天監，加史館檢討，後又遷集賢校理、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右正言、司天秋官正，知制誥以及河北西路察訪使、權三司使等多種重要職務。
在此期間，沈括曾主持汴渠的疏浚工作，他採用分層築堰法，親自測量出自開封到泗州的地勢高差，為大規模疏浚汴渠工作的展開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數據材料；他還曾參照《周禮》與唐代禮制，在考究本朝郊禮制度沿革的基礎上，撰成《南郊式》一書，為朝廷節省了大量財富，得到皇帝的首肯，“所省萬計，神宗稱善”。在提舉司天監的任職內，沈括力薦布衣衛樸修撰《奉元歷》，並親自觀測極星，繪成星圖二百餘幅，同時，他還揭發了舊曆官敗壞歷政，弄虛作假的行為。察訪兩浙地區時，沈括不辭勞苦地到各地進行巡視，足跡遍佈兩浙的山山水水，將當地的民風民俗、農田水利建設等情況瞭然於胸。他整肅吏治，嚴厲查處官員中違法亂紀行為，得到浙地老百姓讚揚。至於改革鹽法與鈔法、考察河北邊陲軍備、落實河北保甲法以及奉使入遼談判，解決遼宋邊界爭端等事件亦在在顯示出沈括機敏幹練的才能和善思務實的品質。
隨著變法運動的深入，王安石變法中的不穩妥之處也日益暴露出來，而沈括對“免役法”的前後態度不一則直接導致王沈二人的交惡，並使他的仕途之路遭受了巨大的波折。
免役法又稱募役法，是王安石變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變法之前，宋承唐五代的舊制在地方實行差役法，亦稱職役。宋政府規定民戶除了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賦稅外，還要輪流擔任差役。為了便於操作，宋朝又將民戶按照資產多寡分成九等，其中上四等要按戶等的高低輪流到地方上的路、府（州軍監）和縣級政府官衙中服差役，而下五等戶則一律免役。
按照規定，第一等戶輪流充任衙前、里正等重役；第二等戶輪流充任耆長、戶長、鄉書手等職；第三、四等戶差充弓手、壯丁等職務。
差役法的初衷是好的，它力求在貧民與富豪之間維持一種平衡，使家境優越的富戶豪門依次承擔重役嚴差，從而免除貧苦百姓的服役負擔。應該說，這種方法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有著穩定統治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於差役法在執行的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造成重役負擔下移的問題，差役負擔向中下等民戶身上傾斜帶來很多負面效應，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朝廷上下要求改革舊法的呼聲此起彼伏，越來越高。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王安石的免役法應運而生。免役法實行募人充役的政策，民戶按戶等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量的“免役錢”，另外在實際交納錢數之外，加收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以備旱澇災害荒年之急需，同時還向原本不承擔差役的女戶、僧道戶等徵收減半“助役錢”。
王安石倡導免役法本意是去除人民疾苦、裁抑兼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問題，最突出的是上等官戶通過提高下戶戶等的方法將重擔轉嫁到下等戶身上，弄得民不聊生、流離失所者所在多有。
通過以上概述，我們不難發現，與差役法相比，免役法看似優越，但實際並非如此。差役法徵人不徵錢，而且，徵發的人數有限，所以，即使存在戶等下移的弊端，但不會危害到全部貧苦農民的身家性命。而免役法向全民徵收“免役錢”，在官吏向百姓轉嫁負擔的情況下，免役法實際上等於對全體貧民進行逼迫、壓榨。從前是有丁才抽丁，現在是沒錢也要交稅。這當然會造成百姓流亡奔徙、痛苦不堪。
沈括起初是贊成免役法的，但是，在他察訪兩浙期間，通過自身實地考察，他發現了免役法的許多弊端，於是，他上書要求減免下戶役錢，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靈活策略，減輕中下等民戶的負擔。
應該說，沈括的意見是很合理的，它對於具體問題的解決裨益良多。但是，由於他的上書是在王安石罷相之後，在王安石執政期間，沈括或是由於對問題認識不足，抑或顧及與王安石的私人交情，並未對免役法進行本質的攻擊。而今，王氏既遭罷免，沈括匆匆上書反對免役法（王安石第二次罷相是在宋神宗熙寧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沈括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書乞求減免下戶役錢），這就難免遭人非議。當時的侍御史蔡確彈劾沈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併力請神宗“去邪屏奸”、“正括之罪”。
熙寧十年（1077），沈括被罷知宣州。
在後來的幾年中，神宗惜沈括之才，曾幾次想把他調回身邊，提拔任用，但都遭到大臣的反對。在內調無望的情況下，神宗任命沈括為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經略鄜延是沈括政治生涯中的另一高峰期。沈括到任之後，講求強兵安邊，訓練兵丁，修葺城堡，擴充軍備，為防禦西夏的侵略作了積極的準備。根據《宋史·沈括傳》：
“（括）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傅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從這段記述中可見沈括不僅治軍有方，而且成績顯著，在短短一年之內就使得延州“威聲雄他府”。
元豐四年（1081），宋軍大舉進攻西夏，沈括留守延州，除了打擊來犯的西夏強敵外，他還設計智取浮圖、吳堡、義合三寨。
元豐五年（1082），沈括奉命節制修築永樂城（故址在今寧夏銀川市附近），城剛剛築好即遭到西夏軍隊的猛烈進攻。沈括斟酌形勢，棄永樂守綏德，保住了延州的門戶。但宋軍在這次戰爭中損失慘重，陣亡將士達一萬兩千餘人，喪失軍馬數萬匹，這場戰役在歷史上稱為“永樂城之戰”。事後，由於主犯徐禧已經戰死永樂，作為鄜延路經略使的沈括自然難免“替罪羊”的命運，朝廷以“措置乖方”的罪名將他貶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
兵敗永樂意味著沈括仕宦生涯的最終結束，之後他開始了一種與從前迥異的謫居生活。
元豐六年（1083）以後，沈括以戴罪之身流徙於隨州、秀州、潤州一帶。他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市）看到自己十年前購置的一所莊園，山水風景一似從前夢中所見，他很高興，於是卜居於此，並將其地取名為“夢溪”（故址在今鎮江市南郊）。
沈括少時體弱多病，步入老境更是眾疾頻仍，加之繼室暴虐、愛子遭逐，使他的精神瀕於崩潰，終於在紹聖二年（1095），“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歲”。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勾勒，我們對沈括的生平已有了大致的瞭解，然而，更為難得的是，沈括不僅是大宋的一代名臣，更是一位博學多識、貫通古今的大學者。據《宋史·藝文志》記載，沈括的著述達二十二種之多，胡道靜先生拾遺補闕、詳稽細考，於《筆談》之所自志及諸家書錄之中又得十八種，於是得其遺著之目凡四十種。儘管沈括的著作大多已經亡佚，但是從現存的書名中，我們也足可判斷沈括的確是一位亙古所稀的通才。《京口耆舊傳》中稱沈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地、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信非虛譽。沈括關於以上學科的專著雖然亡佚，但是在他現存的最負盛名的著作《夢溪筆談》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在這些領域的精深造詣。
《夢溪筆談》（以下簡稱《筆談》）是沈括晚年謫居之時於潤州夢溪園陸續寫成的。這是一本內容極其豐富的雜談式筆記，遠自梯航載紀，下自委巷叢談，其有一技擅長，片言居要，凡耳目所經，俱勤加載錄，惟恐或遺。而撮其大要宏旨則似可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限域之。著名科技史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按照現代的科學分科，對《筆談》所有條目進行了細緻分類，列成三大類二十五項，合計584條。李氏所分的三大類包括，人事材料類270則，自然科學類207則，人文科學類107則。胡道靜先生對《筆談》進行重新校訂後，定《筆談》為609條，並且胡氏在李氏的基礎上作了更加細緻的分析與歸類。胡先生將《筆談》內容分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類，而這兩類中共包含三十個子項，比李約瑟多出五項。據胡道靜先生的分法，兩大類中，自然科學佔189則，人文科學佔420則。
由上述可見，無論是李氏分法還是胡氏分法，自然科學類的比重都佔到30%以上，加之兩家分出的各類之間難免有交叉部分，比如有的條目既含自然科學的成分，又蘊人文科學的內容，在無法兩屬的情況下，只能根據內容多寡來劃分類別。於此可見，若令自然科學類“百寶兼收”，其比重當不止此數。在我國曆代的筆記體著作之中，關於自然科學的內容如《筆談》之豐富幾裂鼎之一足者，實所罕見。
《筆談》記載了沈括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這是他一生勤學苦思的智慧結晶，也是本書的一方重鎮望族。
沈括博學多識，對各門學科都有濃厚的興趣和強烈的鑽研欲，因此，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多元的，幾乎在自然科學的所有領域都有創見，顯示出他傑出的才智。
在數學方面，沈括推導出“隙積術”和“會圓術”。“隙積術”是一種高階等差級數的求和公式。沈括的隙積術是在《九章算術》和《張邱建算法》的基礎上推導出來的，它發展了自南北朝以後就停滯不前的等差級數求和問題，並推進到高級等差級數求和的新階段。他的研究成果為南宋數學家楊輝和元朝數學家朱世英發現“垛積術”導夫先路。故清代大數學家顧觀光曾雲：“垛積之術詳於楊氏、朱氏二書，而創始之功，斷推沈氏。”“會圓術”是一種求圓弧長度的近似公式。沈括以《九章算術》的相關記錄為基礎，對圓的弧、弦、矢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行細緻研究，最終推導出由弦、矢求弧長的公式。沈括的這項成就為元代郭守敬編創《授時歷》奠定了堅實基礎。
除此之外，沈括還運用組合數學的方法計算出圍棋變化的局數，用運籌學來研究軍隊“運糧之法”及四人分曹圍棋的必勝之術。至若考求歷代度量衡之換算關係，以堤堰法測量汴京到泗州的高度差，凡斯種種，所在多有，實難遍舉。
在物理光學方面，沈括觀察到了凹面鏡（陽燧）成像倒立的問題，並親自做了小孔成像的試驗，對小孔成像、凹面鏡成像等原理作了準確生動的描述，他用“礙”（小孔、焦點）這個概念將二者聯繫起來，指出了光的直線傳播，凹面鏡成像的規律。他對凸面鏡的大小、鏡面的曲率與成像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最終總結出鏡面的大小與曲率成反比例關係。他對透光鏡與家藏古鏡進行對比研究，儘管未能得出古鑑透光的合理解釋，但是為現代的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在磁學方面，雖然沈括關於磁學的記錄僅有兩條，但是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其對後世之影響亦極其深遠。沈括觀察了磁針的構造，指出將磁石磨成針鋒，則能指南，同時他還指出“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從而在世界上第一個發現地磁偏角。沈括的發現比西方哥倫布於1492年橫渡大西洋時觀察到磁針偏移現象早了四百多年。
在天文曆法方面，《筆談》中關於天文曆法的記錄共計26條，另外，沈括在提舉司天監期間還撰寫了《渾儀議》、《浮漏議》、《景表議》等三篇重要的科技論文。他正確解釋了月亮發光和月食產生的原因，並對古代天象觀測儀器———渾儀、漏壺、日晷，進行了大膽的革新，使其精度大大提高。至於他對隕石成分的考察，對恩州武城縣陸龍捲的詳述以及首創十二氣歷、測定極星位置等，零珠散玉，實難備敘。
在地學與地質學方面，沈括通過實地考察與分析，拈出“海陸變遷”說，科學地解釋了華北平原的成因———由河水夾帶的泥沙衝擊而成。他還對雁蕩山的特殊地貌進行考察，並將雁蕩山地區的地質與陝北地區的地質進行比較，從而認識到流水對地表的侵蝕作用。沈括的這些論斷均早於西方地質學家幾百年。更為難得的是，存中善於由外到內、由表及裡地對各種事物、現象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思路使他能夠披沙揀金，通過對錶象的分析，進而認識到事物的本質。上述兩例固已如此，而他通過對延州古代竹化石的考察，進而推斷出古代延州氣候一定溫暖潮溼，通過對澤州化石的研探，進而得出動物化石的結論，則尤屬遠見卓識，何止凌越前賢，更且提啟後世。
《筆談》除了記錄沈括自己的觀察研究成果之外，還用大量的篇幅對與他同時代的科學家、技術家的發明進行了廣泛的紹述，反映了那一時代最新的科學成就，因此，稱《筆談》為“北宋科學技術資料彙編”似亦不為過。
沈括雖然身為封建士大夫，但他在記述宋代科學成就的時候，能夠擺脫傳統世俗偏見的束縛，對底層人民的勞動、智慧結晶進行準確、真實、生動的記錄。畢昇之發明印刷術，不唯史書闕載，他家著作亦無言及者，沈括不以畢昇地位卑下，對布衣畢昇研製出膠泥活字，並創造了一套排版程序的成就如實記錄，為促進活字印刷的傳播作出重大貢獻。在浩如煙海的宋代史料中，沈括《筆談》是唯一一部對畢昇印刷術進行記錄的著作。微沈括，或許此項技術早就失傳了。平民衛樸在天文歷算方面具有卓絕的才幹，木工喻皓是一位技藝精湛的木工匠人，水工高超是優秀的水利工匠，他們都以自己的成就為國家、人民作出了豐功偉績，然而，就因為身份卑微，難佔正史之席，亦不為他著所記，唯沈括摒除偏見，唯才是記，唯才是錄，如此才使這些“卑鄙”之士得以憑真才實學留名千古。
沈括《筆談》中對北宋時代的各種科技成就均有載錄，如沈括考察磁州作坊的鍊鋼工藝，詳細記載了團鋼、百鍊鋼的冶煉方法；對冷鍛制甲的方法進行紹述；對信州“苦泉水”以鐵置換銅的記錄；對真州復閘修築的記錄；對陵州“雨盤”的記錄；對解州鹽池的記錄；對汴河斗門的記錄。凡斯種種，條目眾多，不一而足。存中之筆“兼容幷蓄”，對一切有利於生產，造福於社會的成就“囊裹匣藏”，唯恐或遺。
除了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以外，《筆談》在人文科學方面同樣也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這部分內容在書中亦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沈括在擔任權三司使期間，對宋代社會的經濟進行了廣泛研究，其成果大多記錄於《筆談》之中。他考察了劉晏的和糴之法，極為稱賞並在東南地區推行。至於北宋時候推行的一些財政政策，如鹽法、鈔法、墊錢法、茶法、鑄錢額、歲運上貢半，吏祿支出等等，《筆談》中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且有具體數字可稽。這為我們研究宋代社會經濟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除了在經濟學領域取得一定成就外，沈括在考古學、音樂、書畫鑑賞、文學、史學諸方面都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碩果。下面即就沈括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相關成果，分別予以簡述。
在考古學方面，沈括考古往往是為了弄清楚某一事物發展演變的軌跡，努力探究其原委，尋根溯源地去研究古代文物。另外，沈括一生具有極其強烈的求知慾、好奇心，故凡他所到之處，只要是發現出土文物，他都會懷著極大的興趣和熱情去關注、探尋、研究。沈括在考古學上成績卓著，堪稱宋代金石學的領軍。王國維在總結宋代金石學的巨大成就時，將沈括與蘇軾、黃庭堅、黃伯思並稱，點明他在金石學方面的崇高地位。
據考古學家夏鼐統計，《筆談》中有關考古學的條目共有28條之多。其中以卷十九所錄最為集中，其他的零珠碎玉亦散見於各卷之中。夏先生的統計，不包括《筆談》中有關唐、五代的傳世文物和宋代器物，因為它們距離沈括的生活時代很接近。
沈括對音樂亦有精深的研究，《筆談》中五、六兩卷集中討論“樂律”，並且，在《補筆談·卷一》中也闢有專節論述樂律。沈括的這些記錄，至今仍具有極強的生命力，是我國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他考察了古樂鍾製成扁形的原因，對羯鼓、柘枝舞、胡部樂在宋代的流傳情況進行了記述。尤為難得的是，沈括《筆談》對古曲的唱法及燕樂二十八調都有極其翔實的記錄，這為我們考察唐宋詞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珍貴資料。
沈括對書畫藝術也同樣具有濃厚的興趣，他是北宋著名的書畫收藏家和鑑賞評論家。《筆談》一書中有多處記載沈括對書畫的鑑賞和評論。這些內容主要集中在書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諸卷之中，內容之豐，比例之大，亦堪稱《筆談》之一方重鎮。
沈括儘管並不以詩文、史才名家，但他在文史領域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就，同樣展現出他作為一位博學通識、橫貫古今的傑出學者的風範。
沈括對由唐至宋的典章制度多有留意，《筆談》中的一、二卷對唐宋之際的禮儀制度多所記錄，對於我們考察唐宋制度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沈括不僅善為“史”作“記”，其史筆，史才更有不可遮掩者。例如卷二十五中對“党項史事”的記載，對“青堂羌史事”的記載，筆法嚴謹，敘述詳賅，撮千百年史事於數百言中，尺幅之中有萬里波濤之勢，其筆力之厚，真可扛鼎劈山。
沈括是傑出的科學家，故其嚴謹的品格每每可於其文中見之。《筆談》一書中鮮有汪洋恣肆之篇，多為言簡意賅之作，點到為止，絕不糾纏。但言簡卻不陋，意賅能無遺。茲舉《隕星》一篇以見梗概。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於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甚詳。”
此文以隕星為中心，八面輻射；以時間為線索，穿珠系丸。開篇先以二十餘字將隕星墜落之時、之地，及其聲、其形輕輕點過。隨後，以“又震一聲”緊呼“大聲如雷”，以“移著西南”接應“見於東南”，兼以“少時”勾點提頓之，句式簡練，步武嚴整。復以“又一震”振起，聯繫上文，於第三句中詳細道盡隕星落地的位置及落地時的景象。“是時”，“良久”，“久之”三句，環環相扣，語語相攜，對隕星落地之後的景象進行了追蹤“報道”，隕星之形、之色、之質，於數言中為沈括道盡。以上實以抵得上一篇“隕星小傳”，文末復綴隕星存藏之處及傳記之人，尤見沈括心思之細，行文章法之嚴。
要而言之，斯文敘事，真如長蛇之陣，救首救尾，謹嚴詳贍，更兼筆勢流暢，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自工，不俟雕琢而自麗，充分顯示了沈括的文學才華。《宋史》稱其“博學善文”，實非虛美。
以上，我們對沈括其人及其書做了一番簡略的鳥瞰。實際上，可以說的當然不止這些，這裡不能備述，也只好草草殺尾了。另外，《筆談》中亦有許多錯謬之處，有屬記錄失誤失實者；亦有由於作者思想觀念不正確而誤論誤斷者，對此，我們在正文中均有交代，茲不贅。
總而言之，在距離今天九百多年的宋代，我國能夠出現沈括這樣一位稀世通才，有《筆談》這樣一部博大精深的鉅著問世，實在值得我們後人為之驕傲。沈括的豐碩成果是時代風氣與個人天賦及不斷努力的成果。宋代“右文”的文化政策及當時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為這位奇才的產生提供了肥田沃土，而他自身所具有的傑出天賦和刻苦鑽研的精神則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我們的選注稿主要是以金良年先生校點的《夢溪筆談》為底本，復與胡道靜先生《夢溪筆談校證》相參校，並參考了其他相關著作而成的。對此，我們由衷的表示感謝！胡道靜先生的校證本，博大精深，對於本書的完成助益尤多，前賢嚴謹的治學精神，將永遠銘記在後學的心中！本書以卷目先後為序編排篇目，所選條目在儘量全面展現《筆談》風貌的同時，略微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傾斜，這一方面是由於在人們心目中大多隻認為《筆談》是一部科技著作，對其人文部分有所忽視。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筆者傾力研探唐宋文學，故對人文部分有所偏愛。
沈括《筆談》，內容豐富，博大精深，限於時間和學力，本書的錯誤疏漏之處必然難免。我們誠懇地期望能夠得到廣大讀者朋友的不吝賜教，以匡不逮，是所願也！
本文為作者所著《注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6年重印）之“前言”，書出版時略有刪節，茲為原稿。
作者簡介：張德恆（1985-），男，河北唐山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博士後，主攻東亞經學、魏晉南北朝及唐宋文學、古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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