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是以女性為主題的公路電影，原本果斷穩重，隨後變得膽怯畏縮不前的路易斯，和原本膽小懦弱且衝動，隨後變得奔放活潑頑強不羈的塞爾瑪，兩個鮮明而始終個性互補的形象組成絕佳冒險拍檔。

在二人因為誤殺意圖強暴塞爾瑪的哈倫而逃亡後，最後一刻面對抓捕他們的軍隊，選擇開車衝向懸崖的畫面，衝向自由的畫面，成就了這部女性主義代表力作，也打破了以往只有男性搭檔的冒險電影類型這一格局，成為電影史當之無愧的女性主題經典。

與此同時，《末路狂花》的女性主題，也將“女權”這一多年來被社會頻繁提及的詞彙融合到電影之中，“女權被剝奪”似乎也成為很多觀眾的第一觀感。我想借這部電影，來談一談女權與男權。即便“男權至上”是多數人認為的社會現狀，但我認為，男權女權二者不應對立看待。

在電影中，在“一切基調為主題服務”的創作基礎之上，控制慾強烈卻暴躁愚蠢的丈夫，道德敗壞的強姦犯，在嫌疑人家中沉醉於電視劇不關注事實真相的警察，騙財騙色的小白臉，以及不尊重陌生人滿口髒話的卡車司機，即便是試圖挽救受害者的警察，也顯得懦弱無能。

這眾多的“反面人物”，一步步將兩位女主的本欲開懷放鬆的旅程，變成了舉步維艱的無奈逃亡，並將原本善良的二人，逼迫為殺人搶劫的“瘋子”。將二人的形象性格一步步烘托成型，同時也讓二人在這一“旅途”中得到了內心的歷練與成長。使得她們最後在槍陣之下，果敢地選擇衝向峽谷主宰自由。

這一切的劇情發展，是導演與編劇有意識塑造的劇情衝突，毫無疑問它是成功的。但拋開電影藝術層面的營造，電影中拼貼在一起的劇情細節，在現實中，新聞裡，事實也時常發生。“電影是生活的鏡子”，我們要看的，是這鏡中所體現的那些形象，那些觀點，是否值得學習，是否值得思考？而它的結論，又應該是怎樣？

結合電影，我將分別從婚姻、犯罪和個人選擇三個層面來分析男權女權。

女性在經濟層面的弱勢導致了家庭地位的弱勢？

在電影中，塞爾瑪很早就結婚了，婚後沒有工作，一直在經濟層面的弱勢中導致了家庭地位的弱勢（這是大部分女性對現實婚姻中男權至上的解讀）。她對丈夫言聽計從，丈夫依然對她無理呵斥，連一兩天的出門旅遊也需要得到允許。

說到婚姻和家庭，不得不提前段時間備受女性觀眾歡迎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一個婚後主動在家當家庭主婦的女性，卻因為婆媳關係和工作層面的獲得感喪失，以及社交層面的匱乏，導致精神層面的失常。

電影細膩而豐富，甚至“寫實”地呈現了當代婚後女性的現狀，而電影中偷窺女性的下流男性，在家庭地位中沒有主見和作為的丈夫，使得電影成為韓國媒體中男性女性觀眾價值對立的媒介。

事實是這樣嗎？

在大部分國家的傳統價值觀裡，婚姻中的丈夫主外，妻子主內，男性為家庭提供主要經濟來源，女性則承擔養育孩子營造家庭關係的責任。

這樣的情況最終使得男性成為社會資源的主導者，即便是未婚的女性，也似乎在工作中成為“被歧視者”——生育降低了職場發展的可能性。即便城市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體能上男性不再具備主要優勢，但資源、生理和養育孩子所承擔的代價等層面的優勢依然是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

那麼，如果將男權女權對立起來看，即獲得法律意義上的完全平等，毫無疑問要意味著社會資源的轉換，以及家庭責任的重新分配。僅此一點，想必就是一個不可能改變的事實（相信有人在為此努力），更不可能回到社會資源還未完全被男性掌握的採集狩獵時代。

以上是主要從物質層面探討的，那麼情感層面呢？

我想，作為男性作者，這個層面男性是不具備優勢的。幾乎所有的孩子最先學會的語言是“媽媽”，幾乎所有在戰場上死前的男兒最先想到的是媽媽，或者是生命中某個重要的女人——即便此刻守護在他身邊的是戰友或兄弟。這是承擔“懷胎十月”代價的女性的情感上的絕對優勢——無論男性到何種地步都會念及母親。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屬於偷換概念，以果論因，但生育和養育期間長時間的陪伴，以及人類這獨有的複雜情感，似乎只有時間的積累才能養成。同時說來慚愧，我父親英年早逝的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他死得如何痛苦，而是正在哭泣的母親接下來該怎麼辦。

如何進行道德層面的換位思考？

要談到犯罪，必然離不開道德層面的論述。

男性更鐘愛冒險，便更勇敢，更大膽；女性更傾向自我保護，便更善良，更“溫馴”。這是男女的一種進化本能，延伸而來的便是，男性道德感更低，因為需要掃除冒險途中的障礙，女性則更高，為了避免傷害他人後導致報復——尤其是報復自己的孩子。也因此，社會上男性犯罪率更高。

在《末路狂花》中，兩位女主面對卡車司機的一次次不尊重的挑釁，最終的行為只是打爆了他的油罐卡車，而不是將他一槍斃命。在她們的想法裡，這次並不像之前那樣在身體上對她們造成了傷害。放在男性的行為之下呢？無數的“英雄”電影，甚至書籍幾乎都是同樣的結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那麼，從道德層面去探討男權女權，就歸結到一個“換位思考”的思維概念。這裡不是說男性犯罪是應該的，道德感底下是應該的，更不是說女性就應該逆來順受不思反抗，而是具體到生活中面對的一個“挑釁度”問題。而“挑釁度”，因為男性在體能層面具備天然優勢，因此自然是以規避身體傷害為原則，去論及心理層面的傷害。

男性衝動亦不可下流沒底線，女性內斂也不應一味忍讓。無論男女，慾望是沒有上限的，為了避免他人得寸進尺，有的人以“事不過三”為原則包容，有的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為信條。如何設定原則，我們都需要切合自身能力與相關心理承受底線去設定，並選擇對抗方式。

比如電影中路易斯曾被人強暴，學會了自我防禦，而且當好友受害後，她毫不猶豫拿起了槍，平常對“花花公子”也保持警惕。至於殺人，不過是被侮辱後一時衝動，剛好手中的武器是槍（這是很多衝動型殺人的事實真相）。

而塞爾瑪，卻因為婚姻的枷鎖逆來順受久了，掩藏了天性，出門就完全放飛自己，以至失去警惕性，最終導致一系列的惡果。既讓自己身心受到傷害，也把好友陷於舉步維艱。

因此，有人評價《末路狂花》是以塞爾瑪的心理成長為主線的電影，路易斯只是幫助她蛻變。她的逃亡既是對以往生活的一種逃離，也是婚姻對自身人性扭曲的一次救贖。所以電影頂多是對女性也應當追求自由的一次展示，而非對女權的一種肯定。

如何在公眾對立價值觀之下進行個人選擇？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是經濟學的一個概念，它不是從錢多錢少去看待，而是說人的每一個選擇都意味著背後付出的成本。選擇吃免費午餐，就失去了花錢買一次自己想吃的別的東西的機會，而且免費的一定是有限的，其選擇是被“免費提供者”固定的。塞爾瑪選擇接受顯然的不良搭訕，就選擇了放棄警惕性，就意味著選擇去承擔之後的代價。

那麼，“女權”是怎麼被選擇的？

一類是將第一點論及的“男權至上”當作客觀事實，並作為敵對對象。於是凡是生活或職場中遇到男性的批評、訓斥或者騷擾等事件發生時，她的第一想法不是思考背後真相，而是視自己為“男權受害者”，歸罪於男性，甚至於“無理取鬧”。

一類是道德層面的缺乏換位思考，所謂自私，所謂作。比如理所當然地認為男性應當完全承擔家庭經濟責任，應當無下限呵護自己，應當清理購物車，應當讓自己的孩子和不在同一經濟層面的其它家庭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應當反對公婆偏愛自己。

誠然，如此選擇也無可厚非，不過是造成生活與工作上的人際阻礙，或者家庭中讓男性積聚情緒導致爆發，起碼捍衛了個人自尊，得到了“個體自由”。但更嚴重者造成家暴、抑鬱症或者家庭破裂就得不償失了。

我用“家暴”、“抑鬱症”這樣危言聳聽的詞絕非是為男性在家庭中的失責和錯誤找藉口，只是想說明存在這些現狀的一種家庭關係發展的趨勢。因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女性的逆來順受，還是男性的作威作福，在這個法律社會，那些行為所積聚的心理問題都會最終爆發，並演變成一系列法務事件，成為一堆堆冷冰冰的離婚數據。

而這最終導致的惡果，是成為所有社會中其他即將面臨選擇的人，不得不為此恐懼心寒的事實。“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婚姻意味著失去獨立與自由”，這些籠統不合理的因果關係，就這樣被這些事件和數字一遍遍論證著，逐漸成為公眾的共同價值觀。甚至於上升到男權與女權的對立，更是誰也不曾想到的。

男權與女權不應對立。男性和女性共同組成了人類這個族群，共同創造了人類社會的文明，在這個複雜的關係圖譜上，男女永遠是平等的。

今天的我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應當在所有媒體、商業場合或意識形態賦予的或真或假的男性光環之下，去揭開假面，深入地思考。只有學會了獨立思考，才能夠獨立選擇，並得到選擇後的回報，並敢於承擔選擇後的代價。

只有這樣，《末路狂花》裡那輛飛向天空的汽車才能由我們駕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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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非粉絲請略過）：因為疫情及老家網絡關係，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文章更新，在此向所有讀者致歉。這期間也看了不少好電影，我依然是秉承自己“說不清”的原則，不少覺得好的電影，沒發微頭條也沒寫文章。我愛寫作，也想通過頻繁發文掙錢，但在電影不具備“可寫性”（大概是可以通過它解讀一些以往沒有解讀的社會價值觀或者人生思考價值）便堅決不寫。當然，偶爾也有懶惰的原因所致，便在微頭條多寫幾句而不寫文章。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裡大致說過，創作一定是出於真誠和被迫（不寫出來大腦會承受不了）的，藝術家也必將被自己的創作“天賦”所桎梏。寫的影評越多，我越感受到那些好的電影都隱藏著背後創作者的心血——即便他給觀眾帶來了難以承受的部分顯現實真相。因了這點，我願意儘可能久地寫下去。最後感謝未發文期間一些粉絲的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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