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思恩(1935届)
(一)
1929年夏我在桐乡县崇实小学毕业。桐乡没有中学,升学要去嘉兴或杭州。我父母亲信基督教,父亲葛庆馀是桐乡教堂的宣教士,他们要子女读教会学校。因此我的几个姊姊都读杭州弘道女中,我进了嘉兴秀州中学。
桐乡距嘉兴60多里。 当时我实足11岁,就要离家住读,家长曾有此顾虑。 桐乡到嘉兴通轮船,但从桐乡到轮船码头的双桥有7里路,要步行或坐驳船。在秀州读了6年,每年寒暑假回家两次,父亲几乎每次都到轮船码头接送。
我家人多,收入少,经济拮据,实际上没有读书条件。父母亲节衣缩食,卖地借债,子女轮流停学,做工读生,先毕业的支援后毕业的,·...·兄弟姊姊7人才都读完了高中,有的还读了大学。我在秀州除第一年外,做了5年工读生,也称自助生。
入学后第一学期,我学习成绩较好,因此第二学期减免了学费12元。 嘉兴美籍传教士花乔治还因而资助了3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从初二起我做工读生,每天工作1小时,每次1角钱。后来有多年我协助何章钦老师做会计工作。
(二)
当时校长是黄式金,他去杭州之江大学后,由顾惠人任校长。 黄校长女儿黄惠馨,解放初与我曾在上海
《新闻日报》同事。
教务主任俞沧泉,训导主任骆之骏,事务主任何章钦。 俞老师教地理,用张其昀编的课本,这课本内容多,知识面广,可学到许多东西。 何章钦教历史,用他自己编的讲义,可知他下了许多功夫。 此后我一直爱好历史、地理。骆之骏教英文,用的课本是林语堂写的《新中国》(New China)。此前,美籍教师窦维思、戴佩禧(女)等也教过英文。教会学校比较注重英文,因此学生基础较好。进大学后不久,八年抗战开始了,随学校辗转迁徙,学习条件较差。我后来做了几年英文新闻翻译,也参加过英文报纸工作,主要基础是在中学学的。 曹之竞教国文,分精读、略读两种。略读是翻译小说《爱的教育》;精读课本中古文较多,有《诗经》、《离骚》等。此外当时看了很多旧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七侠五义》、《荡寇志》等,对学习语文与作文很有好处。童金耀教动物学,一张动物分类的“纲”、“目”表,洋洋大观,很难背出来。初二时,黄褚彪教过化学。他是本校毕业的,我们初一时他高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后来他考上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成为空军高级将领。
教师多数大学毕业,水平较高,待遇也不错。我在会计室做过工读生,了解工资情况,一般大学毕业的教师是每月70元,银元通用。学生多数住校,班上只有周学章、龚扬时个别同学是走读的。 住宿生只有星期六下午能外出,而且要请假,因此可以专心学习,心不旁鹜。教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认真,因而教学质量较好。
(三)
我从小学起就爱好踢球。 进秀州后,有几次看校队踢球。 队员多数是高三、高二学生,人高大,球也踢得不错:有高三的黄褚彪、王恩赐,高二的方朝俊、徐善根、姚杏初等。黄褚彪、方朝俊毕业后都考上笕桥航空学校,航校对体格检查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学习驾驶飞机时,常飞到嘉兴在学校上空盘旋。我后来也想考航校,已报了名,后因手续延误,没有考成。
我在初中、高中都分别是校足球队队员,有一次曾参加与苏州桃坞中学的比赛。当时带队体育教师:足球是金朝琮,篮球是曾为金陵大学校队队员的姚一鹏。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举国震惊。 当时我们在初三,停课下乡宣传,由姚一鹏老师带领,从嘉兴步行到浙苏边境的市镇王江泾,再到盛泽。“九·一八”时正遇发大水,一路上涉水前进。晚上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中,地上铺稻草。晚上天冷,许多同学把稻草盖在身上或绑在腿上。 因日本侵略步步深入,浙江省1934年开始高二学生暑期集中军训,地点在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历时3周。那年大旱酷暑,有一次中午行军到笕桥来回,气温40多度,当场有许多人中暑。军训结束回到嘉兴,因大旱河道干涸,我步行60多里才回到桐乡。
(四)
1935年夏我秀州毕业,赴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考这个学校的一个原因,是该校不仅不收费,还供给伙食、制服及每月3元零用。这样的学校当时是不多的,故考的人不少,分别在南京、北平、武汉三地考试。秀州历年有一些学生考入这个学校,有1932年的罗学良,1934年的祝麟、金兴中、周廷立,1935年葛思恩及1936年吴坤淦、毛树清。
毛树清也是桐乡人,与我小学、高中、大学均同学,且在大学都学新闻系。我因病休学一年后,1940年我们同年毕业。1990年他从美国回来探亲,上海秀州校友曾聚餐欢迎。王凤也是桐乡人,毕业后我们曾同往南京考学校,后来他考上高等警官学校。 郁维贤,枫泾人,在班上我们来往较多。 他考上南京兵工专门学校。抗战期间,有一次在后方试验地雷,因地雷爆炸牺牲。
胡鸿慈、周廷冲考上上海医学院。1936年夏我从南京经上海回家,曾去看望他们,并在海格路他们学校中住了一晚。解放初周廷冲一度住在江苏路,我也去看望过,他当时在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工作。他的哥哥周廷立,则与我在政治学校同学。胡锡年,硖石人,在秀州比我高一班。 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社”编译部,我们曾同事,后来他去英国留学。沈宗潮在秀州也比我高一班.在校时没有交往,只知道他爱好体育.后来他到上海读光华附中高中,与我后来的爱人俞湘文同班同学.从而成为我近年来往最多的秀州同学。
在校时就听说赵传家的名字,知道他是很早就毕业的老校友,他爱人张荔玲与我二姊葛香英,是杭州弘道女中同班同学,毕业后常有来往。解放后有几次我陪二姊夫看望张荔玲,因而认识了赵传家,他们住在愚园路。他多年任市西中学校长及区政协委员,我们多次在区政协小组一起开会,他每次认真准备,积极发言。1980年区政协成立一个中学教育调查小组.,我们同在一个组,曾一起去延安中学调查。他也积极参加并主持上海秀州校友会的活动,有多次活动就在他任校长的市西中学内举行。有一次校友会在徐汇区政协活动,我们恰巧同乘一辆公交车,他老伴在车上招呼乘客让坐,说老先生89岁了。如此高龄,还远道参加活动,也反映了老当益壮,认真负责的精神。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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