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再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老城更新



再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老城更新

张杰:再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老城更新

张杰: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副主任

清控人居遗产研究院院长


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交流我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课题的一些认识。之所以取“再谈”,是因为北京的老城保护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到90年代初,房地产开发正式起步,很多大型的项目开始对老城有影响以后,大家谈论的也越来越多。到今天老城保护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讲到北京老城,它的保护实际上跟周围的山水是离不开的。在古代,整个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与山水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这是中国传统的山川定位的思想与文化所致。北京跟我国很多历史城市是一样的,非常注重礼制,而北京作为留在地面上相对比较完整的城市,更好地反映出了礼制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塑造和精神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现在大家对天坛、地坛、月坛日坛的关注越来越多,他们实际上过去是郊区祭祀礼制传统的一部分(天坛是因为后来被圈到了城墙内)。再比如,大家知道国家有正式建制的城市都要设立孔庙,这是皇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在北京的老城里,毫不例外地也有孔庙。还可以列举很多在老城里作为中国城市非常有代表性的礼仪性的东西,包括太庙社稷坛等等。当然对老城来讲,北京的胡同、民居四合院和民俗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照片反映的都是90年代可以看到的景象。北京作为首都,它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场所。比如天桥对于北京多元开放的文化意象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或者说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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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老城建设发展历程

今天谈老城的保护,我想可能还要把北京老城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地梳理。上世纪40年代,据说美国人拍摄了当时的军用航拍图,后来解密了,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阅读整个北京市当时的情况。比如,地坛所在的北城外面都是空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阅读更细节的东西。这样一个历史城市,直到上世纪的50年代初,基本上保持了帝国都城的状态,城墙外面就是农田,或古人称之为郊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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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北京老城与外围的郊区存在明显分界( 图片来源:赵炳时 清华大学 )

老城内街区的格局也是基本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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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京城全图配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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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航拍图( 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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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天际线基本维持历史状态(图片来源:《洋镜头里的北京》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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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天际线基本维持历史状态(图片来源:《洋镜头里的北京》插图 )

面对城市功能扩张的需求,当时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在西边建设新的行政区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老城为了适应新中国作为首都的城市职能,对于公共建筑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如今天大家熟知的十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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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由于当时的国策是发展重工业,所以对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配套相关的投入非常有限。在那个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特殊年代,住宅短缺问题逐渐在老城内部积累下来。受资金和基础设施所限,70年代初到80年代的少量住宅都是在城市外围建设的。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住宅建设发展较快,但它们仍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这一过程导致了城市蔓延,形成所谓的摊大饼现象。北京城也从原来的62平方公里向一个更大的区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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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外围功能组团开始形成( 图片来源:专家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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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外围功能组团开始形成( 图片来源:专家自摄 )

1994年我带学生在国子监做实地调查,绘制了一张现状图,图中所有黑块的部分都是当时我们认定是老百姓自己加建的或者说是没有房产证的房子。原来四合院毛密度基本上不超过49%,不到一半的地方是房子覆盖的,而一半多是胡同和院子的空地。加建了以后,这个地区,方家胡同北到二环,40公顷左右的地,毛密度达到70%,有的地方干脆一个院子都建满了。这就是北京四合院在过去50年代到80年代初,发展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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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国子监实地调查现状图( 图片来源:专家自绘 )

房子拥挤是其一,老旧小区、胡同、幼儿园里,小孩的活动空间、学生课间跑步的空间都没有;公厕建设也是老城里常见的问题,当时调研发现,整个国子监地区40公顷的范围内,有70多个公厕。本该在院子的厕所被挤占,只能在外面胡同占地方建公厕;垃圾的收集也没有专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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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里,我们是在基础设施短缺的情况下来发展经济和城市化的,它存在很多问题。但事情总有两面性,在那样一个缺资金的时代,我们紧凑地发展城市,使北京老城里生活设施密度极高,呈现出虽然人口拥挤,但也非常方便的生活状态。北京胡同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白塔寺调研时访问过一位老人,他养了很多的鸟,这样的生活如果不在院子里显然没有办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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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果去后海,仍然可以看到乡村一般的景象,树木成荫也成为北京胡同的重要特色。对很多外国人来说,很难想象北京作为一个两千多万人的大都市,在中心还留存像什刹海这样的景象,这显然是过去几十年留下来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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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胡同的生活,在九十年代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没有车,孩子们可以不需要父母送就可以安全地去上学,老人坐在门口可以跟小孩一起活动。今天由于我们在住宅上的很多政策,许多中年人已经搬离了胡同,所以老城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的替换是老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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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后期,由于房地产的兴起,老城内出现了众多超大体量的建筑。尺度的失控成了今天需要调整的重要问题。另外,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高层和小高层的住宅再次出现,也引起很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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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8年前后,《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对保护老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保护区里,可以看到除了蓝色表示的现代建筑—就是今天我们认为可能需要被整治和调整的房子以外,大量的是紫色表示的传统房子,它们形成了历史街区的本底和风貌。实际上,今天北京面临的保护难题,除了红色和黄色表示的文物建筑,更重要的是紫色的房子,它们代表过去传统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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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02-10 / 第

很多老百姓和单位实实在在地在这些建筑、院落里面工作和生活,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在90年代开展的保护工作也探讨了很多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走过一些弯路。比如由于种种原因,把原来的一些四合院大面积地拆除了,做了开发与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前门和钟鼓楼地区在内都有成片的拆除。另外还有部分街区过度的商业化、传统建筑的风貌在房屋改建中流逝、院内基础设施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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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图片来源:Google地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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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图片来源:Google地图 )

2 老城的几个基本事实

经过这样的历史演变之后,我们简单地看几个总结性的图像和数字。1949年的老城,公共建筑所占的比例非常少。到了90年代初,老城原有居住空间被商业等公共建筑挤占。六普(2010年)的时候,北京内城人口136.5万,与当时50年代初70多万的人口相比,增长了将近一倍,这还不算大量的流动人口等。很多做城市保护的人都比较怀念50年代初的数字,因为70多万是支撑北京老四合院和胡同传统生活方式的比较合适的密度。


大家知道北京中心区的面积更大,老城只有62平方公里。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老城里的产业活动单位数是中心城区平均数的1.8倍,从业人员密度是后者的2.7倍,老城建设强度是后者的2-3倍。


还有更基本的问题,比如居住水平低。在50年代初的时候,四合院非常宽敞,胡同也没这么拥挤。经历了特殊的历史过程之后,今天平房区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7平米/人,这个数据跟80年代初改革开放北京和上海三点几平方米的人居面积相比增加得很少很少。这说明过去三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很多局部地区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我们老城保护和发展的基本议题之一。


3 老城的保护与发展

新一轮总体规划中对于老城来讲,重要的就是解决保护和民生的问题,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老城保护的前提,全面提升老城品质。


对于保护。总书记有明确的要求,首先是老城不能再拆了,做到应保尽保。以前对老城保护有很多不恰当的做法,现在的理念对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正。同时在大的指导原则下,重点保障整体院落和街巷格局的清晰可辨,这是保护需要做的工作。


其次是老城的保护过程需要尊重老城的演变过程中时间痕迹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叠加的城市历史遗存更多地承载着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记忆,是场所精神的根本所在。比如,我们在北京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明清时代的院落,也比较容易看到民国时期的建筑遗留的痕迹,当然还可以看到类似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女生宿舍,这是当时非常简洁摩登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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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传统院落( 图片来源:清华同衡规划团队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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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近代的风貌建筑( 图片来源:清华同衡规划团队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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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景山街道的早期现代建筑(梁思成1935年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 图片来源:清华同衡规划团队摄 )

关于民生。强调织补微更新,织补是对形态的织补,小规模渐进式发展,补足历史欠帐。在很多历史城市里,解决普通人居住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像巴黎有一个政策,一块地出来以后,如果政府部门计划将这块地用作社会住宅的话,那它就最有可能拿到这块地。


北京最近几年,在民生方面有一些实际的措施。

一是改善居住条件。比如房屋院落修缮整治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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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项目来摸查民意。通过深入的调研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现在通过大数据也可以系统地分析出缺口,比如说便民设施哪里的分布集中一些、老百姓每天买菜的日常生活是什么状况等等,了解老百姓的需求,这是城市保护与改善城市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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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北片区城市设计》( 图片来源: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

三是改善交通出行。交通是所有北京人关注的事情,现在公交实施了很多绿色和低碳的方案和行动,以作为老城主导交通模式。除了绿色交通以外,还有很多改善大家行走体验的细节。最近通州新的城市设计非常注重把马路拐角做得小一点,缩短距离,使人行过斑马线更容易。这种例子现在韩国可以看到很多,十字路口不是汽车优先,而是以行人为主。


四是提升公共环境。我们知道胡同、四合院缺空地,我们又不可能过多地拆房子做成绿地,而且这也会和整体的风貌保护有冲突。但可以根据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其他很多诉求,做一些事情。比如清理胡同里的乱线,对垃圾箱进行优化处理,对基础设施的设计增加相关的人文色彩,这些也是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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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工作,而保护又是一个需要公众长期参与的工作。我们不可能在三年之内或者说五年之内把北京城这么复杂、细碎的问题都完全解决了。习总书记在广州视察时,就提出了要有绣花的功夫。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细致长线地做,老城保护才有可能使保护历史和改善人民生活充分结合起来,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仅包括资金,也包括老百姓主动、积极地参与。必然是一个长期陪伴和社会共同合作互动的过程,需要有一个长效机制。北京规自委最近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来推进长效机制的建设,比如责任规划师吸纳了社会广泛的力量投入到老城和老城之外的很多社区日常规划设计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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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保护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需要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同时又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术工作,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正确的理念。城市保护是城市迈向未来、沟通今天与昨天的桥梁,而不是回到过去,我想这是我们对城市设计应该有的基本认识。另外由于城市保护涉及到的方面很多,所以法规政策与可操作性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如果只强调可操作,而没有法规面上的控制,工作会出现偏差,也不会持久。最后,城市保护就是可持续地管理变化、应对变化,正是在应对变化的过程中,可以使城市生活得以改善,可以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和弘扬,也可以使城市精神得到维护和新的创造。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张杰于“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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