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人用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大而複雜的問題。在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鑑》中，對選人用人問題給予了突出關注，高度總結了選人用人的智慧。
選人：德才兼備，以德統才
在《資治通鑑》第一卷，司馬光講述了春秋末年“三家分晉”的故事，其中以較大的篇幅記敘了智氏被滅的事件，由此總結了選人用人的原則與標準。
春秋後期，晉國的實權由智家、趙家、韓家、魏家四個家族把持，其中智家的勢力最大。智家的家主智宣子想讓兒子智襄子（智伯瑤）做接班人，遭到家族軍師智果的強烈反對。智果指出，智襄子雖然有很多優點，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他品德低劣，沒有仁愛之心，“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但智宣子沒有聽從智果的勸告，還是選擇了智襄子為家族繼承人。智果為免受牽連，改姓為輔。
智襄子上位後，邀請韓氏和魏氏兩大家族的首領韓康子、魏桓子做客。酒宴間，智襄子幾次出言戲弄韓康子，侮辱韓康子的策士段規。有人勸他說，“一宴而恥人之君相”，災禍很快就要降臨到頭上。智襄子聽了卻滿不在乎。此後，智襄子又索要韓、魏兩家的城池，韓、魏假裝順從，獻城池於智襄子。智襄子進而貪得無厭地向趙家索要土地，遭到斷然拒絕。智襄子大怒，率韓、魏兩家討伐趙氏，而對他積怨已深的韓、魏兩家臨陣倒戈，與趙家裡應外合打敗了智氏，殺死了智襄子。智氏家族因此覆滅，唯一的倖存者就是當初改姓的輔果。而韓、趙、魏三家由此強大起來，最終瓜分了晉國。
司馬光指出，智氏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在選擇接班人時，過於看重才能而忽略了品德。司馬光按照“才”“德”有無將人分為四等：才德俱備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而在選人時，得不到聖賢，只有小人和愚人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寧可選擇愚人，切莫選擇小人。因為愚人雖然無德，卻也無才，破壞力不強。小人固然有才，但沒有道德底線，很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損失和麻煩。司馬光的言論雖然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德才兼備、以德統才，一直是中國政治制度中選人用人的主流原則。
用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關於“用人”，司馬光推崇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據《資治通鑑》記述，唐太宗即位之初，要求擔任宰相的封德彝去考察和舉薦人才，但封德彝許久都沒有推薦出一人，還分辯說：“不是臣不盡心盡力推舉賢能，而是現在沒有奇才。”唐太宗生氣地駁斥道：“難道古代的君王都是從別的朝代找到的人才嗎？”
實踐證明，由於唐太宗高度重視人才選拔工作，各方面的人才都陸續提拔到了合適的崗位上，朝中集聚了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人才班底。在一次酒宴中，唐太宗命王珪點評眾臣，王珪回答說：“要論全面打理朝政且忠心耿耿，我不如房玄齡;要論隨時可以帶兵出征、才兼文武，我不如李靖;要論為皇帝上傳下達而能做到簡明扼要、準確無誤，我不如溫彥博;要論在繁雜的日常政務中分清輕重緩急、做到眾務必舉，我不如戴胄;要論通過自己的諫諍，使君主克服弱點，成為聖明的君主，我不如魏徵;但我在抨擊壞人壞事、褒揚好人好事方面，要比他們五人都強。”由王珪的評論可見，在唐太宗“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方針指導下，朝中呈現出了知人善用、人盡其才的良好局面。
在貞觀後期的紀事中，司馬光專門選取了唐太宗關於自己用人方面的五點總結，其中有一點就是“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中，有兩部書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為什麼說《資治通鑑》具有不可替代性？主編《資治通鑑二十講》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後濱認為，這部書的不可替代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治通鑑》的體例具有特殊性。中國的古書，正史當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紀傳體史書，記皇帝的叫本紀，記大臣的叫列傳，它是以人為中心的。而《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的史書，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記載下來。從戰國以後，一直到北宋建國以前的編年史，《資治通鑑》涵蓋了很長的時段，沒有一本書可以替代。
第二，《資治通鑑》的史學成就最高。中國古代學術最高水平出現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學術水準的書是《資治通鑑》，毫無疑問它是中國學術的一個頂峰。
第三，《資治通鑑》的主編司馬光是一位嚴謹務實、有崇高學術理想的學者。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的時候，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具有學術追求的時代，是一個最不追求某種功利的著書立說的時代。他的編纂宗旨，就是要寫給治國者看。
司馬遷編纂《史記》，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給我們一個提示，任何通過文字留下的記載，包括歷史記載，都不等於是歷史的原貌，只是一個文本。而《資治通鑑》就是一本可供各式各樣的人讀的通史書。
但是對於普通大眾來說，閱讀文言文還是比較吃力的。因此，陶陶向大家推薦一套好書——《白話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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