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 破“猛密”保障反“围剿”
1933年2月初，蒋介石坐镇南昌，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3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战前，中央军的通讯密码换成了特别本“猛密”。然而，“熟练而富有想象力的密码分析家，很快便能识破极复杂的密码”。敌之“猛密”使用不久，即被曹祥仁、邹毕兆在南丰破开，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报保障奠定了基础，同时表明二局的破译能力在实践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守株待兔
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强攻南丰城受挫。23日主力向东韶、洛口撤退，另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佯动。
26日，二局侦知：国军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陈诚率3个纵队向黎川分进合击，令第一纵队司令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在乐安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向东，进至黄陂与第十一师会合，尔后继续向东，切断红军归路。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示意图）
据此，红军主力分左右两翼隐蔽接敌，对分别沿摩罗嶂大山两侧东进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设伏。27日下午，细雨蒙蒙，左翼的红一军团对进至登仙桥的第五十二师发起突击，随后红三军团加入战斗，该敌被全歼，师长李明被俘。同时，右翼的红五军团围歼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
战斗期间，二局侦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自宜黄南下驰援。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率主力撤离战场，至小布、东韶、南团地区隐蔽待机。
迅雷手段
3月中旬，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分前后2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推进。为创造战机，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引诱国民党军加快推进。红军主力迫近草台岗、徐庄一带待机。二局侦悉国民党军果然将红十一军认作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速进。前后2个纵队之间的距离拉大到50公里。
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于20日凌晨3时下达命令：消灭前出的国军第十一师。此时，二局又截获2份密电：先得悉第十一师报告发现红一、三、五军团均在其附近，罗卓英怕吃亏，命令第十一师撤退到五里牌；随后再获悉，第十一师自恃是王牌不肯撤。
总部首长随机应变，先根据罗卓英的电令准备调整部署，其后又根据第十一师的复电决定维持原部署不变。
20日晨7时，重新下达作战命令，集中优势兵力“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
21日，红军一举消灭国军第十一师，击伤师长萧乾，在已消灭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的基础上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对于第十一师之被歼，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4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崇仁东南。此时，蒋介石正在崇仁城内视察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二局侦获敌报：蒋介石要乘船走水路回南昌，显示国军虽败，斗志未减。红军派兵设伏，准备截击蒋介石。若不是蒋介石临时改变路线，已被红军俘获。
五.中革军委二局成立
（周恩来在福建建宁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合影）
在反“围剿”斗争中，有了二局，红军首长指挥作战就像“玻璃杯中押宝”，“睁着眼睛打瞎子”。
军委二局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二局）在瑞金乌石垅成立，任命曾希圣为局长，负责前方二局（总部二局）；钱壮飞、谭震林（不久调走）任副局长，领导后方二局。
前后二局
前方二局有电台3部，重点侦控国民党北路军。前方二局将侦收和破译工作分开，增加破译科建制，列为第四科，曹祥仁任科长。邹毕兆调后方二局负责后方二局的破译工作。
破译科曹祥仁外，前方二局的工作人员有：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卢伟良、林茂源、吴元、陈仲山、李云卿；侦收胡立教、李力田、李建华、宾玉、李廉士、胡备文、叶根、朱谋生等人。
后方二局的人员有：副局长钱壮飞；破译邹毕兆；译电校对有严重、邬一之、钟鼎新、戴镜元、钟能俊；侦收有王震、钱江、唐明、李行律、贺俊侦、刘少宏、萧蒲德、林仁贵、陈铭兴等。后方二局有电台3部，主要侦察对象是福建十九路军、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
科学分工
1933年底，前方二局随周恩来、朱德回到瑞金乌石垅，与后方二局合并办公。1934年1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仍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第二科侦收，科长王震，副科长李廉士，报务主任胡立教；第三科校译，科长李作鹏。
合并后陆续调来的有雷永通、张树才、赖际发、郭显勋，还有机务员曾庆标等。合并后又增加1部电台，共有机器7部。至此，二局健全了组织，侦收——破译——校译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又有明显提高。军委最高层领导直接指导二局工作。总部将技侦情报通报给部队时，为了掩护二局，都用“谍息”、“密息”作来源；军委机关内部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要求全体干部严格保守军事机密。
秘密联络
除了侦察，二局还承担一些特别机密的通信任务，如邹毕兆即负责与十九路军及广东军阀的电台联络。邹回忆：“福建事变前，与十九路军就建立了电台联络，张云逸同志是派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军事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广东陈济棠又与红军建立了电台联络。这两处来往的密码电报，都不经中央机要科，而是由二局译报，具体由我负责。”
二局成立以来，一直在总部首长亲自关怀下工作、成长。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几乎天天都要到二局来。
贺俊侦说：在瑞金的时候，周总理、朱总司令经常来视察，基本上每天都要跑一次，来分配任务，今天听哪里，明天收哪个。他讲的时候，我们的科长就写在黑板上面。许多任务是周总理亲自在那儿下达。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是打电话，一个是直接跑上来。“周浑元，你们好好注意周浑元的。”就写上。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老总，主要是他们两个。
在总部首长亲自培育下，长征前二局已是一支装备精良，技术熟练，敢于攻坚，战功卓著的技侦力量。
红星闪闪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名义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和“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的红军官兵以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由钱壮飞设计，一等奖章金制，二等银质，三等铜质。二、三等红星奖章获奖者（一等奖章获得者仅朱德、周恩来、彭德怀3人），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同时，还有在隐蔽战线上的3位密码破译人员：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
曾、曹、邹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已走向成熟。此时，二局已破译密码100本。在二局全体干部参加的庆功会上，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曾希圣挂上了二等红星奖章，为曹祥仁、邹毕兆挂上了三等红星奖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大家为革命战争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会后，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与二局的同志会餐、联欢，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当时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吕继熙（吕黎平）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给曹祥仁授奖的场面，并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军委总司令部特意召开了为情报机要人员庆功受奖的秘密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表彰总部的情报、报务、机要人员，为立功受奖的同志祝贺，给曹祥仁同志亲自佩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勋章。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说：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情报、机要工作很重要，任务极其艰巨繁重，红军作战的胜利，固然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指挥的正确，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武器的装备，但是情报工作准确与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因此，红军的情报、机要和报务人员，应该受到重视和尊敬。现在听说有少数同志不愿意做情报机要和参谋工作，说这些工作单调，枯燥无味，不主动，无自由。有的甚至说，宁愿到前方去当个鸡头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说，鸡头虽小，但能啼鸣发号施令，牛尾巴虽大，可老在后头默默无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红军的情报、机要、报务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是望远镜，显微镜和千里眼，但把这些工作比喻为军委首长的‘助听器’、‘放大镜’、‘得力帮手或有力助手’总可以嘛！各项工作如同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大小高低贵贱之分。这次大会，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闹情绪，安心工作。”
吕黎平认为，二局是默默无闻的英雄集体，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为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曾希圣、钱壮飞、曹祥仁等同志就是我军最早的情报专家。他们与无线电台的报务人员密切合作，不间断地从事这项情报研究工作，搞到了许多机密情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红军作战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为了保守机密，当时对这批同志既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也不允许宣扬他们的事迹。所以，红军的情报机要电台人员，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模范人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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