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的创作经过三个过程。第一稿叫《沉香亭》，二稿叫《舞霓裳》，三稿才是《长生殿》。这三个稿本分别写成于何时？各自的内容有些什么不同？怎样从一稿向三稿过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长生殿》研究中所不能回避的。为此，我们不能不来做一点考辩。洪升曾为他的《长生殿》写过一篇自序和例言，它们对于研究《长生殿》三个稿本的创作时间和过程极为重要。我们先把《例言》中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长生殿》舞台剧照
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人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乐人请是本演习，遂传于时。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矣。
《长生殿》中的杨贵妃与李隆基
我们先来考察《沉香亭》的写作时间。从《例言》中可知，导致创作《沉香亭》的直接原因，是洪升与严定隅在皋园的一次谈话。按皋园坐落在杭州清泰门附近，是严家的私人亭园，这说明《沉香亭》是洪升在杭州创作的。但洪升曾多次往来于北京和杭州之间，这样一来，这次皋园谈话的时间就难以确定了。幸好洪升接着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这就是“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的这句话。“燕台”是指北京。“寻客燕台”是说在杭州写完《沉香亭》不久，就返回了北京。所以，如果能够确定“寻客燕台”的时间，也就可以找到《沉香亭》创作的时间。于是入们就来考察洪升这次“客燕”的时间了。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认为，“寻客燕台”是指洪升于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年）从杭州返回北京。这样，《沉香亭》自然就是写于康熙十二年癸丑了。
《长生殿》
这个说法的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第一，如果《沉香亭》写于康熙十二年癸丑，那么到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长生殿》问世，历时已经十六年之久。洪升自己不是说“盖经十余年”吗？按照习惯说法，“十余年”似乎不应超过十五年才是。第二，洪升在康熙十二年写作《沉香亭》的可能性大不大呢？我们知道，洪升在康熙七年戊申首次进京，目的是入国子监学习，并以此为阶梯步入仕途。这时他的心气正高，又赶上参加康熙皇帝祭奠孔子的盛典，头脑里装了许多君臣际遇，平步青云的幻想。要想使他发热的头脑冷却下来，那还需要一些时间。在北京住了一年，他返回杭州，接着又开始了漫游。在此期间，虽然他也发过一些牢骚，但因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挫折，对失意也还没有很深的感受。所以，这时他也很难把自己的遭际与李白联系起来，并诉诸传奇创作。
《长生殿》
康熙十三年，洪升从杭州返回北京后，因为以诗卷投李天馥而得到赏识，遂馆于李宅。在李天馥的引荐之下，洪升广泛结识社会名流，他的诗才也使士林为之一震。这时洪升可谓得意之极，兴奋之极。可是，哪曾想到，他的才名和傲岸性格很快就给自己带来了苦恼：“缘脱略性，苦被时俗妒”。于是陷入了失望的痛苦之中。李天馥虽对他有所安慰：“
谓子富诗卷，令名足千秋。何须博世容，区区为身谋。”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它并不能改变冷酷的现实。所以洪升还是怀着当年李白离开长安时的那种激愤心情，于康熙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年）春天重返杭州，一直住到了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第一本诗集《啸月楼集》编成了，黄机亲自为他写序，对他很是夸奖。文学上的成就和前辈的奖掖，虽然鼓舞他的雄心抱负，但同时也勾起他怀才不遇的感慨。
李白
所以当他与严定隅在皋园谈起开元天宝年间的历史时，便从李白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创作契机受到触发，《沉香亭》接着便问世了。这一年与《长生殿》问世相距十四年，与洪升“盖经十余年”的话是相符的。弄清了《沉香亭》的创作时间，《舞霓裳》的创作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例言》中说得很清楚：“寻客燕台，亡友毛玉斯谓排场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优伶皆久习之。”这就是说，洪升在杭州写完《沉香亭》后不久就返回北京，让好友毛玉斯看了《沉香亭》。他听取了毛玉斯所提“排场近熟”的意见，决定进行修改，并很快完成了二稿即《舞霓裳》的创作。“优伶皆久习之”一语，表明一稿与二稿在时间上是很接近的，而且它们都被搬上舞台，演出了很长时间。我们知道，《沉香亭》写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又知道，洪升在熙十五年丙辰（一六七六年）第三次去北京，这正好与“寻客燕台 ”的话相符，于是可以断定，《舞霓裳》就写于这一年。
杨贵妃与李隆基舞台剧
事情至此本来可以清楚了，谁知这里面还有问题。由于洪升所写《长生殿》的《自序》下署系年为“康熙己未”（康熙十八年），论者便据此认为：“已未所作序，盖为序《舞霓裳》者；后改为《长生殿》，序仍沿用未改 ”（见章培恒《洪升年谱》199页）。既然“未”序是《舞霓裳》的序，那么二稿自然写于康熙十八年了。于是这一说法也就在学术界流行开来。《自序》（即己未序）究竟是《舞霓裳》的序，还是《长生殿》的序，这是个必须弄清的问题。因为它不仅牵涉到《舞霓裳》的写作时间，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二稿内容的推测。我们先来看看《自序》为《舞霓裳》序这一说法的根据。第一个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他在《中国近世戏剧史》中说：“盖《自序》恐即沿用《舞霓裳》之序者。”从语气上可以看出，这还是一种推测之词，所以青木先生也没有特别提出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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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采用这一说法时所列举的唯一证据，是徐灵昭为《长生殿》所作序中的如下一句话：“岁戊辰，先生取而更定之。……易名曰《长生殿》”。他们对此话的解释是：在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年），洪升把舞霓裳改为《长生殿》。既然如此，那么写于康熙十八年己未的《自序》，当然不是《长生殿》的序，而只能是《舞霓裳》的序了。现在的关键是对徐灵昭的话作如何解释。我们的理解是，“岁戊辰，先生取而更定之”的意思，不是说洪升到这时才把《舞霓裳》改成《长生殿》，而是指他对《长生殿》进行最后一次的修改，并以《长生殿》作为剧本最后的命名。理由有二。
《长生殿》
其一，《长生殿》是一部内容极为复杂而又十分成熟的作品，作者一定对它做过多次的修改。如果说洪升对《舞霓裳》的修改始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那就等于说，他只做过一次修改，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其二，洪升的同里好友汪鹤孙曾写过《洪思见访维扬，出所制新乐府见示》诗，诗中为我们提供了洪升苦心孤诣修改《长生殿》的消息：“夙昔穷研在词赋，壮志徒耗苦难成。直拟低头拜东野，岂论年长合称兄。”（《延芬堂集》卷下）从此诗的自注可知，汪氏见到这本“新乐府”是在洪升纳妾邓氏以后。我们知道，洪升以余国柱的馈赠纳妾，是在康熙二十二年，这有方象英的诗《洪思纳姬四首》为证。我们又知道，汪鹤孙在维扬的时间只能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之前，因为此后十年间，他为了参与迎送康熙皇帝的南巡事宜，一直没有在扬州住过。由此可以确定，汪鹤孙见到洪升的“新乐府”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
《长生殿》舞台表演
从“壮心徒耗苦难成”句推测，洪升对这部“新乐府”是做过多次修改、下过一番苦功夫的。洪升自己说过，他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长生殿》的创作上了。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汪鹤孙在扬州见到的那本使洪升“壮心徒耗苦难成”的“
新乐府”，一定是《长生殿》的某个稿本。因为洪升在其它任何一部传奇上面所花费的心血都不可能超过《长生殿》，它的修改起于康熙十八年己未，止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长达十年的时间，当然可以称得上“苦难成”了。上面我们只是分析了说《自序》就是《舞霓裳》序的根据不足，下面我们从《自序》本身出发，来论证它必是《长生殿》序无疑。理由有如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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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己未序是作为《长生殿》唯一的一篇《自序》刻在该书卷首的，洪升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它是二稿的旧序，目前也没有材料能够直接证明它不是三稿的原序。
第二，《长生殿》是洪升成名之作，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多年，在大功告成之际，岂能不写一篇小序，而竟然去袭用二稿的旧序，这在情理上很难说通。第三，如果己未序确系为二稿所写，那就意味着《舞霓裳》的写作时间上距《沉香亭》七年，下距《长生殿》九年，这与《例言》中“寻客燕台”一段话明显地相抵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自序》提到的作品的主题思想、主要关目都与《长生殿》吻合。比如，“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然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意即寓焉”，这里说的“言情”与“垂戒”的意思，正是《长生殿》主题思想的两个方面。而《自序》中提及的“
情悔”、“证仙”、“广寒听曲”、“游仙上升”、“双星作合”、“生忉利天”，也都是《长生殿》中的重要关目。
《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和李隆基
如果说《自序》是二稿旧序，那就等于说《舞霓裳》与《长生殿》是十分接近的。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洪升在《例言》中谈到二稿向三稿的过渡时，曾明确地说出它们之间的不同是：“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这里所提到的内容，都是指二稿中所没有或不突出的。二稿与三稿之间有这样大的距离，它们的序言又岂可互相借用！如果上述理由还不足以使人信服，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清末民初大曲家吴梅在校毕汇刻传奇第二十八种《长生殿》后所写的一段话：
书凡三易稿，始名《沉香亭》，继《舞霓裳》，最后乃定今名。《沉香亭》原文与屠赤水《彩毫》相类，删汰已尽，独《惊变》折“泣颜回”隐括《清平调》尚是旧稿。《舞霓裳》存留亦少，惟《舞盘》折及《重圆》折“羽衣三叠”，犹为昉思原词。伶人有一稿二稿三稿之说，盖谓此也。
《长生殿》
吴梅如非亲自寓目，就是曾经确切耳闻，否则他是不能这样言之凿凿地指出一稿与二稿在《长生殿》中留下的痕迹的。既然二稿的内容在三稿中“存留亦少”，仅有《舞盘》折及《重圆》折中的“羽衣三叠”一支曲子，那么三稿与二稿之间的距离是相当之大了。两个本子有这么大的距离，洪升自己是不会做出袭用旧序这种事来的。既然《自序》不是《舞霓裳》序，而是《长生殿》序，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至迟在康熙十八年己未，洪升就已开始三稿的写作。第二，熙十八年未至二十七年戊辰，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洪升不止一次对《长生殿》作过修改。
戏曲《长生殿》
第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是《长生殿》最后一稿的定稿时间，而不是它开始创作的时间。在弄清一稿二稿和三稿的创作时间之后，下面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推测一下前二稿的内容，以及从一稿向三稿过渡的脉络。有关《沉香亭》的材料，目前只能收集到下面三条：忆与严十定隅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偶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长生殿·例言》）
洪氏旧有《沉香亭》之作，系以李白赋《清平调》三章为全剧关键。（暖红室刊本《长生殿·序例》）
《沉香亭》原文与屠赤水《彩毫》相类，删汰已尽，独《惊变》折“泣颜回”隐括“清平调”尚是旧稿（吴梅《长生殿·跋》）
戏曲《长生殿》人物剧照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偶感李白之遇”是《沉香亭》创作的直接原因，李白是该剧的主人公。既然此剧与屠隆的《彩毫记》“相类”，那么《彩毫记》又是如何呢？焦循《剧说》云：“屠长卿作《彩毫记》，以李太白自命。”这话是很中肯的，屠隆的传奇里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彩毫记》尤其露骨。剧本以李白及其夫人许氏为正生正旦，通过这位大诗人坎坷的生平，反映了一个想匡时救世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但因作者只是着眼于个人的不幸，对造成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封建制度缺乏应有的暴露和批判，致使剧本的意义受到很大局限。洪升显然是看过《彩毫记》并受过它的启发的，他的《沉香亭》想必在立意和关目上都与其相近似，所以毛玉斯就难免说出“排场近熟”的话来了。
诗人李白
对于一个有才气的作家说来，还有比这更使人不安的吗？所以洪升当即下决心对它进行修改。关于《舞霓裳》，目前也只能找到三条材料。一条出自《长生殿·例言》：“因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一条出自徐灵昭《长生殿序》：“尝作《舞霓裳》传奇，尽删太真秽事。予爱其深得风人之旨。”一条出自吴梅跋：“《舞霓裳》存留亦少，惟《舞盘》折及《重圆》折‘羽衣三叠’犹为昉思原词。”把这三条材料加以综合分析，可以对《舞霓裳》的内容作出如下判断。第一，李白已不再是剧中的主人公。因之，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势必发生很大变化。第二，很多李杨戏都是以“舞霓裳”来作剧名的。这一命名的含义是，唐明皇因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而失政，导致了“安史之乱”。因之，这类李杨戏主要是批判唐明皇与杨贵妃耽乐误国的。洪升的《舞霓裳》显然也是在走这一类李杨戏的路子。
杨贵妃画像
第三，洪升特意点明“入李泌辅肃宗中兴”是二稿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此剧先是写唐明皇与杨贵妃沉缅于声色之中，造成天下大乱，然后写李泌等中兴名臣辅佐肃宗重造唐室社稷。以上三点表明，《舞霓裳》已经是以天宝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大型历史剧，由于唐明皇和杨贵妃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剧本的思想内容也就随之复杂起来了。可是，洪升为什么能够跳出抒写个人失意的狭小圈子，把眼光投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写出这种大型的政治历史剧呢？这是与清初社会的特点及传奇创作的整个动向息息相关的。话要从明末说起。与万历年间相比，明末传奇创作低落了。从内容上看，政治历史题材的作品明显地减少，而风情剧却大交红运，才子佳人几乎独占舞台。
杨贵妃
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动荡局势，使士大夫和文人产生一种大厦将倾、国将不国的绝望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他们更加寄情声色，及时行乐，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政治历史剧相比，当然儿女风情更能适合他们的口味，而他们的好尚，自然又对风情剧的盛行产生影响。这时的风情剧在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些作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他们赞美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表现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吴炳的《西园记》，袁于令的《西楼记》等，便是其中的佳制。李玉的《占花魁》则反映了市民阶层对文艺的要求，它使一对市民阶层的小男小女成为剧本的主人公，为这一阶层在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以“
误会法”为标志的形式主义创作也在大肆泛滥，阮大铖的《燕子笺》是其中的代表。此风既长，很多作者争相效尤，走上了脱离生活、玩弄技巧、乞灵于“误会法”的道路。
《燕子笺》
然而，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却为传奇创作带来了转机。这是因为，满清统治集团所实行的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汉族广大人民及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文艺的反抗和反抗的文艺应运而生，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了。反映社会重大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导倾向，政治历史剧一马当先，取得长足的发展。吴伟业的《秣陵春》、《通天台》，王夫之的《龙舟会》，李玉的《清忠谱》、《千钟禄》、《万里圆》，以及当时苏州作家群的大量作品纷至沓来，在剧坛上造成极大的声势。这些作品总的特点是，或借总结历史教训来抒发亡国之痛，或借慨叹兴亡寄寓故国之思，或描写这一动乱时代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它们褒忠诛奸，扬善惩恶，常常是为了表达压抑不住的民族意识。
戏曲人物
与这类题材的作品相比，清初风情剧显得黯然失色，它们仍在明末形式主义的泥淖中挣扎，步着“误会法”的后尘。李渔虽然在理论上对此表示过反感，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是个矮子。他那教忠教孝的思想已使自己的作品失去思想光彩，对技巧的热衷追求，也没有脱离“误会法 ”的臼，只不过把关目安排得更新奇巧妙些而已。任何一个作家都离不开自己的时代，清初社会的特点和传奇创作的趋向，对洪升创作思想的形成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促使洪升把《舞霓裳》写成以天宝年间政治生活为内容的历史剧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生逢明清交替时代的洪升，从小就体味到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痛苦。两次宦游失意，更增加了他对满清统治集团的不满情绪。随着漫游的足迹所至，他凭吊了许多前朝的故迹，埋在他心底的民族意识被引发了。
《长生殿》
而以天宝遗事作为创作题材，无疑很便于他表达自己的兴亡之感。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初大量涌现的政治历史剧对他的影响。毛玉斯的意见虽然对洪升帮助很大，但它只能促使洪升修改《沉香亭》，并不能决定他把《沉香亭》就改成《舞霓裳》的这种格局。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清初传奇创作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现实主义思潮，以及洪升自己思想中的民族意识。这两者的结合，才终于使洪升跳出抒写个人失意情绪的狭小圈子，把眼光投向广阔的社会，并采用历史剧这种在当时不很犯忌的形式，以达到总结历史教训，抒发民族意识的创作目的。
民族意识的意境
关于《舞霓裳》向《长生殿》的演变，洪升是这样解释的：“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这段话既揭示了对二稿进行修改的原因，也说出了三稿与二稿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不同。问题的关键在“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和“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两句话上。前面已经说过，二稿主要是写明皇与杨妃耽乐误国，李泌辅肃宗中兴。在这一稿中，李杨爱情一定是作者批判的对象，《舞霓裳》的命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可是到了三稿时，作者对李杨爱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他被他们的“情之所钟”所深深感动，于是便以表现这种“在帝王家罕有”的爱情为三稿的创作重点，去“专写钗合情缘”。
《长生殿》杨贵妃和李隆基的爱情故事
这样说来，三稿与二稿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加强了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并且改变了对这爱情所持的批判态度，从而使得作品的基本倾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人们要问，洪升为什么会对表现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发生浓厚兴趣呢？这在他与吴舒凫的一次谈话中透露出了一些消息。康熙十九年庚申，吴舒凫自奉天来京，寓居洪升家中，二人对《牡丹亭》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洪升的女儿洪之则，后来在为《三妇评牡丹亭杂记》所写的跋中曾追记如下：
予又闻论《牡丹亭》时，大人（按，指洪升）云：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崇》、《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为大块，踰糜为造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通变之。语未毕，四叔（按，指吴舒凫）大叫叹绝。
戏曲《牡丹亭》
不难看出，洪升对汤显祖的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思想是极为赞赏的，他对《牡丹亭》的推崇与评价，其着眼点也在一个“情”字上。不但如此，洪升在《长生殿·传概》中就明确地表示了要以“言情”为自己创作的宗旨。他说：“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洪升为什么接受汤显祖的“言情”思想，并以之作为《长生殿》的创作指导思想呢？这与清初进步思想家对理学禁欲主义的批判有着密切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将在后面进行，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三稿主题思想的变化，与洪升的“言情”创作思想有关，而这种创作思想的产生，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长生殿》
《长生殿》的反复修改耗去洪升十年心血。在这十年中，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认识都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自从康熙十七年戊午洪升携家眷入京后，因为只能靠卖文谋生，生活陷入了贫困。朋友们描写他当时的情景说：“朱门难索作碑钱”，“贫日常挥谀墓文”。贫困而屈辱的生活，社会上的不平现象，都使他不时发出抗议。由于“胸中郁结，不可告语”，于是他把它们倾注到《长生殿》的创作中，“遂极其笔墨之致以自见”（朱襄语）。其二，随着洪升生活地位的下降，他在思想感情上也缩短了与民众的距离。在《伴城书所见》中，他描写了“三藩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京东之行中，他看到了旱灾所造成的大批民众流离失所。
《长生殿》中的安禄山
在滔滔的洪水面前，他为衢州人民怆然泪下。由于关心民生疾苦、为民请命思想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一批可歌可泣的下层人物形象在《长生殿》中得到动人的表现，也才有可能使这部作品对统治阶级血腥剥削的揭露和鞭挞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其三，洪升兴亡之感的日益不可遏止。这种兴亡之感虽在洪升的青年时期便已产生，但却不及在《长生殿》创作的十年中表现得那样鲜明，这就使得《长生殿》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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