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偏沅巡抚的设立，是湖南建省的开始，但是真正引燃湖南脱离湖广省的导火索确是湖南科举的单独开考，即所谓两湖南北分闱。
康熙三年(1664)湖广省建置有所变动 , 据 《清朝文献通考 》记载 :“以偏沅巡抚驻长沙 , 又移湖广右布政使司于长沙 , 分治湖南 。 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 , 与左布政使司仍驻武昌 。”以康熙三年 (1664)为分界线 , 湖广省辟置湖南、湖北, 行政区域划分为二 。此时掌管湖南民政、刑政、财政的衙门都已具备 , 但湖南行政建置仍不完备 , 主管一省教育的提督学政尚未设立, 获取乡试资格的湖南士子仍得赴武昌参加考试。
清代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科取士，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作为科举大省的湖广省解额和增广额均较多，取中人数也相对较多，从顺治三年至雍正元年(1723年)的77年间，湖广共开科26次，录取举人2204名。然而，来自湖南的考生中式者仅有440名，平均每科16.9名，即便是湖南录取人数最多的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也仅为湖广省中举数的三分之一。湖北和湖南在乡试录取人数上的悬殊差异，引起湖南士子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请求在湖南建立贡院，单独举行乡试。
桂阳举人郭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向朝廷上《呈请南北分闱文》，极力呼吁两湖南北分闱。
以郭远为代表的湖南士子认为本省考生之所以在湖广乡试中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郭远在呈文中说:“湖南湖北之科举中试，其难易、多寡至于如此悬殊者，故非其人其才为之，实其地其势为之也。”“其地其势”即是指湖南考生前往湖北武昌应试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需要横渡号称八百里的洞庭湖，加之考生前往武昌的时间为六七月间，经常会遇到狂风暴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洞庭湖
原来古代赶科考都是靠走，而湖南到湖北武汉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洞庭湖，古代过洞庭湖，滔滔湖水，有时掀起巨浪，可是要人命的。清朝康熙年间担任河道总督的长沙府湘潭人陈鹏年于1691年在武昌考取进士，在回忆赴武昌考试时，陈鹏年写道：“洞庭之水，自夏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动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险而少。”
近代著名学者杨昌济曾经回忆，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由于过洞庭湖经常死人，人们都怕了，宁愿不去考试。
古代考生过洞庭湖
赴武昌应试不仅行途艰辛，甚至于冒生命危险，而且中式希望渺茫，这让很多湖南士子望而却步，应试人数明显偏少。郭远对康熙四十一年应试和录取的举人数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湖南、湖北通过科试录取参加湖广乡试的名额均为3000名，但湖北在科试之外，还通过录遗、大收等方式选拔6000多名生员参加乡试。这样，在每次湖广乡试的万余名考生中，湖南考生仅仅只有2000余名，湖北考生则超过8000名。两湖录取人数更是悬殊，湖北中举者高达67名，而湖南仅
赵申乔像
仅只15名。
郭远在《呈请南北分闱文》陈述的主要观点成为后来湖南官方向朝廷请求南北分闱的基本内容。
士子们长期不懈的呼吁逐渐引起了偏沅巡抚的重视。康熙四十四年偏沅巡抚赵申乔、五十一年偏沅巡抚潘宗洛以洞庭险远，叠请分闱。五十五年偏沅巡抚李发甲三疏题请,请求分闱。
尽管三任偏沅巡抚和一位御史多次题奏，但湖南各界急切期盼的两湖南北分闱最终均遭否决，湖南单独举行乡试似乎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
当湖南各界对请求两湖南北分闱有些绝望之时，清廷却在雍正元年发布上谕，宣布允许湖南设立贡院。雍正帝同意分闱时, 理由也是洞庭湖。
雍正皇帝突然亮的这一手，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刚刚上任，想争取一下民心吧。
两湖南北分闱上谕让湖南各界倍感兴奋之余，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建贡院。这一上谕是雍正元年七月发布的，而雍正二年甲辰科乡试是在二月举行，只相差6个月的时间。雍正帝提出，如果湖南能在这6个月时间内建好贡院，雍正二年即在长沙举行湖南乡试;如果来不及准备，湖南举行乡试的时间推迟至下一科。
由于贡院是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新建贡院一般至少也需要用一两年的时间。然而，湖南新建贡院有着一个很好的选择—李发甲所建的湖湘书院。雍正二年二月，即在新建的湖南贡院举行了甲辰科乡试，此时距两湖分闹上谕的发布仅仅只有7个月。新建湖南贡院之所以如此神速，很大程度得益于巡抚李发甲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李发甲于康熙五十七年因劳累逝于偏沅巡抚任上，湖南士民对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
长沙教育街
湖南长沙蔡锷路水凤井西拐就是教育街，此街蜿蜒近1000米，西出口在先锋厅青少年宫门口。1907年起，此街就始称教育街，之前是湖南贡院，再之前是湖湘书院所在地。
至此，两湖南北分闱完成，湖南湖北再无瓜葛，湖南作为一个省也完成了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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