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克爾（Haskell）縣位於堪薩斯州的西南角，在1918年的時候，美國西部還很荒涼，茅草屋隨處可見，那裡曾經是牧牛場。但是農民還養了豬，這可能是那一年裡遍佈世界的大瘟疫的根源之一。另一條線索是，該縣位於一條主要候鳥通道上，棲息著17種鳥類，其中包括沙丘鶴和野鴨。如今，科學家們瞭解到，禽流感病毒也像人類流感病毒一樣，也可以感染給豬，當禽流感病毒和人類病毒感染相同的豬細胞時，它們的不同基因可以像紙牌一樣被打亂和交換，從而產生全新的，更為要命的病毒。
不能肯定地說那個源頭就發生在1918年的哈斯克爾縣，但是當年1月份確實是從那爆發了流感，這場爆發是如此的嚴重，以至於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幾名感染了流感的男子前往堪薩斯州中部的芬斯頓軍營。幾天以後，即3月4日，第一位已知患有流感的士兵報告患病。此時美國西部龐大的陸軍基地正在訓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兩週時間裡，有1100名士兵被送進了醫院，同時又有成千上萬的軍人病倒，有38人死亡。受感染的士兵又將流感病毒從芬斯頓帶到了美國的其他陸軍營地，36個大營地中有24個爆發了疫情。幾乎在同時，疾病傳播到美國平民社區和海外。
流感病毒突變迅速，變化之大，以至於從一個季節到下一個季節，人類的免疫系統就很難識別它了。當一種全新的致命性流感病毒侵入人體呼吸道系統並在世界範圍內傳播時，就會發生流行性的大瘟疫。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病毒通常僅與上呼吸道的細胞（鼻子和喉嚨）結合，因此它們易於傳播。1918年大流行病毒感染的細胞在上呼吸道感染，很容易傳播，但也能傳播到肺深處，破壞組織，其結果就是導致了病毒性肺炎和細菌性肺炎。
這場可能是人類最大的瘟疫持續了15個月，導致了5千萬至1億人死亡。鑑於當時世界上許多地方缺乏合適的記錄，因此無法確定確切的死亡數字。但很明顯的是，大流行在一年內造成的死亡人數比艾滋病在40年內造成的死亡人數還要多，比一個世紀以來因為鼠疫而感染死亡的人數更多。
可以說，我們就像1918年一樣易受另一個流行病的侵害，或更容易受到傷害。如今，頂級公共衛生專家通常將流感列為我們面臨的最危險的“新興”健康威脅。2017年，湯姆·弗裡登（Tom Frieden）離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之職後，被問到最讓他害怕的是什麼，什麼使他徹夜難眠。“最大的擔憂始終是流感大流行……這確實是最壞的情況。”因此，一百年前的悲劇性事件具有令人驚訝的緊迫性，尤其是自從災難中學到的最關鍵的教訓之後尚未被吸收。
最初，1918年的大流行很少引起人們的警覺，主要是因為儘管有大量的人被感染，但在大多數時候它的致死率並不高。例如，英國大艦隊的醫生在5月和6月接納了10,313名水手，但只有4人死亡。它席捲了整個西班牙，使國王生病。西班牙的新聞界就有關這種疾病作了詳盡的報道，這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交戰國的新聞界截然不同。因此，它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然而有一種不詳的預感籠罩在衛生專家心頭。儘管在春季死亡的人很少，但死者通常是健康的年輕人。在一支1,018名士兵的法國陸軍哨所中，有688人住院，其中49人死亡，死亡率高達5％。第一波中的一些死亡記錄被人為的忽視了，它們被誤診為腦膜炎。一位困惑的芝加哥病理學家觀察到肺組織中充滿了液體，並出現“大量出血”，他懷疑這是“一種新疾病”。
實際上，它更像是一場海嘯，最初水從岸邊退走，但隨後以壓倒性的浪潮返回。8月，這種痛苦在瑞士以一種致命的形式再次浮出水面。
第二波，在人們的麻痺中悄然襲來。
距離波士頓35英里的陸軍訓練基地德文斯軍營，常駐有45,000名士兵，軍醫院可容納1,200名患者。9月7日，被送往醫院的一名士兵被診斷出患有腦膜炎。第二天，他同宿舍的另外十二名男子被診斷出患有腦膜炎。但是隨著更多男人生病，醫生將診斷改為流感。這時候，陸軍的一份報告指出：“流感...以爆炸的形式發生。”
在疫情爆發的高峰期，一天中有1,543名士兵報告患有流感。醫院設施很快不堪重負，醫生和護士也被感染，自助餐廳的工作人員已經無法為病人和工作人員供餐，無論病情如何，醫院都沒有能力再接受患者，數千人因為生病並死於軍營。
醫院的醫生羅伊·格里斯特（Roy Grist）寫道：“這些人從拉格里普（LaGrippe）或流感的普通襲擊開始，然後被帶到醫院。它們迅速發展出有史以來最惡性的肺炎。入院後兩個小時，他們的頰骨上有桃花心木斑點，幾個小時後，您就可以開始看到青紫。”這個術語指的是由於缺氧而變成藍色的人”，“從他們的耳朵延伸並遍佈臉...。僅幾小時的時間，直到死亡來臨……這太可怕了……。我們每天平均有100人死亡……幾天來沒有棺材，屍體堆積了停屍間”
更為致命的是政府對真理的政策。美國參戰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要求“殘酷的野蠻精神……要融入國民生活。”於是，他成立了新聞委員會，其靈感來自一位顧問，他寫道：“真理和虛假是任意的術語。...一個想法的力量在於它的鼓舞性價值。是非題無關緊要。”
在威爾遜的敦促下，國會通過了《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以“發表，印刷，撰寫或發表任何形式反對美國政府，褻瀆或侮辱性的言論……，違反者可以被判處20年監禁”。政府海報和廣告敦促人們向司法部舉報任何“散佈悲觀情緒的人”
在這種背景下，流行性感冒席捲了美國人的生活，決心保持士氣的公共衛生官員開始撒謊。
9月初，一艘從波士頓出發的海軍艦船將流感病毒帶到了費城，費城爆發了這種疾病。該市公共衛生主管威爾默·克魯森（Wilmer Krusen）宣佈，他將“將該疾病限制在目前的範圍內，在這一點上我們一定會成功。沒有死亡的記錄。沒關係，無論感覺如何。”【費城最終死亡人口超過市民的40%】
第二天，兩名水手死於流感。克魯森表示，他們死於“普通肺炎”，而不是西班牙流感。另一位衛生官員宣佈：“從現在開始，疾病將減少。”
第三天，有14名水手喪生，第一名平民喪生。疾病每天都在加速。報紙每天都向讀者保證，流感沒有危險。克魯森向這座城市保證，他將“遏制流行病的萌芽”。
到9月26日，流感已在全國蔓延。費城原定於9月28日舉行一次大型的“自由貸款遊行”。醫生敦促克魯森取消遊行，擔心成千上萬的人互相擠壓會傳播疾病。他們說服記者寫出有關行為的危險性。但是編輯拒絕發表它們，並拒絕打印醫生的來信。費城歷史上最大的遊行如期進行。
流感的潛伏期為兩到三天。閱兵兩天後，克魯森承認“現在在平民中存在的流行病……可能是在軍營中發現的流行病”。不過，他仍然警告不要對誇大的報道感到驚慌。
他不必擔心誇張。報紙在他身邊。詢問者的頭條大叫“科學的制止流行病”。實際上，護士沒有影響，因為沒有可用的護士。在向一個調度員提交的3,100個緊急護士請求中，只有193個得到了提供。克魯森最終發佈了關閉所有學校並禁止所有公共聚會的消息，但一家報紙毫不客氣地說，該命令不是“公共衛生措施”，“沒有引起恐慌或驚慌的理由。”
在一系列的隱瞞措施下，費城的流行病將在一天之內殺死759人。牧師在城市街道上開著馬車，呼籲居民把他們的死者帶出來。許多人被埋在萬人冢中。超過12,000名費城人死亡，他們在六週之內幾乎全部喪生。
全國各地的公職人員都在撒謊。美國外科醫生魯珀特·布魯（Rupert Blue）說：“如果採取預防措施，就沒有警報的必要。”紐約市公共衛生主管宣佈“其他支氣管疾病，而不是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引起了大多數人疾病的洛杉磯公共衛生負責人說：“如果觀察到普通的預防措施，就不會引起警報。”
對於新聞界失敗的例子，請考慮阿肯色州。在十月份的四天時間內，派克營地的醫院接納了8,000名士兵。陸軍特殊肺炎部隊成員弗朗西斯·布雷克（Francis Blake）對現場進行了描述：“每條走廊上都有數英里，裡面有兩排嬰兒床……有流感患者……只有死亡和破壞。”
人們知道這不是一回事。他們知道原因數量驚人的死亡病例。在聖安東尼奧，有53％的人口患了流感。受害者可能會在出現最初症狀的幾小時內死亡，這是可怕的症狀，不僅是疼痛和發燒，還有從肺部吐出的泡沫狀血液，以及鼻子，耳朵甚至眼睛的出血。人們知道事態的嚴重性，因為城鎮裡已經買不到棺材了。
人們不敢相信自己被告知的一切，所以他們害怕一切，尤其是未知的事物。持續多長時間？它會殺死多少？它會殺死誰？隨著真理的埋葬，士氣崩潰了。社會本身開始瓦解。
在大多數災難中，人們聚在一起，互相幫助，正如我們最近與颶風哈維和艾爾瑪看到的那樣。但是在1918年，沒有領導，沒有真相，信任就消失了。人們只照顧自己。
在費城，緊急援助負責人懇求說：“所有沒有在家照顧病人的人……要儘早報告……進行緊急工作。”但是沒有志願者前來。兒童衛生局懇求人們暫時收養父母垂死或死亡的孩子，沒有人答覆。緊急援助再次懇求：“我們只是必須有更多的志願者幫助者……這些人幾乎都快要死了。您會...得到我們的幫助嗎？最終，緊急援助局的局長痛苦地說道：“……有些家庭實際上是孩子被餓死，因為沒有人給他們食物。死亡率是如此之高，我簡直不敢相信。”
費城的苦難並非獨有。在密歇根州露斯縣，一對夫婦和三個孩子都一起生病，但是，紅十字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報告說：“沒有鄰居會來幫助他們。我給那個女人的姐姐打電話。她來了，在窗戶上輕拍，但直到與她保持安全距離之前，她都拒絕與我交談。”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約翰·德拉諾回憶說：“通常，當人們在某些時候生病時，其他家庭會帶食物去看望他，但現在沒人來，沒人帶食物，沒人來拜訪。”
丹·唐克爾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戈德斯伯勒回憶說：“我們實際上幾乎害怕呼吸……，你甚至害怕出門……這種恐懼是如此之大，實際上人們甚至害怕離開家園……害怕說話在華盛頓特區，威廉·薩多（William Sardo）說：“這使人們與眾不同……您沒有學校生活，沒有教堂生活，沒有任何東西……這完全摧毀了所有家庭和社區生活。“可怕的方面是，每天黎明時分，當那天太陽落山時，您都不知道是否會在那裡。”
美國紅十字會的一份內部報告總結道：“對流感的恐懼和恐慌，類似於中世紀對黑死病的恐懼，在美國許多地區都很普遍。”
恐懼清空了就業場所，清空了城市。東北部的造船工人被告知，他們和前線的士兵一樣，在戰爭中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然而，在L.H.Shattuck公司，只有54%的工人到場；在George A.Gilchrist造船廠，只有45%的工人到場；在Freeport造船廠，只有43%的工人到場；在Groton鋼鐵廠，只有41%的工人到場。
恐懼也使街道空蕩蕩。在美國最大的城市之一的費城急診醫院工作的一名醫學院學生，一天晚上，他開車行駛12英里，發現自己沒有一輛車。他說：“這座城市的生活幾乎停止了。”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新西蘭惠靈頓，另一名男子走出急診室，發現了同樣的事情：“我在工作日的下午2點站在惠靈頓市中部，沒有電車運行，沒有商店開張，唯一的交通是一輛貨車，上面掛著一張白色的床單，上面畫著一個大紅色的十字，用作救護車或靈車。那真是個死亡之城。”
維克多·沃恩（Victor Vaughan），以前是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院長，可不是個誇張的人。現在，他是陸軍傳染病科的負責人，他緩和了自己的私人恐懼：“如果這種流行病繼續其數學理論上的加速發展，文明可能會在幾周之內從地球表面輕易消失。”
然後，流感突然消失了。由於戰爭結束後的欣喜之情，交通重新回到街道，學校和企業重新開放，社會恢復了正常。
在第三次浪潮之後，1918年的病毒沒有消失，但它確實喪失了其非凡的殺傷力，可能是因為現在許多人類的免疫系統已經識別出它，部分原因是它突然失去了容易侵入肺部的能力。它不再是嗜血的兇手，而是演變成季節性的流感。
科學家和其他專家仍在詢問有關該病毒及其造成的破壞的問題，包括為什麼第二波病毒比第一波病毒致命得多。研究人員不確定，有人認為第一波是由不同於大流行性流感的普通季節性流感病毒引起的。但是有證據表明，大流行病毒既有輕度又會致命性的形式，會引起輕度或嚴重的春季暴發。
儘管死亡人數是歷史性的，但大多數被大流行性病毒感染的人仍然可以倖存。在發達國家，總死亡率約為2％。在欠發達國家，死亡率更高。在墨西哥，估計的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2.3％至4％。俄羅斯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區都有7％的人口死亡。在斐濟群島，有16％的人口在16天內死亡。在阿拉斯加和岡比亞的小村莊，所有人都死了，可能是因為所有人都同時生病，沒人能提供護理，甚至無法給人們喝水。
受害者的年齡也很驚人。通常，老年人佔流感死亡人數的絕大多數。在1918年，情況發生了逆轉，年輕人喪生的人數最多。例如，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對25至45歲年齡段的人群進行的研究發現，所有工業工人中有3.26％死亡，而所有煤礦工人中有6％死亡。其他研究發現，孕婦的死亡率在23％至71％之間。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死亡？碰巧的是，年輕人具有最強的免疫系統，可以用所有可能的武器（包括稱為細胞因子的化學物質和其他抗微生物毒素）攻擊病毒，而戰場就是肺。這些“細胞因子風暴”進一步損害了患者自身的組織。據著名的流感專家埃德溫·基爾伯恩（Edwin Kilbourne）稱，這種破壞與呼吸毒氣造成的損害沒有什麼相似之處。
季節性流感已經足夠嚴重。在過去的四十年中，病毒每年殺死3,000至48,000名美國人。還有更多致命的可能性隱約可見。
近年來，兩種不同的禽流感病毒已直接感染人：H5N1毒株已在許多國家/地區感染，而H7N9仍僅限於中國。截至今年7月，這兩種禽流感病毒共殺死了2439人中的1032人，死亡率驚人。科學家說，到目前為止，這兩種病毒株僅與肺深處的細胞結合，不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如果通過突變或通過與現有人類病毒交換基因而獲得感染上呼吸道的能力，則可能導致致命的大流行。【資料未包括2020年新型肺炎】
公共衛生專家一致認為，最優先事項是開發一種“通用疫苗”，以賦予針對幾乎所有可能感染人類的流感病毒的免疫力。如果沒有這種疫苗，如果出現新的大流行病毒，我們將不得不專門為其生產疫苗，這樣做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疫苗能起到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改善大流行準備狀態的另一個關鍵步驟是擴大抗病毒藥物的研究。沒有一種對流感具有高度有效的作用，有些菌株顯然已獲得了對抗病毒藥物達菲的抗藥性
然後是一些最基本的衛生措施，稱為非藥物干預。洗手，遠程辦公，咳嗽，生病時休假而不是上班，如果流行病足夠嚴重，則應廣泛停課，甚至可能採取更嚴格的控制措施。希望這樣的行動彼此“隔離”，將減少疫情對當今公共衛生和資源的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1918年以來最重要的一課就是說實話。儘管這個想法已被納入每一個備災計劃中，但其實際實施將取決於危機爆發時負責人員的性格和領導才能。
我記得在洛杉磯參加了一場大流行的“戰爭遊戲”，其中涉及地區公共衛生官員。在演習開始之前，我先講了1918年發生的事，社會如何崩潰，並強調要保持公眾的信任，必須坦率地對待當局。我說：“你沒有把握真相。”“你說的是實話。”每個人都搖搖頭以表示同意。
接下來，運行遊戲的人向參與者揭示了這一天的挑戰：一種嚴重的大流行性流感病毒正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它尚未正式到達加利福尼亞，但可疑的病例-症狀的嚴重性使其看起來如此-只是在洛杉磯浮出水面。新聞媒體已經知道了這一點，並要求舉行新聞發佈會。
第一步的參與者是高級公共衛生官員。他做了什麼？他拒絕舉行新聞發佈會，而是發表聲明： 需要進行更多測試。該患者可能沒有大流行性流感。沒有理由擔心。
我被驚呆了。這位官員實際上並沒有撒謊，但是他故意降低了危險。不管這個病人是否患有這種疾病，都將大流行。該官員不願回答新聞界的問題，甚至不願承認這種大流行的必然性，這意味著公民會在別處尋找答案，並且可能會發現更多。他沒有帶頭提供可靠的信息，而是迴避和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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