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奮鬥一生，也未必能賺夠救自己命的錢呢？
看完黃渤的處女作《一出好戲》，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雖然我的政治經濟學知識有限，只能靠一些常識去推論，但最好還是說一說自己的想法，很多行家裡手還是會批評指正吧。
《一出好戲》借荒島求生上演了人類社會發展最初的三個階段：原始狩獵文明階段、奴隸制階段、封建制階段。
不管哪個階段，金字塔頂尖的領袖都是衣食無憂甚至奢侈的，而底層民眾總是勉強餬口。
影片沒有講太多今天的社會，但類比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來臨之前，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只要存在，底層勉強餬口的狀況不會有本質的改變。
那麼奮鬥一生也未必能賺夠救命錢，就不難解釋了。
在原始狩獵文明階段，領袖是身強力壯、有豐富的野外生存技能的人。
因為人們首要的需求就是填飽肚子生存下去，誰能帶給他們食物，誰就是領袖。
這種境況下，底層往往是體力較弱的人，他們能捕獲的食物相對較少，一部分還要上交給領袖作保護費，能夠維持生存就不錯了。
這個時候人像動物一樣被統治者對待，不聽話就打，馴服了就給食物，簡單粗暴卻行之有效。
這種統治不會長久，因為時間流逝，年輕力壯的後生不會一直滿足於被收割的狀態，或早或晚會暴力推翻統治者。
在奴隸制階段，領袖是佔有一定資源的人（這種資源或來自繼承、或來自偶然的發現、或來自冒險的回報）。
他僱傭奴隸給自己打工，同時為自己的資源安全提供保障。
《一出好戲》中，這個階段的領袖發行貨幣（撲克牌），他讓所有人相信：荒島上只有兩副撲克牌，具有極大的稀缺性，可以作為流通貨幣。
並且對不同的撲克牌能夠換得多少食物做出了規定——奴隸主制定了遊戲規則。
這種情況下，底層就是那些沒什麼可支配資源的人。
他們只能參與這場不公平的遊戲，去捕魚、採摘野菜野果，用這些少得可憐的物資兌換貨幣（撲克牌），然後再去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
隨著捕魚技術的提升，人們獲得的食物越來越多，為了維持這個體系的穩定（也是為了維持自己絕對的資源優勢），統治者又放出了兩副撲克牌。
這樣貨幣量遠大於資源總量，出現了所謂的通貨膨脹。
底層只是感覺到同樣多的錢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很少有人能夠猜到原來這島上撲克牌遠不止兩副。
如果這個體系能夠長期維持，底層人會畢其一生拼命捕魚，換來更多撲克牌，誰也不知道通貨膨脹的速度有多快。
但這個速度應該剛好是這樣：他們打一輩子魚，也僅僅夠養活自己，不會有過多的盈餘資源。
在封建制階段，君權神授是普遍的統治法則，領袖是被“神”眷顧的人。
在《一出好戲》裡，黃渤飾演的領袖角色正是耶穌的打扮。
他承諾要帶人們遠離荒島，人們對於回到文明世界的強烈願望壓倒了對物質的渴求。
於是政教合一的統治模式就出現了，不管物質多麼貧窮，人只要有希望就有活下去的動力，有信仰就能夠自律，管理起來也就容易多了。
這個時候的底層就是吃瓜觀眾，由於視野所限、知識所限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真相一無所知。
他們盲目地相信領袖能夠帶領自己實現心中所想，今生也好，來世也罷，而不去考慮客觀條件：
現實是否允許那麼多人離開荒島？通過什麼技術條件離開荒島？
這些東西已經遠遠超過他們能夠思考的界域了。
人們能做的還是拼命捕魚、採摘野果野菜，只不過有了奔頭和希望，捕魚的時候都要哼點小曲兒，挖野菜的時候都要跳舞。
不僅如此，還要把最肥美的魚和最有營養的野菜留給領袖。
而那個“精神領袖”自己很可能也明白，憑藉現實的條件無法離開荒島。
但是他堅信有一天能夠離開，他真摯而單純的信仰甚至打動了自己。
那種狂熱會感染吃瓜群眾，造成一種集體的狂歡――也許真正好的精神領袖就是首先能夠打動自己吧。
在封建階段的中後期，“精神領袖”的弟弟利用自己豐富的電氣知識給暗無天日的小島帶來一線光明。
兄弟倆把之前用魚換來的手機等電子產品都充滿了電，手機中存留的過往信息（視頻、電影、聊天記錄等等）成了不可再生的稀缺品。
人們紛紛拿貨幣（撲克牌）來換取重溫過去的機會。
如果這個體系能夠長期存在，底層的人們會為了希望和信仰不斷獻出手中的資源。
沒有精神的支撐，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呢？
如此，人們依然是奮鬥一生僅夠養活自己而已。
回到現代社會，人類的科技水平發展神速，如果拿捕魚做比較，原始社會的人類一天能捕十條魚，現在恐怕一天能捕十萬條吧。
我們得益於生產力提高帶來的好處，不必為了抓不到魚而整日憂心。
但生存並沒有因此變得更容易，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社會分工更加細化。
你想吃魚不必親自去捕，你要住房不必親自去建，但是你一生所積累的財富，依然像曾經的每個文明階段一樣，剛剛夠你的衣食住行而已！
我們的食物越來越精緻，但你未必吃得起。
我們的高樓大廈越蓋越洋氣，但你未必住得起。
同樣，人類的醫療技術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但你未必生得起病。
以上這些，如果你做不到而有的人輕而易舉就能做到，很有可能是你沒有那些人努力。
但更可能是你們根本不在一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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