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生殿》的創作經過三個過程。第一稿叫《沉香亭》，二稿叫《舞霓裳》，三稿才是《長生殿》。這三個稿本分別寫成於何時？各自的內容有些什麼不同？怎樣從一稿向三稿過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長生殿》研究中所不能迴避的。為此，我們不能不來做一點考辯。洪昇曾為他的《長生殿》寫過一篇自序和例言，它們對於研究《長生殿》三個稿本的創作時間和過程極為重要。我們先把《例言》中的一段話抄錄如下：
《長生殿》舞臺劇照
憶與嚴十定隅坐皋園，談及開元、天寶間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傳奇。尋客燕臺，亡友毛玉斯謂排場近熟，因去李白，人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優伶皆久習之。後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罕有，馬嵬之變，已違夙誓，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仙院、明皇遊月宮之說，因合用之，專寫釵合情緣，以《長生殿》題名，諸同人頗賞之。樂人請是本演習，遂傳於時。蓋經十餘年，三易稿而始成，予可謂樂此不疲矣。
《長生殿》中的楊貴妃與李隆基
我們先來考察《沉香亭》的寫作時間。從《例言》中可知，導致創作《沉香亭》的直接原因，是洪昇與嚴定隅在皋園的一次談話。按皋園坐落在杭州清泰門附近，是嚴家的私人亭園，這說明《沉香亭》是洪昇在杭州創作的。但洪昇曾多次往來於北京和杭州之間，這樣一來，這次皋園談話的時間就難以確定了。幸好洪昇接著還為我們提供了一點線索，這就是“尋客燕臺，亡友毛玉斯謂排場近熟”的這句話。“燕臺”是指北京。“尋客燕臺”是說在杭州寫完《沉香亭》不久，就返回了北京。所以，如果能夠確定“尋客燕臺”的時間，也就可以找到《沉香亭》創作的時間。於是入們就來考察洪昇這次“客燕”的時間了。一種很有影響的說法認為，“尋客燕臺”是指洪昇於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年）從杭州返回北京。這樣，《沉香亭》自然就是寫於康熙十二年癸丑了。
《長生殿》
這個說法的可靠性很值得懷疑。第一，如果《沉香亭》寫於康熙十二年癸丑，那麼到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長生殿》問世，歷時已經十六年之久。洪昇自己不是說“蓋經十餘年”嗎？按照習慣說法，“十餘年”似乎不應超過十五年才是。第二，洪昇在康熙十二年寫作《沉香亭》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們知道，洪昇在康熙七年戊申首次進京，目的是入國子監學習，並以此為階梯步入仕途。這時他的心氣正高，又趕上參加康熙皇帝祭奠孔子的盛典，頭腦裡裝了許多君臣際遇，平步青雲的幻想。要想使他發熱的頭腦冷卻下來，那還需要一些時間。在北京住了一年，他返回杭州，接著又開始了漫遊。在此期間，雖然他也發過一些牢騷，但因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挫折，對失意也還沒有很深的感受。所以，這時他也很難把自己的遭際與李白聯繫起來，並訴諸傳奇創作。
《長生殿》
康熙十三年，洪昇從杭州返回北京後，因為以詩卷投李天馥而得到賞識，遂館於李宅。在李天馥的引薦之下，洪昇廣泛結識社會名流，他的詩才也使士林為之一震。這時洪昇可謂得意之極，興奮之極。可是，哪曾想到，他的才名和傲岸性格很快就給自己帶來了苦惱：“緣脫略性，苦被時俗妒”。於是陷入了失望的痛苦之中。李天馥雖對他有所安慰：“
謂子富詩卷，令名足千秋。何須博世容，區區為身謀。”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它並不能改變冷酷的現實。所以洪昇還是懷著當年李白離開長安時的那種激憤心情，於康熙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年）春天重返杭州，一直住到了秋後。在這段時間裡，他的第一本詩集《嘯月樓集》編成了，黃機親自為他寫序，對他很是誇獎。文學上的成就和前輩的獎掖，雖然鼓舞他的雄心抱負，但同時也勾起他懷才不遇的感慨。
李白
所以當他與嚴定隅在皋園談起開元天寶年間的歷史時，便從李白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影子，創作契機受到觸發，《沉香亭》接著便問世了。這一年與《長生殿》問世相距十四年，與洪昇“蓋經十餘年”的話是相符的。弄清了《沉香亭》的創作時間，《舞霓裳》的創作時間也就迎刃而解了。因為《例言》中說得很清楚：“尋客燕臺，亡友毛玉斯謂排場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優伶皆久習之。”這就是說，洪昇在杭州寫完《沉香亭》後不久就返回北京，讓好友毛玉斯看了《沉香亭》。他聽取了毛玉斯所提“排場近熟”的意見，決定進行修改，並很快完成了二稿即《舞霓裳》的創作。“優伶皆久習之”一語，表明一稿與二稿在時間上是很接近的，而且它們都被搬上舞臺，演出了很長時間。我們知道，《沉香亭》寫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又知道，洪昇在熙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年）第三次去北京，這正好與“尋客燕臺 ”的話相符，於是可以斷定，《舞霓裳》就寫於這一年。
楊貴妃與李隆基舞臺劇
事情至此本來可以清楚了，誰知這裡面還有問題。由於洪昇所寫《長生殿》的《自序》下署系年為“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論者便據此認為：“已未所作序，蓋為序《舞霓裳》者；後改為《長生殿》，序仍沿用未改 ”（見章培恆《洪昇年譜》199頁）。既然“未”序是《舞霓裳》的序，那麼二稿自然寫於康熙十八年了。於是這一說法也就在學術界流行開來。《自序》（即己未序）究竟是《舞霓裳》的序，還是《長生殿》的序，這是個必須弄清的問題。因為它不僅牽涉到《舞霓裳》的寫作時間，而且直接關係到對二稿內容的推測。我們先來看看《自序》為《舞霓裳》序這一說法的根據。第一個提出這一說法的是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先生，他在《中國近世戲劇史》中說：“蓋《自序》恐即沿用《舞霓裳》之序者。”從語氣上可以看出，這還是一種推測之詞，所以青木先生也沒有特別提出他的根據。
楊貴妃與唐玄宗影視劇照
後人在採用這一說法時所列舉的唯一證據，是徐靈昭為《長生殿》所作序中的如下一句話：“歲戊辰，先生取而更定之。……易名曰《長生殿》”。他們對此話的解釋是：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年），洪昇把舞霓裳改為《長生殿》。既然如此，那麼寫於康熙十八年己未的《自序》，當然不是《長生殿》的序，而只能是《舞霓裳》的序了。現在的關鍵是對徐靈昭的話作如何解釋。我們的理解是，“歲戊辰，先生取而更定之”的意思，不是說洪昇到這時才把《舞霓裳》改成《長生殿》，而是指他對《長生殿》進行最後一次的修改，並以《長生殿》作為劇本最後的命名。理由有二。
《長生殿》
其一，《長生殿》是一部內容極為複雜而又十分成熟的作品，作者一定對它做過多次的修改。如果說洪昇對《舞霓裳》的修改始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那就等於說，他只做過一次修改，並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完成了。這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其二，洪昇的同裡好友汪鶴孫曾寫過《洪思見訪維揚，出所制新樂府見示》詩，詩中為我們提供了洪昇苦心孤詣修改《長生殿》的消息：“夙昔窮研在詞賦，壯志徒耗苦難成。直擬低頭拜東野，豈論年長合稱兄。”（《延芬堂集》卷下）從此詩的自注可知，汪氏見到這本“新樂府”是在洪昇納妾鄧氏以後。我們知道，洪昇以餘國柱的饋贈納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這有方象英的詩《洪思納姬四首》為證。我們又知道，汪鶴孫在維揚的時間只能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之前，因為此後十年間，他為了參與迎送康熙皇帝的南巡事宜，一直沒有在揚州住過。由此可以確定，汪鶴孫見到洪昇的“新樂府”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
《長生殿》舞臺表演
從“壯心徒耗苦難成”句推測，洪昇對這部“新樂府”是做過多次修改、下過一番苦功夫的。洪昇自己說過，他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長生殿》的創作上了。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汪鶴孫在揚州見到的那本使洪昇“壯心徒耗苦難成”的“
新樂府”，一定是《長生殿》的某個稿本。因為洪昇在其它任何一部傳奇上面所花費的心血都不可能超過《長生殿》，它的修改起於康熙十八年己未，止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長達十年的時間，當然可以稱得上“苦難成”了。上面我們只是分析了說《自序》就是《舞霓裳》序的根據不足，下面我們從《自序》本身出發，來論證它必是《長生殿》序無疑。理由有如下四點。
《長生殿》戲曲表演
第一，己未序是作為《長生殿》唯一的一篇《自序》刻在該書卷首的，洪昇自己從來沒有說過它是二稿的舊序，目前也沒有材料能夠直接證明它不是三稿的原序。
第二，《長生殿》是洪昇成名之作，他嘔心瀝血，慘淡經營多年，在大功告成之際，豈能不寫一篇小序，而竟然去襲用二稿的舊序，這在情理上很難說通。第三，如果己未序確係為二稿所寫，那就意味著《舞霓裳》的寫作時間上距《沉香亭》七年，下距《長生殿》九年，這與《例言》中“尋客燕臺”一段話明顯地相牴觸。最重要的是第四點：《自序》提到的作品的主題思想、主要關目都與《長生殿》吻合。比如，“從來傳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場”；“然而樂極哀來，垂戒來世，意即寓焉”，這裡說的“言情”與“垂戒”的意思，正是《長生殿》主題思想的兩個方面。而《自序》中提及的“
情悔”、“證仙”、“廣寒聽曲”、“遊仙上升”、“雙星作合”、“生忉利天”，也都是《長生殿》中的重要關目。
《長生殿》中的楊貴妃和李隆基
如果說《自序》是二稿舊序，那就等於說《舞霓裳》與《長生殿》是十分接近的。可是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洪昇在《例言》中談到二稿向三稿的過渡時，曾明確地說出它們之間的不同是：“後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罕有。馬嵬之變，已違夙誓，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仙院，明皇遊月宮之說，因合用之。”這裡所提到的內容，都是指二稿中所沒有或不突出的。二稿與三稿之間有這樣大的距離，它們的序言又豈可互相借用！如果上述理由還不足以使人信服，那麼讓我們再來看看清末民初大麴家吳梅在校畢匯刻傳奇第二十八種《長生殿》後所寫的一段話：
書凡三易稿，始名《沉香亭》，繼《舞霓裳》，最後乃定今名。《沉香亭》原文與屠赤水《彩毫》相類，刪汰已盡，獨《驚變》折“泣顏回”隱括《清平調》尚是舊稿。《舞霓裳》存留亦少，惟《舞盤》折及《重圓》折“羽衣三疊”，猶為昉思原詞。伶人有一稿二稿三稿之說，蓋謂此也。
《長生殿》
吳梅如非親自寓目，就是曾經確切耳聞，否則他是不能這樣言之鑿鑿地指出一稿與二稿在《長生殿》中留下的痕跡的。既然二稿的內容在三稿中“存留亦少”，僅有《舞盤》折及《重圓》折中的“羽衣三疊”一支曲子，那麼三稿與二稿之間的距離是相當之大了。兩個本子有這麼大的距離，洪昇自己是不會做出襲用舊序這種事來的。既然《自序》不是《舞霓裳》序，而是《長生殿》序，那麼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說明三個問題。第一，至遲在康熙十八年己未，洪昇就已開始三稿的寫作。第二，熙十八年未至二十七年戊辰，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洪昇不止一次對《長生殿》作過修改。
戲曲《長生殿》
第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是《長生殿》最後一稿的定稿時間，而不是它開始創作的時間。在弄清一稿二稿和三稿的創作時間之後，下面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推測一下前二稿的內容，以及從一稿向三稿過渡的脈絡。有關《沉香亭》的材料，目前只能收集到下面三條：憶與嚴十定隅坐皋園，談及開元、天寶間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傳奇。（《長生殿·例言》）
洪氏舊有《沉香亭》之作，系以李白賦《清平調》三章為全劇關鍵。（暖紅室刊本《長生殿·序例》）
《沉香亭》原文與屠赤水《彩毫》相類，刪汰已盡，獨《驚變》折“泣顏回”隱括“清平調”尚是舊稿（吳梅《長生殿·跋》）
戲曲《長生殿》人物劇照
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偶感李白之遇”是《沉香亭》創作的直接原因，李白是該劇的主人公。既然此劇與屠隆的《彩毫記》“相類”，那麼《彩毫記》又是如何呢？焦循《劇說》雲：“屠長卿作《彩毫記》，以李太白自命。”這話是很中肯的，屠隆的傳奇裡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彩毫記》尤其露骨。劇本以李白及其夫人許氏為正生正旦，通過這位大詩人坎坷的生平，反映了一個想匡時救世的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但因作者只是著眼於個人的不幸，對造成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封建制度缺乏應有的暴露和批判，致使劇本的意義受到很大侷限。洪昇顯然是看過《彩毫記》並受過它的啟發的，他的《沉香亭》想必在立意和關目上都與其相近似，所以毛玉斯就難免說出“排場近熟”的話來了。
詩人李白
對於一個有才氣的作家說來，還有比這更使人不安的嗎？所以洪昇當即下決心對它進行修改。關於《舞霓裳》，目前也只能找到三條材料。一條出自《長生殿·例言》：“因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一條出自徐靈昭《長生殿序》：“嘗作《舞霓裳》傳奇，盡刪太真穢事。予愛其深得風人之旨。”一條出自吳梅跋：“《舞霓裳》存留亦少，惟《舞盤》折及《重圓》折‘羽衣三疊’猶為昉思原詞。”把這三條材料加以綜合分析，可以對《舞霓裳》的內容作出如下判斷。第一，李白已不再是劇中的主人公。因之，作品的思想內容也勢必發生很大變化。第二，很多李楊戲都是以“舞霓裳”來作劇名的。這一命名的含義是，唐明皇因楊貴妃的霓裳羽衣舞而失政，導致了“安史之亂”。因之，這類李楊戲主要是批判唐明皇與楊貴妃耽樂誤國的。洪昇的《舞霓裳》顯然也是在走這一類李楊戲的路子。
楊貴妃畫像
第三，洪昇特意點明“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是二稿的重要內容，這表明，此劇先是寫唐明皇與楊貴妃沉緬於聲色之中，造成天下大亂，然後寫李泌等中興名臣輔佐肅宗重造唐室社稷。以上三點表明，《舞霓裳》已經是以天寶年間廣闊的社會生活為內容的大型歷史劇，由於唐明皇和楊貴妃這樣複雜的歷史人物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劇本的思想內容也就隨之複雜起來了。可是，洪昇為什麼能夠跳出抒寫個人失意的狹小圈子，把眼光投向廣闊的社會政治生活，寫出這種大型的政治歷史劇呢？這是與清初社會的特點及傳奇創作的整個動向息息相關的。話要從明末說起。與萬曆年間相比，明末傳奇創作低落了。從內容上看，政治歷史題材的作品明顯地減少，而風情劇卻大交紅運，才子佳人幾乎獨佔舞臺。
楊貴妃
這種奇怪現象的出現，是因為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動盪局勢，使士大夫和文人產生一種大廈將傾、國將不國的絕望心理。在這種心理驅使下，他們更加寄情聲色，及時行樂，以麻醉自己的靈魂與政治歷史劇相比，當然兒女風情更能適合他們的口味，而他們的好尚，自然又對風情劇的盛行產生影響。這時的風情劇在向兩個方向發展。一些作家堅持現實主義傳統，他們讚美青年男女對真摯愛情的追求，表現他們反抗封建壓迫的鬥爭。吳炳的《西園記》，袁于令的《西樓記》等，便是其中的佳制。李玉的《佔花魁》則反映了市民階層對文藝的要求，它使一對市民階層的小男小女成為劇本的主人公，為這一階層在舞臺上爭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以“
誤會法”為標誌的形式主義創作也在大肆氾濫，阮大鋮的《燕子箋》是其中的代表。此風既長，很多作者爭相效尤，走上了脫離生活、玩弄技巧、乞靈於“誤會法”的道路。
《燕子箋》
然而，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卻為傳奇創作帶來了轉機。這是因為，滿清統治集團所實行的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廣大人民及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的反抗。文藝的反抗和反抗的文藝應運而生，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湧現出來了。反映社會重大問題成為這一時期創作的主導傾向，政治歷史劇一馬當先，取得長足的發展。吳偉業的《秣陵春》、《通天台》，王夫之的《龍舟會》，李玉的《清忠譜》、《千鍾祿》、《萬里圓》，以及當時蘇州作家群的大量作品紛至沓來，在劇壇上造成極大的聲勢。這些作品總的特點是，或借總結歷史教訓來抒發亡國之痛，或借慨嘆興亡寄寓故國之思，或描寫這一動亂時代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它們褒忠誅奸，揚善懲惡，常常是為了表達壓抑不住的民族意識。
戲曲人物
與這類題材的作品相比，清初風情劇顯得黯然失色，它們仍在明末形式主義的泥淖中掙扎，步著“誤會法”的後塵。李漁雖然在理論上對此表示過反感，但他在自己的創作中卻是個矮子。他那教忠教孝的思想已使自己的作品失去思想光彩，對技巧的熱衷追求，也沒有脫離“誤會法 ”的臼，只不過把關目安排得更新奇巧妙些而已。任何一個作家都離不開自己的時代，清初社會的特點和傳奇創作的趨向，對洪昇創作思想的形成不能不產生深刻影響。促使洪昇把《舞霓裳》寫成以天寶年間政治生活為內容的歷史劇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生逢明清交替時代的洪昇，從小就體味到了民族壓迫和歧視的痛苦。兩次宦遊失意，更增加了他對滿清統治集團的不滿情緒。隨著漫遊的足跡所至，他憑弔了許多前朝的故跡，埋在他心底的民族意識被引發了。
《長生殿》
而以天寶遺事作為創作題材，無疑很便於他表達自己的興亡之感。第二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初大量湧現的政治歷史劇對他的影響。毛玉斯的意見雖然對洪昇幫助很大，但它只能促使洪昇修改《沉香亭》，並不能決定他把《沉香亭》就改成《舞霓裳》的這種格局。在這裡起了決定作用的因素，是清初傳奇創作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的現實主義思潮，以及洪昇自己思想中的民族意識。這兩者的結合，才終於使洪昇跳出抒寫個人失意情緒的狹小圈子，把眼光投向廣闊的社會，並採用歷史劇這種在當時不很犯忌的形式，以達到總結歷史教訓，抒發民族意識的創作目的。
民族意識的意境
關於《舞霓裳》向《長生殿》的演變，洪昇是這樣解釋的：“後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罕有，馬嵬之變，已違夙誓，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仙院、明皇遊月宮之說，因合用之，專寫釵合情緣，以《長生殿》題名，諸同人頗賞之。”這段話既揭示了對二稿進行修改的原因，也說出了三稿與二稿在思想內容方面的不同。問題的關鍵在“後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家罕有”和“專寫釵合情緣，以《長生殿》題名”這兩句話上。前面已經說過，二稿主要是寫明皇與楊妃耽樂誤國，李泌輔肅宗中興。在這一稿中，李楊愛情一定是作者批判的對象，《舞霓裳》的命名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可是到了三稿時，作者對李楊愛情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是他被他們的“情之所鍾”所深深感動，於是便以表現這種“在帝王家罕有”的愛情為三稿的創作重點，去“專寫釵合情緣”。
《長生殿》楊貴妃和李隆基的愛情故事
這樣說來，三稿與二稿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它加強了對李楊愛情的描寫，並且改變了對這愛情所持的批判態度，從而使得作品的基本傾向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人們要問，洪昇為什麼會對錶現李隆基與楊玉環的愛情發生濃厚興趣呢？這在他與吳舒鳧的一次談話中透露出了一些消息。康熙十九年庚申，吳舒鳧自奉天來京，寓居洪昇家中，二人對《牡丹亭》進行了一次熱烈的討論。洪昇的女兒洪之則，後來在為《三婦評牡丹亭雜記》所寫的跋中曾追記如下：
予又聞論《牡丹亭》時，大人（按，指洪昇）雲：肯綮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崇》、《寫真》、《悼殤》五折，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為大塊，踰糜為造化，不律為真宰，撰精魂而通變之。語未畢，四叔（按，指吳舒鳧）大叫歎絕。
戲曲《牡丹亭》
不難看出，洪昇對湯顯祖的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思想是極為讚賞的，他對《牡丹亭》的推崇與評價，其著眼點也在一個“情”字上。不但如此，洪昇在《長生殿·傳概》中就明確地表示了要以“言情”為自己創作的宗旨。他說：“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洪昇為什麼接受湯顯祖的“言情”思想，並以之作為《長生殿》的創作指導思想呢？這與清初進步思想家對理學禁慾主義的批判有著密切關係。對於這個問題的深入討論將在後面進行，我們在這裡只是想說明，三稿主題思想的變化，與洪昇的“言情”創作思想有關，而這種創作思想的產生，又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長生殿》
《長生殿》的反覆修改耗去洪昇十年心血。在這十年中，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認識都發生很大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他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在不斷增加。自從康熙十七年戊午洪昇攜家眷入京後，因為只能靠賣文謀生，生活陷入了貧困。朋友們描寫他當時的情景說：“朱門難索作碑錢”，“貧日常揮諛墓文”。貧困而屈辱的生活，社會上的不平現象，都使他不時發出抗議。由於“胸中鬱結，不可告語”，於是他把它們傾注到《長生殿》的創作中，“遂極其筆墨之致以自見”（朱襄語）。其二，隨著洪昇生活地位的下降，他在思想感情上也縮短了與民眾的距離。在《伴城書所見》中，他描寫了“三藩之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在京東之行中，他看到了旱災所造成的大批民眾流離失所。
《長生殿》中的安祿山
在滔滔的洪水面前，他為衢州人民愴然淚下。由於關心民生疾苦、為民請命思想的發展，才有可能使一批可歌可泣的下層人物形象在《長生殿》中得到動人的表現，也才有可能使這部作品對統治階級血腥剝削的揭露和鞭撻達到相當深刻的程度。其三，洪昇興亡之感的日益不可遏止。這種興亡之感雖在洪昇的青年時期便已產生，但卻不及在《長生殿》創作的十年中表現得那樣鮮明，這就使得《長生殿》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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