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四个春天》上映，这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在外漂泊多年的导演陆庆屹，以自己南方小城里的父母为主角，在四年光阴里，记录了父母如诗般的慢生活日常，感动了无数人。
曾有人问他：“你父母身上那么多让人感动的特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陆庆屹回答：“是温柔。”今天分享的文章，便是来自导演的自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对温柔的父母，究竟能给孩子带来怎样的美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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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陆庆屹，46岁。
这是去年春节，我（右一）和爸妈哥哥的合照。
年少时，我个性比较叛逆，向往外面的世界，忽略了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当我拿起镜头记录下那些平淡琐碎的细节，再回头反复揣摩家的味道时，我才发现，自己何其幸运，人生走过半程，依然能够从亲情中获得力量。
一、
1973年，我出生在贵州南部一个名叫独山的小县城，是家中老幺，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这是我3岁时的全家福，照片中左一拿着玩具枪的那个小男孩就是我。
早年爸、妈是被下放到乡下的，我家后门紧挨着山脚，爸妈到镇上铁匠铺借两把大铁锤，辟出两块平整的空地，种上白菜小葱等容易生长的蔬菜。爸退休前在师范学校教物理和音乐，授课之余，爸还要和妈一起背着柴刀走十来里路，上山砍柴。
我从没听过他们俩对生活有任何抱怨。对他们而言，物质生活不是最高的选择，生活的美妙在别处。
1997年，父母用2万块买下了全县第一台录像机。那时，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才3万块。我至今记得，买了DV后，爸每次出门，不管多麻烦，都会带上它，东拍拍西拍拍。
爸在用DV摄像
2008年，姐给爸又买了一台数码小DV，爸不知道如何把拍下来的内容保留下来，四处询问才知道这需要用电脑操作才行。他自己去贵阳攒了一台电脑，一点点学习如何使用电脑，那一年他72岁。到了第二年，他装了软件来剪辑他拍下来的那些往事，配上音乐和字幕。
直到现在，爸80多岁了，还是好奇心旺盛，热衷捣鼓各种玩意儿，像个老顽童。他会砍竹子制作长笛、还琢磨着用废弃的鼓制作二胡，在老家开了间电器修理铺。
哥在教爸如何安装视频软件，哥把步骤写在本子上，一步一步教，爸认真得像个孩子
我妈酷爱山歌，当年是独山颇有名气的歌王。山歌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妈爬山唱，走路唱，做饭唱，擦地板时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对着镜子梳头，唱一曲“那年姐妹都还美，狗见狗摆尾，猪见猪咂嘴。”
如果用最近的流行语来说，大概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支山歌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两支。
每次别人请她去对歌或主持婚礼，她总会提前一个星期做功课
刚上小学时，我喜欢赖床，爸妈来叫，我装睡。我妈有一绝技，笑声很有传染力，她对付我就一招，不掀被子，不骂人也不揪耳朵，只是把脸挨近我，一声轻笑，很快笑容传染，我就忍不住大笑着起床了。
二、
在这种氛围下长大，我童年的底色是温馨快乐的。
那时过年很热闹，有各种民俗活动，尤其是“骑摆马”游街。我家里正处在“劈山垦田”的拓荒期，但身为当地文艺骨干的妈妈，还是花了2个多月，对着小人书琢磨着给我做了这套“摆马英雄”的造型。
每一片“铠甲”、头樱都是一针一线自己做出来的。还四处去寻找花翎，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1976年，我3岁，妈花了2个月时间为我做的这套“摆马英雄”造型
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的性格渐渐孤僻起来。哥和姐大我很多，早早离家，院里和我同龄的孩子却多有兄弟姐妹，忙着拉帮结派，我落了单，偶尔加入游戏时，也能感受到一种隐约的孤立气氛。
童年时，我们仨相聚的机会并不多
1978年，有大学到少数民族地区招一些天才学生。
哥的音乐才华在独山已小有名气，名声传到了市里，招生老师寻来，一眼就相中了十岁的他，就这样，把他带到了北京上大学。
这是哥十岁，刚入读大学时和他同学的照片
姐在我两岁时，就在重点县城中学住校了，等到我上小学，她早已扎根沈阳，在那儿读书、工作、生活。
哥是长子，少年离家，童年还未结束就失去了父母的看护，妈总觉得欠了他的爱太多，我哥又自小特别乖，性格温和，似乎天生就知道帮父母做家务，从不须父母操心。
妈最疼爱哥，从小，我看到哥每次离家，妈总会面色黯淡几天，有时无意识地眼泪就下来了。
爸最疼爱姐。高考前夕，爸给姐买奶粉和各种水果补充营养，那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日常消费得起的。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不能碰，否则就要挨揍，但姐特别疼我，每次都会偷偷分给我吃。
这是我三岁时和姐的合影
我时常听到旁人夸赞哥和姐，他们在我心里逐渐变成了一种英雄的形象。像哥一样优秀是我从小的愿望，或者说，是种理所当然该去背负的压力。
爸在中学教书，自然对我期望也高，我初一就把初三的课程都自学完了，每次考试是班里的前几名，觉得上课没意义，十三、十四岁时开始逃课，结交了一帮打架的兄弟，老师同学都拿我没办法。
三、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是我初三那年。
有一天快放学时，老师突然关上门，一脸严肃地说化学实验室里丢了两盒玻片。在小偷被找到之前，所有人都不能放学回家。
半是逞能，半是为了早点儿下课，我莽撞地站出来担下了罪名。
想不到，第二天课间操时，学校教务处在全校师生面前广播了对我的处分通知，“初三一班，陆庆屹，因盗窃罪被留校察看”。我一气之下，跑到教务处把那张告示撕个粉碎，背上书包回家了。
我没有和爸妈去解释这件事情，觉得辩解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但这件事对一生本本分分，受人尊敬的父母是个太大的打击。爸非常羞愧，无心说话，甚至连责骂我的心情都垮掉了，无声地流泪；我妈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
这是我初中时候的照片
后来我转学到了一个乡村中学念书。我想过要让爸妈放心，不再打架，却又无法舍弃以前学校的兄弟。在这两种力量的冲击之下，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独山的生活。
1990年，高一的一天夜里，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背着书包，扒上一列火车离开了独山。
离家后，我在外面晃荡了几个月，兜里没有钱，扒火车，四处流浪，过“雾都孤儿”一般的日子。虽然想家，但心里却绷着一根弦——绝不能回独山。
后来想到姐在沈阳，我便搭上火车去找她。姐一见我，立马把我锁在她家，马上就给爸妈拍了电报。
很多年后，我才听表妹讲起，我突然消失去流浪的时候，爸妈花了整整两个月，发了疯一样，动员亲戚及在远方的哥姐，把贵州所有通火车的县城翻了个遍。她看到爸妈的背影特别心疼，对爸妈说，别找了，反正这家伙死不了。
每次想到这些，我的内心都非常愧疚。
四、
离家出走后，我和妈时隔半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0年8月，姐在沈阳举办婚礼的前夕。
妈就像一个从贵州空降沈阳的移动杂货铺，手上拎着各种篮子、袋子，肩上扛着箱子，左右胳膊上还都挂着晃来晃去的皮包，圆滚滚的一堆。里面是给姐和我带的各种东西，有腊肉、辣椒面、干香菇、千层底布鞋、盐酸菜、鲜花椒、都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她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东一片西一缕地贴在脸上，眼睛像铜铃一样地瞪得我直心虚。我俩一直无话。
姐婚礼结束后，哥对我说：“庆屹，你现在的状况，独山是回不去了，要不跟我去北京吧。”
这是1990年，离开沈阳准备去北京时的照片
1990年，和哥抵京。刚到北京时，我整个人还处在很暴躁的惯性里。哥在清华教音乐，先后帮我找了两个中学插班，我都是因为打架的事情，自己离开了。哥像爸妈一样对我很宽容，由着我的性子。
闲待着的期间，哥一直试图教我音乐，但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我觉得自己的节奏感不是特别好，就很灰心，不想学了，他也不强求。我一天天无所事事踢球、看书，写些日记、幼稚的小说什么的，有时候用钢笔瞎画些东西，还自己画邮票。
1993年，我在清华大学，我哥的教工宿舍里
哥看到动了心思，又找人教我学画画，我原本就很喜欢画画，所以在那几年里非常专注。后来住到了圆明园画家村，跟更多的画家接触。那时候，我对什么东西都很懵懂。
1995年，我22岁，在圆明园画家村
有次，跟着老师的一个画家朋友去圆明园西边的野地写生，同一个场景，我们各画各的。过了一会他来看我的，说：“嗯，你的构图比较传统，我的比较现代。”
我很震惊，此前我只知道就这么画着，风格流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我看他的写生稿，也没多想什么，但他突然说出传统和现代，对我刺激特别大。我看看他的，又看看自己的，根本搞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又是不太爱问的人，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伴随了我很久。
之后我才开始去深入了解画的内涵，慢慢把一些模糊的感知转变成理论。
1995年一次偶然间，我在中国美术馆看画展，被米罗的版画击中，突然心里特别悲哀，觉得自己一辈子都画不出来那样伟大的作品。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决定放弃之前画的最后一幅——《痛苦》。
放弃学画前，我画的最后一副画，名为《痛苦》
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离家在外后，我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也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
我在清华足球队踢过球，去画家村学画画，也在出版社做过编辑，每进入一个领域，我都全情投入，认真地想要在每个领域做到最好——专业足球运动员、职业画家、写字为生的人。
但当一次又一次地碰壁，意识到“成为最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时，我非常痛苦。
五、
1999年6、7月，我一个好朋友离开北京去广州工作。朋友的离开让我很失落，感觉再没有可以聊天的人了，我对自己的状况也不是很满意，对喧嚣的城市生活有些厌倦，就想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正好老家临县要招矿工，我就去了。
矿上生活单调、艰苦。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来回两个小时。每星期有专人去城里采购食物。那段时间，我注意到了以前没留意过的东西。一个是星星，太纯净了；然后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刚开始只看到几颗明亮的，后来眼睛适应了黑暗，星星就布满了整个天空。
这些东西促使我去观察身外的东西。我从小喜欢写日记，但基本关心的都是生存问题——上谁家吃饭，晚上睡哪儿。从没有抽离开去观察生活，更不会有意识去关注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星星和天空让我想到一些很远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这种“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但好像意识到了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暂。
这样生活了5个月左右。
2000年春节后的一天，矿里发生了一件事。雷管突然炸了，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有手边的烛光照亮狭小范围。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我隐约由眼角察觉到某处有些异样，便举着蜡烛找过去。
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小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
我握着蜡烛伸进去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闪烁着，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我被那种纯净的美震撼了。我就想，这种被埋在深山里，无人知晓的地方的物质，都会朝自己最纯净的方向去净化，那么我呢？
征得同意后，我把这只水晶带走了。这是2018年晚上，在家中庭院拍的水晶
我想，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卑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我把自己放逐到矿山，却从未考虑过他人的感受，尤其是家人，爸妈。
六、
回想北漂这十年来，我部分地理解了爸妈，彼此间的“隔阂”没那么深了。
还记得1990年，我16岁，刚到北京，住在哥在清华的员工宿舍。夏天，哥去青岛出差，我一个人模模糊糊地睡着，梦中见到爸妈满头的白发，我哭着醒来。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梦里，我第一次发现了，爸妈终有一天会变老的事实，并产生了那种失去他们的恐惧。
在那之后，我和爸妈一个月通信一封。现在写信、收信变得老派，甚至有点儿过分隆重到可笑。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展开信纸，“吾儿庆屹”那四个字流淌着的是最日常，最烟火气的、专属于爸妈的温柔。
我说最近读了哪些书，踢球、学画如何，爸妈则讲讲家里亲戚和学校的趣事。我们聊各种琐事，但也在琐事中更加理解了彼此。
这是1998年春节，我和哥从北京回家，和爸在县城街口拍的照片
20年前在老家火车站，离家的火车从远处开过来，张望中我哥喊我，他拍下我错愕的表情
从17岁离家到放弃踢球、画画、编辑，再到25岁选择去做矿工，在世俗意义上，我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反面。但爸妈却从未因此责备过我。
爸妈认为，工作是生存的一种形式，只要孩子们开心快乐地活下去，有自己的价值便好。
拿哥来说，1993年，哥决心辞去在清华的教职，过更自在点儿的生活。这对我们小县城的人来说，是件不可理解的大事。但我爸妈只是问了一句，“庆松，没了这份工作，你还有经济来源吗？还能活下去吗？”
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便不再多言。
这是1994年，我和哥在清华拍的照片。
我至今仍记得14岁时，妈在我一次打群架回家后，对我讲的话。她说，“庆屹，我现在也管不动你了，但我对你有几个要求，此外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第一不要麻烦别人，第二不要为难别人，第三不要犯罪，第四，自己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现在想想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还有爸，他一生温和，处变不惊，是他教会了我遇到事情不要抱怨，解决问题便好。
之前每年春暖花开时，爸妈都会请好友付叔叔为我们一家拍照，本有很多照片。可1999年底，我离家前的有天晚上，家里不知怎么突发一场大火，把刚建不久的新房烧毁大半。
扑灭之后，爸叹叹气，什么也没说，从大火过后的废墟里翻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自己心爱的小提琴，望着已经快要烧成碳的背板，吹了吹灰，叹了口气，在天井的井台上拉起了琴。我还记得爸拉的曲子是马斯奈的《沉思》。
想必那时候他心里也非常沮丧，只能用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如果失败或者意外是苦的，那就找点甜的东西去中和它。”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它也影响着我。
2014年春，爸在天台拉小提琴
七、
2000年春天，那一捧水晶还有紧接着而来的那场大火击中了我心中一直隐而未现的想法。我决定出矿山，回北京，去寻找、施展自己更大的价值。
我开始觉得人生应该主动点。遇到困难，逃避不是办法，而是主动去明白它，甚至迎难而上。
再次回到北京，2000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间，我做过网页设计，开过广告公司，后来做了摄影师，都是从零起步，最后做到衣食不愁，可我依然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能够坚定走下去的、有创造性、有价值感的道路。
做摄影师那几年，拍了很多照片，这是我拍的北京夜景
日子就这样过着。2012年，我39岁，什么大事也没发生。一次去和朋友踢球，肌肉拉伤，令我想起以前肆意在球场奔跑的日子，如今人到中年，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了时间流逝带来的重量。
伤痛集中爆发令我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在外漂泊多年，没有归宿，没有要走下去的路，而家在几千公里之遥。
一次偶然间，我看到小津拍的《东京物语》。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人生，一个人在电脑前掩面痛哭。后来又看了很多遍。那期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交流中知道了侯孝贤导演，又下载他的片子来看，总觉得侯导和小津的电影气质比较像我熟悉的生活，电影中那种暗流涌动的沉静令我着迷。
对电影的再认识、摄影师的职业惯性，再加上对自身经历的思考，令我燃起了记录家庭影像的冲动。2013年，恰巧工作需要更新设备，我就买了一台有录像功能的摄影机。
八、
那年春节回家就开始拍。刚开始，家人都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儿。
妈只当我是个傻儿子，熏肉要拍，烤火炉要拍，拉琴要拍，什么都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晾腌菜，然后拍，我妈就回过头来，像看一个傻子一样看着我，问我你干嘛啊，我吃饭也拍，走路也拍，拍那么多干什么啊。
我说我在拍一个纪录片，她说纪录片是什么啊？我说跟电影一样。我妈就回我“呵呵”两个字。
我继续在后边拍，她就用一种不可救药的眼神看着我。
爸妈在包饺子，妈警觉地看着我说：“你又在拍了？”
渐渐地，就连来串门的亲戚朋友也都习惯了手拿镜头的我。
2015年春节，中间是我保爷也是我初中校长。吃完饭大家提议拍张合影，忘了说到什么，笑成这样。
开始拍摄后，我发现，当把生活用镜头框起来，去观察它，记录它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情感在。
比如我爸跟我哥一块儿出去，我哥回来时我妈总会问，哎你爸呢。这句话你平时肯定不在意，但你记录多了，你会发现，她看不见我爸的时候，她会挂念他。
记录多了，我也开始偷偷观察他们。
比如下面这张照片，是2013年我下午睡着后醒来，已经天黑了，从门外望去，天井对面，妈在缝纫，爸在唱歌、打拍子。我没忍心打扰这宁静，偷偷地拍下这张照片。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再比如2016年春节，我妈生病了，买了很多中药。然后他俩在那儿熬药，我早醒了，但不想打扰他们俩，便透过天井偷偷观察他们。妈有少白头，一直以来都是爸帮她染发的，那天，妈停下来，望了望爸的头发，然后就说“哎呀，你的头发也该染了，都白了。”
2013年，爸帮妈染头发，这天说起了我小时候做过的蠢事儿，俩人笑开了花。
然后妈顿了顿，又说谢谢你。
我爸：“谢谢什么鬼。”
然后我妈说，谢谢你的情，谢谢你的爱。她就在一旁笑开了花。
我明白，就像这种东西，如果是我在场，她不会说这些，但他们日常状态的那种东西特别强烈地冲击了我。
这是爸帮妈熬药结束后，妈喂爸吃洋芋蘸香辣椒面。
然而拍摄到第二年，2014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姐患癌症离世了。
这对我们一家人，尤其是爸妈，是极沉重的打击。从小我和姐关系很好，虽然不常见，但很依赖她，流浪的时候无家可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在姐的葬礼上，我在姐姐的棺材抬出去之前晕倒了。晕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醒来后我妈说，“你洗个脸冷静一下，要么你拿着花圈，要么你继续拍。不要让你姐担心。”我最后终于举起了镜头。
从那次后，心里就隐约确定了。这份家庭影像，我要把它剪辑下来，献给爸妈，哥哥还有姐姐。
姐走后，最难受的就是爸妈，但妈总是努力乐观。
生活永远没法恢复到姐姐去世前那种完满的欢乐，但相互陪伴的人还是要重新捡拾起快乐的片段，努力生活下去。这是妈教会我的。
姐走后，逢年过节，我们吃饭仍会给姐姐添一副碗筷。
九、
2016年，我带着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回北京，去中关村买了剪辑的书籍，装了软件，从头学起。那时候爸因为姐的缘故，身体不太好，我心里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这是我在剪辑时，朋友抓拍。
最后剪了1年零8个月。2019年初，第一场放映。朋友是搞艺术的，联系了798艺术中心，我回老家接爸妈。
我妈说看电影？就是你拍的那些吗？电影院那种，大大的吗？我说对啊。他们就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为对一个县城的人来说，电影太遥远了。
电影放映的时候，整场黑漆漆的，我就坐在和爸妈同一排，但我没敢看他们，我怕一抬头眼泪要掉下来。
电影结束后，观众们知道我爸妈在场，起哄要他们俩讲两句。
妈爽朗活泼，举起话筒笑着对我说，“不知道你真要拍电影啊，早知道我就穿得好看一点了，那里面头发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
爸身体不好，走路不太方便，就站在观众席上给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我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了，我想这是献给我们的吧。谢谢儿子。
我一下子没控制住，就哭了。在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值了，我终于做了一件让自己满意，也让爸妈开心的事情。
这是电影第一次放映时，我把爸妈从家里接来北京798的放映处。电影结束后，他们两个人站起来对着观众鞠躬。
有时候会想如果没有当上摄影师，我肯定不会想到拍视频、剪电影，如果没有学过画画、踢球，没有爸妈对我的熏陶，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
我的电影《四个春天》
人生的来路和去路如此奇妙，无数的偶然串联成了必然。
十、
去年除夕，年夜饭后我正在洗碗，爸妈打开了电视等春晚，房间突然黑下来，停电了。愣了一下后，黑暗中响起爸的笑声，“哈哈哈，好玩”。他突然兴起的快乐点燃了我们的情绪，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掏出火机打亮去找蜡烛，大家互相讨论了一会儿怎么办，都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妈拍桌说，“这电爱来不来，干脆去山里走走。”
于是一家人穿衣换鞋，说说笑笑往城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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