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G管理，給B賺錢，為C服務。

作者 | 王與桐

趨勢與洞見No.71

最近，北京市天通苑社區出現了“高仿版出入證”。

李逵和李鬼

有點可笑，也有點可悲。作為常住人口近50萬的亞洲最大社區天通苑，在疫情中依舊採用與非典時期無異的純人工管理模式，進而帶來隱患。

這是我國千千萬萬個尚未信息化的社區在防疫過程中的縮影。不智慧的社區都是相似的：

一些政府部門想要掌握病患數字的變化情況，依然要靠打電話；居民需要親自到居委會/物業辦公室領取紙質通行證；雖然小區封閉，但測溫靠人，登記靠紙筆，並且是所有居民共用幾支筆；部分小區雖安排了守門人，但是不測體溫不問來處，形同虛設；為了“外防輸入”，小區進出門要對暗號，這件事還上了微博熱搜。

小區暗號上熱搜

“靠嘴、靠腿、靠經驗”的純人工管理模式，不僅人力成本高、管理難度高，或許還會增加感染風險。

按理說，“智慧社區”本該是中國各地近年來大力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疫情之前，高額智慧城市訂單已屢見不鮮：

2019年7月，騰訊雲以5.2億元成功中標湖南長沙市城市超級大腦項目；2019年9月，阿里4022萬中標雄安BIM管理平臺，這只是阿里從2017年開始為雄安構造城市大腦的一部分。不止大城市和新區，三四線城市也在向智慧城市靠攏，如廣西省玉林市於2018年招標的智慧城市（一期）項目，總投資約8.9億，安徽省合肥市廬江縣作為縣一級行政單位也在2017年公佈了總投資10億元的智慧城市建設項目。

截至2018年10月，全國100%的副省級城市、89%的地級以上城市和49%的縣級城市已開展智慧城市建設，參與的地市級城市數量累計超300，規劃投資達3萬億元，建設投資達6000億元。

在這些總額驚人的新基建項目中，智慧社區向來是重要議題之一。

以北上廣深杭為例，其智慧社區在智慧城市的總髮展指數中佔比約為10%~20%。

從以往的報告來看，智慧城市建設成果很漂亮——中國信通院發佈的白皮書顯示，2019年我國大部分省份智慧城市發展水平超過0.5，其中湖北省智慧城市發展水平位於全國前十。

一邊是建設上的大手筆投入，一邊是執行上的捉襟見肘——且不說AI輔助決策等“高端智慧”，連口罩預定、體溫檢測、信息上報和審批文件等可以信息化、在線化的行政事務，都仍以線下人工處理為主。

幾年的巨大投入下來，社區依然不夠智慧，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嚴格來說，社區是公共管理概念，小區是商業概念，為方便描述，本篇將公共管理概念的社區和商業概念的小區統稱為“社區”；由於我國智慧城市邊界模糊，智慧社區歸口不同，為方便描述，本篇將信息化、智能化的社區統稱為“智慧社區”。

1.誰是局中人

社區為什麼要走向智慧？目的有三個——

政府想要既高效又能與物業、業主溝通的監管平臺；物業公司想要移動化的智慧物業管理平臺，降本、增效和創收；科技公司等建設者想要落地場景，以打磨技術和帶來收入；業主和居民想要全新的移動化社區生活服務平臺。

疫情中的諸多實踐案例，其實可以幫我們很好地梳理智慧社區各參與方的角色和作用。

首先是政府，它是智慧城市的“客戶”，同時也是主導者，掌握著政策、規劃和資金。

不同層級政府的決策權不同，中央是統一決策者，負責我國整體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和總的規劃；市/區是主要負責的層級，各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自主權極高；街道辦事處是城市最小的政府層級，主要功能是承上啟下。

社區是與居民生活最相關的“智慧城市”應用場景的主體。社區雖屬於居民自治範疇，但是實際上受街道辦管轄。

智慧社區的設備和系統，可以由區/市政府統一採購，再落實到社區執行；也可以由社區自主決定採購事宜，但需要向街道辦審批獲得財政撥款。

以有1.6萬戶家庭，約5萬人口的上海浦東聯洋社區為例，其基層工作人員每天需要通知200戶領口罩，接受超過2000人口罩預約的需求，工作量超負荷。在2020年1月底，該社區開始求購外呼機器人，最終使用了小i機器人的一款防疫外呼機器人產品。這次“採購”是免費的，所以不涉及財政申報及審批程序，但仍與上級簽署了相關協議。

在這次疫情中，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使用了辰安科技提供的應急數據平臺，服務於轄屬的47個社區和487個小區，以自動收集信息並進行數據分析，最終分析結果會流轉到區/市政府系統。此時，政府是決策方，社區是執行角色。

然後是科技公司，它是智慧社區的具體建設者——其中又分為兩類：

一類是集成商和新集成商，包括神州數碼等系統集成商，中國電信等運營商以及平安、阿里、騰訊和華為在內的巨頭型解決方案商；他們負責拿下整個大單，其中的許多工作會分給合作伙伴。

另一類是從細分賽道入手的科技公司，如愛物管、城雲科技、竹間智能、辰安科技和的盧深視等。他們可以被集成，也可以選擇獨自服務政府和社區。

最後是物業公司，它們是智慧社區建設中比較特別的一個存在，既可以做甲方，也可以做乙方。

政府希望本地的大地產商及物業公司擔起責任，用科技手段管理社區，即智慧物業、物業科技，從這個角度，小區的物業公司是“政府的乙方”，需服從街道辦管理；但物業公司一般缺乏自主科技能力，所以也是購買信息化、智能化設備和系統的主體，是科技公司的甲方。

參與者眾，且各方目的、能力和配合度各不相同，這讓在萌芽狀態的智慧社區建設難上加難。

當疫情來臨，缺陷便暴露了出來。

2. 孤島叢生與青黃不接

智慧社區仍不智慧的癥結，就在產業鏈各方角色的行為邏輯中。

首先從智慧社區最大的主導方和買單方——政府角度看，智慧社區發展不足首先與中國的政府信息化本身起步晚，且作為政府末梢的社區未得到足夠資源有關。

AI物業管理平臺愛物管CEO滕一帆告訴「甲子光年」：“我國可能僅有不到1%的社區完成了基礎的信息化。”

社區信息化滲透率低，與各地經濟發展狀況和財政側重有關。智慧城市建設主要包括交通、治安、消防、健康和環保等等方面，各地政府會根據本地發展狀況，在智慧城市建設上有所側重，相應預算也各不相同。

比如山東濟南，投入很多資源做“交通大腦”，第一期建設投資超過2億元，給超過334個路口上線了智慧信號燈；三亞市則與華為、商湯和平安等多家科技公司合作，重點打造智慧旅遊項目。這些城市的策略是根據自身特點優先解決重點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許歡告訴「甲子光年」：“往往是經濟發達的地區，才有餘力服務民生、加強應急體系建設。”財政實力較差的地區，會將精力用在發展經濟上，對於服務民生則是有心無力。

其次，除信息化基礎薄弱外，中國智慧城市、智慧社區的建設還受數據孤島的困擾。

導致數據孤島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各職能系統之間本身的部門隔閡；二是先地方試點再全國推廣的中國政府創新模式；三是受規劃者思維水平和技術條件的限制，IT建設容易在長年累月的疊屋架床過程中形成孤島。

先說各系統之前的部門隔閡，它造成了“條狀孤島”。

在中國，部分職能系統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統有自己的數據系統，衛生、稅務和法院等等部門也各自有系統，縱向信息或許能實現共享，但橫向數據流通卻有阻礙。

而先地方應用再由中央牽引規範的創新模式則造成了“塊狀孤島”。

智慧城市建設目前正在探索期，多以各地方政府為主導；中央的角色多是在有成功經驗後引導推廣，而非強硬決策。比如群眾性治安防控工程“雪亮工程”，就是在山東臨沂首先嚐試並取得成功後，於2017年6月由中央向全國推廣。但由此會帶來“各掃門前雪”的問題，造成以地域為劃分的數據孤島，各地數據不互通。

以上兩個原因又都可以歸納為“缺乏頂層設計”——目前，中國大部分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的權責劃分還不夠明晰。

一些智慧城市先行者，如上海、深圳和重慶等地，已建成智慧城市規劃院，但更多地區仍是一片混沌——以智慧社區為例，有歸口綜治辦管理的，有屬於政法委負責的，同時還和公安部門有關——不同部門之間誰聽誰的？

重慶市智慧城市規劃研究設計院院長何野向「甲子光年」講述了重慶市政府在智慧城市領域的職權變化：2013年重慶市被國家批准為智慧城市試點，相關項目當時由市政府牽頭，國土規劃、經濟委和科委等部門共同領導，但進度不盡人意。2015年，重慶市建立了從屬於市規劃局的智慧城市規劃設計院，從醫療、交通、政務等幾個領域擊破，智慧城市建設逐漸走向正軌。

可以看出，要建設好包括智慧社區在內的智慧城市，首先要設計好頂層架構，這也是各地方政府的當務之急。

最後，在智慧城市建設的早期，各地喜歡疊加大量硬件和技術，導致很多地方在孤島之上再建孤島。延伸到了社區小單位，這種蕪雜的現象更為明顯。

“做了很多系統搭了很多應用，卻不互通。”愛物管滕一帆認為，包括這次疫情當中，某些地區緊急開發了很多系統、銜接了很多數據，但這些系統和數據是獨立於原有系統之外的，依舊不能相容，相當於建了一批新的孤島。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疫情突然來臨時，已有的建設並未快速顯示出足夠的應對能力——因為防控疫情需要的綜合數據事實上無法有效流轉，也很難快速共享到其他基層系統。

而疫情之後，一些應急的系統和設施未來也可能被閒置，造成資源浪費。

再看智慧社區中另一方重要角色——具體項目的建設者，科技公司。

總體而言，從供給側來看，目前智慧社區、智慧城市效果並不理想，和兩代建設者還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

第一代建設者是神州數碼、東華軟件、浪潮軟件等集成商和中國電信等運營商，以及他們背後的“小兄弟”——大量軟件外包公司。

這一階段的時間大概是2013年到2016年，主題是信息化，其目的也不是實現城市真正的智慧化和精細管理，而是實現在線化。

但是由於上文提及的各地政府資源和執政重點的差異，這一步工作的質量在中國各城市之間參差不齊，導致很多城市的政務管理在線化程度也不高。

其中一個典型案例是，武漢市與微軟簽訂的1.75億元的智慧城市爛尾項目。

該項目的正式簽約時間是2013年12月，當時，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與微軟及其授權的華勝天成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商定開展智慧城市項目等6個方面的戰略合作。這其中涉及9個角色，各方關係如下圖：

整整3年後的2016年底，武漢方對項目進行了評估，認為最終實際效果與微軟之前的承諾落差巨大，屬於“不合格產品”，該項目連微軟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Azure公有云的使用率也僅為12%，信息化幾乎沒實現。

也是在2016年，杭州推出“城市大腦”設想，標誌著中國城市建設進入第二階段，特點是對人工智能、大數據和雲計算等新技術的使用。

也是從這一階段開始，阿里雲、騰訊雲、金山雲和華為等具有較強科技實力的“跨界玩家”開始進入智慧城市的to G大市場，並逐漸成長為新的解決方案商和新集成商的角色。

客觀來說，第二階段智慧城市發矇不過3年，尚處於起步階段，且由於智慧城市本身建設週期較長，又綜合了各種仍在成熟中的新技術方案，其投資和建設效果還未充分顯現。

不過，一個明顯的表現是，“前一半”即數據的採集和智能分析有了長足進步：如從2010年到2017年，我國視頻監控市場規模從242億元增長到1142億元，複合增長率超過24%，這也使海康、大華、宇視等安防企業體量進一步擴大，最早一批視覺人工智能企業獲得了高企的估值。

但是數據的採集和分析並不能完全解決“後一半”的執行問題，當進行管理時，仍需要大量人力做線下工作。

某二線城市的某街道辦在疫情中的一個案例就鮮活地展示了這個特點。

該街道辦工作人員張雨告訴「甲子光年」，他們的某下轄社區有一個大廣場，平時多有老人聚集。2月13日，公安系統工作人員從監控攝像頭上發現廣場上聚集了20多位老人。當時該市累計新冠病例為525例，當天新增7例，處於疫情防控關鍵期。雖然這一信息被及時傳到了社區，但社區並沒有配套的有效通知手段和無人化管理手段，只能派兩人守在廣場上專門負責勸返老人。

有裂隙的地方就有光照進來的可能，to G信息化、智能化市場的變化正在醞釀之中。

3.疫情刺激玩家換代

疫情暴露出的智慧城市方面的問題，或將推進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迭代，投射在to G的大市場上，一個可能的趨勢是加速包括智慧社區在內的智慧城市相關玩家的更新換代。

傳統集成商或是有國資背景，或是國際巨頭，或是已成立幾十年，他們在智慧城市建設初期是更值得政府信任的合作對象。

然而時代更迭，要服務智慧城市的建設，集成商需要滿足政府信任之外更多的條件：AI和雲計算等高科技能力、作為核心資產的數據、海量場景、資本優勢、生態能力——這些給了“新集成商“上場的機會。

“在政策和市場的催生下，以平安、阿里、騰訊、華為為代表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開啟了中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之路。”平安國際智慧城市商務管理部總經理曹曉兵這樣評價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設格局。

科技巨頭之外，包括商湯、依圖、特斯聯和雲天勵飛等乘AI浪潮崛起的成長期科技公司也獲得了機會。

近年來，新集成商的to G訂單數量大增，並帶來了產業生態的急速擴張。

截止2019年，在智慧城市領域，阿里和超過2000家企業保持合作關係，為全球23個城市引入城市大腦；華為有1100多家合作伙伴，為全球200多個城市提供智慧城市服務；騰訊與150多個城市建立合作，其中智慧交通已經在全國300多個城市落地；平安智慧城市建設覆蓋了全國110個城市……“新”玩家們勢頭迅猛，快速做起更大的蛋糕並開始瓜分。

老玩家們，要麼被取代，要麼主動變革。

而本次疫情，可能會加速這個進程。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強調，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和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

智慧城市建設的“市場教育”在疫情推動下或將前進一大步。智慧社區3D視覺解決方案提供商的盧深視CEO戶磊告訴「甲子光年」，有多種信息預兆，疫情深刻教訓下，不少省市的相關部門已開始做智能化的規劃設計。

而無法實現智能化管理的各地政府，會對合作的集成商提出新的要求，甚至會考慮與其他大公司合作。這是新型智慧城市發展的好契機。

4.“補漏”指南

在承建者整體向智能化傾斜的前提下，本次疫情前後的各種動向，也在指示著未來智慧城市建設發展的一些方向。

一是，錢在從三四線城市流向大都市圈。

這裡的錢是指中央財政。201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明確表明，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通信網絡建設等“新基建”的重點將向大都市圈、城市群轉移，與人口流動方向相適應。

但錢扎堆的地方不一定就意味著有肉吃。大城市有更多資源，也意味著更多的競爭。對初創科技公司來說，如難以獲得大城市的入場門票，則要抱大腿——融入巨頭生態，或另闢蹊徑，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做好細分市場。

智慧社區作為智慧城市大蛋糕中的一個熱點細分領域，在商業模式上也有一些特殊玩法——對普通社區來說，一次投入幾十萬建設智慧社區非常困難，因此目前市場上比較流行以社區廣告位的形式抵款。

這其中的機會在於，可以構建一手做智慧社區，一手開拓增值服務的模式；而這個模式的難點是找到一個可在較多社區間複製的切入點，因為不同社區的需求各不相同，且服務社區時還需要接受業委會、街道辦的限制。這個細分領域的競爭，實際上比的就是提煉出相對通用的需求，並不斷打磨、迭代和複製的節奏感。

二是，政府從頂層設計層面，會更加意識到打破數據孤島的必要性，這將為政務數據分析平臺領域創造更多機會。

在這次疫情中，浙江省不僅藉助阿里的城市大腦打通了各部門之間的數據，還實現了政務數據和阿里、攜程等公司提供的商業大數據聯動，形成了從微觀收集到宏觀分析的管理閉環。城市互聯網運營商城雲科技高級副總裁沈瑤告訴「甲子光年」，僅是政務數據的打通，在國內很多地區就無法做到。

“打破信息孤島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關鍵。”平安智慧城市曹曉兵認為，這次疫情，會逼著各地讓信息數據流動起來，然後加快公開透明化。

三是，從感知自動化到治理自動化的全鏈條打通，鞏固“前一半”，走完“後一半”，這將為物聯網和智能設備領域帶來機會。

在鞏固前一半，即數據的收集和流轉上，仍有大量薄弱環節有待加強。這也是物業公司目前佈局的重點。

如華潤置地寫字樓在此次疫情中採購了數百萬訂單的紅外線測溫儀，在其寫字樓和聯合辦公空間投入使用。除了具有測溫功能，該測溫儀還可以實現將體溫異常數據流轉至監控中心，並由AI技術提供分析檢測報表。這一功能並不複雜，卻大大提高了測溫的效率。

走完後一半，則對應上文提及的，目前很多智慧城市只解決了前一半“感知”問題，即在採集和分析數據上有進步，但到了具體治理措施的落地，仍存在大量低效的線下工作。

從這個“漏洞”出發，可以預判，未來的智慧城市建設將藉助更多IoT技術和自動化技術，接入更多智能設備。

比如在這次疫情中，平安在全國各地的社區緊急投放了一千多個和商場迷你KTV一樣大的小問診間。“其實就是把平安好醫生線下化了，”平安國際智慧城市曹曉兵告訴「甲子光年」，問診間裡有人臉識別設備和健康檢測設備，還有遠程醫生“坐診”。如果居民身體有異常，不用出小區就能看病。

長遠來看，由智能技術進步帶來的更深入的“治理自動化”是解決政府部門人力不足的必由出路。

最後，值得注意的大背景是，目前中國的智慧城市已走上獨特路徑，已沒有“先進案例”可參考。

對整體上強於模仿，弱於創新的中國，最大的範式轉換就是要開始深刻體悟創新的高成本和高風險，在實操上做好預案，在心態上給予包容。

唯有如此，下一次突發事件來臨時，小區對暗號的“敵後武裝隊”劇情才會成為歷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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