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郊的英金河畔。傳說內蒙赤峰的紅山，原名叫九女山。遠古時，有九個仙女犯了天規，西王母大怒，於是九仙女驚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灑在了山上，因而出現了九個紅色的山峰。蒙語叫它為烏蘭哈達。漢譯為紅色的山峰。所以，後來都叫它“紅山”。
紅山文化是一個在大淩河與西遼河上游流域活動的部落集團創造的農業文化。因最早發現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郊的紅山後遺址而得名。紅山文化以遼河流域中遼河支流西拉沐淪河、老哈河、大淩河為中心，分佈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續時間達兩千年之久。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初期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主要社會結構是以女性血緣群體為紐帶的部落集團，晚期逐漸向父系氏族過渡。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兼以牧、漁、獵並存。它的遺存以獨具特徵的彩陶與之字型紋陶器共存、且兼有細石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1906年的一天，一個日本人走進了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此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對東亞文化的考古調查上。這一次的目標就是赤峰紅山地區。在這裡的考察也給他帶來不小的收穫，6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環繞著石頭的古墓，揭開了世界瞭解紅山文化的序幕。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積石冢”的紅山文化墓葬。他的這次考古活動僅限於地面採集，在1908年，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此地又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直到1930年，中國的考古學家才開始瞭解到紅山文化，開始了中國自己對紅山文化的考古調查。
梁啟超之子梁思永在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期間，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1930年冬季，梁思永由東北的通遼起程，到達赤峰。途中因遇嚴重鼠疫，只好臨時調整計劃，改道東北，並對新發現的新時期遺址進行挖掘。他收穫了一些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在結束考古工作後，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日軍從東北開始對中國的步步侵略，東北三省、熱河等地相繼淪陷。
讓已經回到北平的梁思永最為擔心的消息也隨之傳來，日軍佔領熱河剛剛4個月，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滿蒙學術調查團便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的調查中，日本人採集帶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幾座青銅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後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帶領一個所謂純粹的考古團體，於1935年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3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他們的挖掘還受到的日本關東軍的特別關照，給予現場警戒、車輛接送等方便。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據說，6月中旬的一天，一個日本人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引起了濱田耕作的高度關注，他似乎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价值。他立即修改方案，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除了對這些寶物的掠取，事實上在考古學上他們並未得到任何實質性的結果。
雖然此次日本人的發現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結果，但卻引起了中國考古學家極大的注意，作為中國早一代的考古學家，梁思永經過30年代的調查，認識到西遼河流域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並已注意到長城地帶作為南北文化接觸地帶研究的重要性，成為較長時期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指導性意見。
而日本考古學家根據他們得到的紅山文化實物資料，出版了發掘報告《赤峰紅山後》，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對紅山文化的研究仍舊停留在《赤峰紅山後》報告所公佈的材料，但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國內外諸多史前考古學家已經形成了共識。
解放後，梁思永先生為中國考古所副所長。紅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軌，並由此確立了該文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主要標誌性工作有兩項：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對紅山前的三個地點和紅山後的一個地點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獲得一批重要的實物標本，對《赤峰紅山後》報告中的錯誤結論予以更正，提高了對於紅山遺址群及紅山文化研究的總體認識。
紅山古玉的正式發現，是20世紀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樹時，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龍。從此，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玉雕藝術的源頭可能發生在紅山文化時代的西遼河流域。
其後不久，在內蒙敖漢軲轆板壕、克什克騰旗好魯庫石板山，阜新胡頭溝等地紅山文化遺存中又陸續發現了數批玉雕龍、大型勾雲佩等紅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遼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學地層依據的紅山文化玉器墓葬，從而使紅山文化確有玉器成為定論。
紅山文化是東北地區獨具特徵的一種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發生發展過程。考古學揭示泥質陶、彩陶、壓印"之"字紋夾砂陶、石器、細石器共存，是紅山文化獨具的特點，龍題材是紅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這一"族徽"性的花紋圖案從紅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續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菸葉形、草履行的石耜、桂葉形雙孔石刀是富有特徵的農耕工具；細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鏃等器物，小巧玲瓏，工藝精湛，陶器中的泥質紅陶和夾砂褐陶的盆、缽、罐、甕等各有自身的裝飾紋樣，而橫"之"字形紋和直線紋是紅山文化具有特徵的紋飾，泥質陶中的彩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陶器類型是多彩的，帶狀紋飾中夾有圓圈渦紋、葉形紋、斜格子紋和繩紋，而且單獨配有"S"字型、"X"字型等紋飾，說明紅山文化特徵。
紅山文化的內涵在西遼河流域也並不單一，它包括不同經濟類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類型或不同的發展階段。大淩河流域的東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遺址、胡頭溝玉器墓一類紅山文化遺存，就不同於老哈河流域的紅山後、西水泉、四稜山等一類紅山文化遺存，前一類型多出一種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質黑陶圈足器，不見或少見紅山後類型多見的"紅頂碗"式缽器類和三角間渦紋彩陶圖案。這說明形成紅山文化決非單一的農耕，而是以農耕為主，農牧漁獵結合的經濟類型和多樣的文化內涵所促成。新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揭示紅山文化的發展規律和性質提供了依據。
1981年12月，在杭州舉行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上，遼寧省考古研究所孫守道先生等，向大會提交論文:《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又一次確認了上述發現均屬《紅山文化》。此後，一時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轟動。大批海內外學者紛至沓來東北考察。與此同時，已故的中國考古大師蘇秉琦先生，對紅山文化作了進一步的肯定。確認：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是中國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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