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在哪裡?

我就是竹韻


在八國聯軍侵華的背景下,1900年以李鴻章和張之洞及袁世凱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員與英美等國家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這實際上是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誤造成的國內統治階級內部分歧的外在表現。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在於以下幾個方面:從經濟上說,東南互保是保住了中國經濟最繁榮的東南沿海地區,保住了中國近代化的成果;從思想上說,東南互保進一步解放了中國人的思想,為中國的進一步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從政治上說,東南互保從側方面暴露出了清政府的腐朽並使清政府及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實際上,東南互保既是地主階級的一次自救行為,也是清政府滅亡的一次預演,又推動了中國繼續革命和邁向近代化。

關於東南互保及其意義,解析如下:

首先,什麼是東南互保?東南互保,實際上是在出現清朝中央政府權力真空的狀況下,中國的地方政府不得已採取的自保和自救措施。

1898年戊戌變法的過程,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更是慈禧和光緒進行權力爭奪的過程。雖然慈禧通過戊戌政變軟禁了光緒皇帝,牢固掌握了最高權力;但慈禧對於外國人支持光緒皇帝的行為是不滿的。為了表達對西方列強的不滿,慈禧不僅縱容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還直接向十一個國家宣戰了。

西方列強想勒令皇太后歸政,慈禧就要給西方列強一點顏色看看。然而,慈禧沒有考慮到清政府的國力。當時的中國連一個西方列強都打不過,怎麼打的過十一個?慈禧的宣戰行為簡直是瞎胡鬧。這不僅僅是誤國的問題,這簡直是令中國陷入了被滅亡的深淵。

在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以後,慈禧帶著光緒皇帝西逃了。這意味著中國沒有中央政府了,那麼國家誰來管理?!中央政府出現了權力真空,地方政府怎麼辦?處於西方直接侵略力量之下的東南沿海各省除了聯合起來保障自己的安全,還能怎麼辦?!東南互保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在為清政府的外交失誤進行彌補。

其次,東南互保的經濟意義在於保住了中國經濟最繁榮的東南沿海地區,保住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保住了中國近代化的成果。

從《南京條約》開始,中國的東南沿海就被迫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雖然西方列強憑藉特權對中國進行了掠奪,但中國也在與西方列強的鬥爭中進行了學習。在自然經濟逐步解體的過程中,中國的東南沿海逐漸成為了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如果沒有東南互保,那麼東南沿海要麼是被打成廢墟,要麼就會被外國人徹底佔領。怎麼辦?東南沿海各省只能聯合起來與西方列強妥協。

從洋務運動開始,清政府就在東南沿海地區建立了大量的洋務企業。這些洋務企業學的都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成就,是中國工業近代化的精華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工業基本就是建立在這個時期,這些重工業的存在對以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如果沒有東南互保,中國的重工業還能存在嗎?沒有這些重工業,中國的抗日戰爭會如何?!中國的反侵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會如何?!

東南沿海也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最集中的地區。推動中國近代化發展的力量就在東南沿海。如果沒有了東南沿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那麼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會削弱。沒有民族工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推動,中國要改變半殖半封的社會性質的時間會更長,中國實現民族獨立的變數會增加。

東南互保保住了中國近代化的成果,也就是保住了中國革命的未來,也就是保住了中國未來的希望。畢竟,近代工業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再次,東南互保的思想意義在於進一步解放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讓人們認清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愚昧,讓中國人民從清政府的愚弄下覺醒了。

鴉片戰爭以後,以林則徐和魏源為代表的先進人士就已經開始向西方學習。中國人民已經開始於思想上覺醒,但覺醒的程度實在太低。洋務運動雖然是中國近代化的開始,但洋務運動並不進行思想上的學習。腐朽的清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來控制人們的頭腦,人們仍然沒有認清清政府的腐朽本質。

雖然清政府在一次次的對外戰爭中戰敗,雖然清政府遭受了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打擊。然而,大多數人仍然習慣在清政府的統治下生活。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雖然不贊同清朝的專制制度,但他們仍然認為要以和平的手段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他們仍然認為要保留清政府和皇帝。這意味著什麼?這因為中國人民的思想沒有徹底解放。

1900年慈禧向11個國家宣戰,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繼1860年英法聯軍第一次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之後,八國聯軍於1900年第二次佔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由此開始,中國人民開始真正的覺悟清政府的不可救藥,中國人民開始真正的覺醒清政府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清政府不能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人民也不會再支持清政府。中國人民思想上的覺醒推動了中國政治上的革命的發生。

最後,東南互保的政治意義在於減弱了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既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準備了條件,又導致了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的長期分裂。

從秦始皇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開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鬥爭就一直存在。已經完成了中央集權的清政府,卻在一次次的失敗的對外戰爭中逐漸失去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如果說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還不能明確的體現出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的下降的話,那麼東南互保就明確地告訴了清朝中央政府其對地方政府控制能力的失去。

清朝中央政府失去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最終以暴力手段建立了中華民國,結束了清政府在中國的統治,結束的君主專制在中國的統治;中國逐漸向著民主的方向發展,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速度在加快。

清政府失去了中央權威,中華民國也陷入了軍閥的分裂割據之中。中華民國的分裂局面不僅僅是西方列強以華制華政策的實施,還是中國的中央政府的權威未能聚集。中央政府失去權威,中國的社會秩序處於混亂狀態。因為國內秩序的不穩定,中國遭受了更嚴重的侵略。當然,不是說東南互保不好,東南互保保留了中國近代化的成果;只是說東南互保雖是迫不得已,但對中國的發展也是有負面作用的。

綜上所述,作為一次地主階級的自救行為,東南互保雖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雖然導致了中國後來長期的分裂割據;但東南互保也促進了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及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從整體上來說,東南互保的成就遠大於其侷限性,使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繼續加快。東南互保不僅僅是一次地方政府的自我保護,也是中國向西方學習成果的保留。在保留下來的近代化的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需要獨立,獨立需要發展,發展需要穩定。


歷史緯度


“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在哪裡?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讓我們首先了解一下“東南互保”是什麼?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帝的名義,向英、美、法、德、俄、奧、日、意、西、荷、比十一個國家宣戰。

當宣戰詔書下至各地方時,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覆電朝廷,直言:“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立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不參加戰鬥,稱為“東南互保”。

協議主要內容:上海租界由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由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

其次,我們共同回憶一下“東南互保”在當時產生了哪些重大影響:

朝廷以國家的名義宣佈,對各國列強宣戰,而幾個重要而且富庶的省份商量之後,卻認為朝廷的命令是亂命,不應該服從。所以,當列強真的打過來的時候,東南各省督撫組織起來,和列強進行談判,讓列強繼續北上,去打天津,打北京,不要打自己的防區。雖然客觀上朝廷的命令確實是亂命,但是作為統治者,這時候心理陰影面積還是很大的。

慈禧之所以悍然向列強宣戰,確實也是之前被列強欺負的時間太久了,很壓抑,尤其是戊戌政變之後,列強對慈禧的譴責,和對康梁的庇護,都讓慈禧如鯁在喉。加上這時候各地的漢人督撫在戊戌政變中多數都對軟禁光緒雖然表面上不說,內心卻都非常不滿,慈禧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當一些她身邊的滿洲親貴大臣把義和團推薦給她的時候,一拍即合,就讓她熱血上湧了。

八國聯軍入侵後,從大沽口登陸,一路直奔京城,慈禧下令各地派兵勤王,但是賣命的卻只有從甘肅趕來的甘軍董福祥部,而坐擁重兵的東南各省督撫卻眼瞅著北京淪陷,兩宮西狩,惶惶然如喪家之犬,而完全無動於衷,繼續作壁上觀,隔岸觀火。這時候慈禧心裡的悽楚當然是不用多說的。從她的角度看,這就等於東南地區脫離了朝廷控制,和叛變有啥區別?

八國聯軍之後和清朝談判時,仍然是東南互保的核心人物李鴻章領銜,而且列強指定只和李鴻章談判,不接受其他人作為全權談判代表,而慈禧本來想派去談判的是她更加信任的滿洲親貴慶親王,但卻被拒絕了。城下之盟已經是奇恥大辱,連談判代表都要由對手指定,而不能完全自己委任,這對慈禧來說,當然是更大的打擊,更會懷疑李鴻章和洋人之間有什麼默契。

談判結束後,兩宮迴鑾,李鴻章也死了。雖然慈禧冷靜下來以後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沒有東南互保讓東南財賦重地免遭戰禍,讓朝廷還能繼續維持表面上的統治,但對朝廷來說,東南互保對朝廷威信的挑戰和打擊還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朝廷一方面要繼續享受東南互保帶來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也要開始著手收拾參加東南互保的那些漢族大臣,來重新加強朝廷的統治力。

更巧合的是,東南互保的兩個核心人物中,李鴻章不久就死了,張之洞也被調入中央,名義上算是升官,但實際上是調虎離山。只有袁世凱算是一個例外,但是他坐擁北洋軍,和京城近在咫尺,卻沒有在危急之際派一兵一卒,所以,雖然袁世凱後來也升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後朝廷也開始下令各地普遍編練新軍,以稀釋北洋軍在全國軍隊體系中的重要性。

而且,就在這個時期,朝廷也增加了公派留學名額中滿洲親貴的比例,同時加快了對滿洲親貴的提拔和培養,比如蔭昌,載濤,鐵良等一大批滿洲親貴這時候明顯的加快了提拔的速度,用他們來執掌陸軍部等重要部門,在地方上也大力提拔滿洲親貴擔任重要省份的督撫,以壓制漢人大臣。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在預備立憲之後才會形成一個大失人心的皇族內閣,從而導致漢人大臣和朝廷完全離心離德。

從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這些人的角度看,東南互保並沒有什麼問題,而且他們也不認為八國聯軍真的就要滅亡大清,滅亡中國,但他們在做出東南互保決定的時候,當然都是知道最後還是要由他們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的。所以,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背叛了朝廷,而且,他們認為是為中國保留一線生機,為戰爭結束後重建和進一步的改革做好準備。

但從朝廷的角度看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對我的命令有意見你可以提,但在我生死存亡,命懸一線之際,你們隔岸觀火,這和叛亂有什麼區別?對任何一個官僚體系和組織來說,這種內部的紀律性都是非常嚴重的,即便是亂命,也應當通過朝廷來糾正,而不是自作主張,直接繞開朝廷和洋人議和。無論客觀上是否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朝廷,這種做法都是不可能被容忍的。

像李鴻章,張之洞和劉坤一這種老於世故的封疆重臣來說,他們當然明白東南互保的政治風險有多大,但是他們仍然按照自己的判斷,做出以自己個人的政治前途為賭注來做於國於民都更加有利的選擇。而他們在這個時候的東南互保,在十年之後朝廷做出的回應就是皇族內閣,完全失去了對漢族大臣的信任。在這個意義上,東南互保也是讓綿延整個清朝的滿漢衝突清楚無誤的浮出了水面,為清朝最後的崩潰拉開了序幕。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朝廷,此事件雖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東南眾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後不但不敢處罰他們,甚至還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太后與皇室的虛弱乏力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清朝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1860年對於清王朝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先後的爆發太平天國叛亂、第二次鴉片戰爭、西北迴亂造成了全國性的大崩潰,清政府的中央權力已經完全無法控制局面,為了穩定局勢,清王朝只能將權力下移給地方重臣,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地方團練興起,曾國藩等人的崛起同時意味中國權力地方化趨勢的開始。

等到叛亂平定,以慈禧、恭親王等人為核心的清朝上層統治者重回北京,他們的統治戰略已經與傳統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隨著地方重臣權力增大,過去單純以中央控制地方進行管理的統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雖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約,但是權力逐步增大。由於清王朝自身中央機構的腐朽,甚至可以說,以地方為改革重心的權力地方化傾向的開始也就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開始。

洋務運動時期,李鴻章等人的行動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勢力的限制,但是東南互保則代表地方化趨勢已經發展成熟,其中東南互保的關鍵人物張謇的言論最能體現這一傾向:“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可知何也。”這種地方化趨勢的成型,為之後的變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礎,以一種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動了近代化。

1860年之後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我們需要看到,這一運動的主導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對於整個地方社會的動員力十分匱乏,尤其是佔有大量社會財富的鄉紳並沒有參與其中。整個洋務運動三十年,官方所投資費用僅為一億元,而所吸收的民間資本更是隻有600萬元,總量僅僅為甲午賠款的一成。(數據見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

而東南互保得以實現的基礎便在於,隨著近代化的推進,以士紳為代表的民間力量逐步壯大,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在鄉村維持秩序,他們即將代替傳統的官僚,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他們在之後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紳權擴張的起點便是東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況下,地方上的士紳開始進入城市,轉變為商紳、學紳,從商業、資本等多個方面推動了近代化進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資總額很快便超過了洋務運動三十年之總和,其中將近76.3%來自於民間資本。(數據見林增平:《論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清末立憲派》)以上海為例,其總人口數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間從50萬增長至300萬,可見來自民間的士紳階層對於改革的推動力量。

士紳階層在政治層面上的推動是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在此之前說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設立的諮議局,諮議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設立的地方議會,對地方事務具有高度自治權,可以說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產物,而其中全國21省1643名議員中,士紳佔到了將近八成,(數據見張朋園:《民主政治的嘗試——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說以士紳為主體的諮議局是士紳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

四川保路運動便是以士紳為主體的地方諮議局推動的,而武昌起義之後不久,革命黨遭到了馮國璋的打擊,雖然軍事形勢對革命黨極其不利,然而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全國大多數省份紛紛獨立,其中最早獨立的12個省份中,諮議局推動的佔了10個,可以說,士紳階層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在哪裡?

1、東南互保為之後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也為清朝最後的崩潰拉開了序幕。

2、由此開始軍閥化。

3、由此中國權力地方化趨勢開始。

4、由此中國近代化進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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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互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項創舉,但是東南互保雖說是一項創舉‚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

首先東南督撫們將東南互保作為對付列強的武器‚維護了江南地區的穩定‚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帝國主義也利用它‚保障了自己在東南的權益‚且能夠全力對付清廷中樞與義和團‚從而加快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加速了清廷的崩潰。

東南互保的意義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維護了江南的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力量

東南互保使東南地區避免了兵禍,東南各省的社會經濟非但未受破壞‚反而還有很大的發展。互保期間‚江南地區還興建了許多新的近代企業。如年祝大椿與人合資開辦了華興麵粉廠‚股本高達萬元再如民族資本家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無錫開辦了保興麵粉廠。

但是《辛丑條約》簽訂後‚北方各省被八國聯軍洗劫一空‚實際上這些省應該出的賠款‚仍須東南各省來負擔‚這樣“東南財賦‚全國第一”‚東南人民受到的迫害是非常重的。此後‚因賠款分攤、丁糧加派和舊稅愈重、新稅愈多‚抗捐抗稅的鬥爭成為民變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促使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為後來武昌起義的猛烈一擊準備了某種現實的條件

二.加速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維護了列強在中國的權益

東南互保後‚北方的清廷和義和團再也得不到東南各省的支持。列強就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集中全力對付清廷中樞‚加速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東南互保運動雖然阻止了列強的南下蹂踴‚但也使列強在東南地區的經濟實力未遭損失‚而且有所增長。從洋紗的銷售情況來看,長江下游的蕪湖、九江、嶽州、長沙、宜昌等七口棉紗市場在年至年洋紗的輸入量平均每年為21萬擔,從這可以看出,列強的非法權益是沒有消失的

三.既維護了清朝的統治,也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東南互保對於清廷統治來說‚意義十分重大‚東南財賦全國第一‚東南地區的保存保住了清廷的半壁江山‚“西狩”以後的一切供應‚也主要依靠東南地區。東南保運動雖然為大清帝國維持了半壁江山‚但也正因為東南督撫的避戰互保才一加快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加速了清廷的“西狩”。清廷“西狩”之後‚中央權威喪失殆盡‚致以後地方權力愈加膨脹‚終成尾大不掉的半獨立局面。尤其是除袁世凱外的武衛諸軍在事變中消耗殆盡‚而山東巡撫袁世凱率領的最精銳的武衛右軍‚因參加互保運動‚故而保存完整。此後‚清廷為了重振民心‚緩和統治危機‚進行了改革。變革非但沒有挽救清廷‚反而壯大了袁世凱的勢力‚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對於於東南互保時的評論‚譭譽參半‚譽之者認為‚保約的訂立是良好的外交成就,貶之者認為劉、張實行的互保‚是一小撮反動的封建地主對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賣國路線。但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雙刃劍,都要辯證的來看


時光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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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上聊歷史


先說結論:東南互保意味著政治層面上自1860年以來的地方化傾向的成型,以及社會層面上士紳勢力正式走上歷史前臺,是之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近代化歷程的先聲。

首先說政治層面上的地方化傾向成型。1860年對於清王朝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先後的爆發太平天國叛亂、第二次鴉片戰爭、西北迴亂造成了全國性的大崩潰,清政府的中央權力已經完全無法控制局面,為了穩定局勢,清王朝只能將權力下移給地方重臣,正是在這一前提下,地方團練興起,曾國藩等人的崛起同時意味中國權力地方化趨勢的開始。

等到叛亂平定,以慈禧、恭親王等人為核心的清朝上層統治者重回北京,他們的統治戰略已經與傳統王朝有了很大不同,隨著地方重臣權力增大,過去單純以中央控制地方進行管理的統治方式被中央-地方二元合作的新模式取代,地方雖然仍然受到地方的制約,但是權力逐步增大。由於清王朝自身中央機構的腐朽,甚至可以說,以地方為改革重心的權力地方化傾向的開始也就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開始。

洋務運動時期,李鴻章等人的行動尚且要受到中央保守勢力的限制,但是東南互保則代表地方化趨勢已經發展成熟,其中東南互保的關鍵人物張謇的言論最能體現這一傾向:“愛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未可知何也。”這種地方化趨勢的成型,為之後的變革中地方自治推行改革的模式奠定了基礎,以一種更具活力的模式推動了近代化。

之後來說社會層面上的紳權擴張。1860年之後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我們需要看到,這一運動的主導者依然是地方上的官僚,對於整個地方社會的動員力十分匱乏,尤其是佔有大量社會財富的鄉紳並沒有參與其中。整個洋務運動三十年,官方所投資費用僅為一億元,而所吸收的民間資本更是隻有600萬元,總量僅僅為甲午賠款的一成。(數據見黃如桐:《試論洋務派企業的性質和作用》)

而東南互保得以實現的基礎便在於,隨著近代化的推進,以士紳為代表的民間力量逐步壯大,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在鄉村維持秩序,他們即將代替傳統的官僚,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他們在之後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紳權擴張的起點便是東南互保。

正是在地方化成熟的情況下,地方上的士紳開始進入城市,轉變為商紳、學紳,從商業、資本等多個方面推動了近代化進程。清末新政十年,投資總額很快便超過了洋務運動三十年之總和,其中將近76.3%來自於民間資本。(數據見林增平:《論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清末立憲派》)以上海為例,其總人口數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間從50萬增長至300萬,可見來自民間的士紳階層對於改革的推動力量。

士紳階層在政治層面上的推動是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在此之前說先要提到清末新政中設立的諮議局,諮議局本身是仿照西方設立的地方議會,對地方事務具有高度自治權,可以說是清末地方化的政治產物,而其中全國21省1643名議員中,士紳佔到了將近八成,(數據見張朋園:《民主政治的嘗試——清季諮議局議員的選舉及其出身之分析》)可以說以士紳為主體的諮議局是士紳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

首先,導致辛亥革命發生的四川保路運動便是以士紳為主體的地方諮議局推動的,而武昌起義之後不久,革命黨被遭到了馮國璋的打擊,軍事上形勢極其不利,然而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全國大多數省份紛紛獨立,其中最早獨立的12個省份中有諮議局推動的便有10個,可以說士紳階層的支持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東南互保從政治角度而言是1860年權力地方化傾向達到成熟的標誌,從社會角度而言又是士紳走向歷史前臺推行改革的起點,為之後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



御前帶刀侍衛


清政府和八國聯軍之間的戰爭,其實只涉及中國很小的一部分,主要發生在直隸省以及周邊的一小部分地區。清軍參戰的部隊,也只限於北方數省的軍隊,而不是全國參戰。這不是一場全國戰爭。

中國南方的漢人督撫,如李鴻章和張之洞,他們熟悉洋務,相信科學,自然不信義和團的神力。他們常年接觸外國人,深知同列強開戰的後果,因此都反對清廷利用義和團同列強開戰。列強也知道這一點,英國的主要利益在長江沿岸。在開戰前,英國主動聯繫南方各省的督撫,要求萬一開戰了雙方還能保持和平。南方各省也欣然同意。

後來慈禧頒佈上諭,要求全國同仇敵愾對抗列強,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拒絕承認這份上諭。李鴻章甚至聲稱這是“亂命”。他們和各國達成協議,他們統治的省份保護各國的使館不受義和團的進攻,同時外國不派軍隊進入這些地區。山東的袁世凱雖然和直隸近在咫尺,卻也堅決反對開戰。他藉口英、德兩國對山東虎視眈眈,回絕了慈禧北上參戰的命令,也避免了在山東同列強發生衝突。因為這些拒絕參戰的省份分佈在中國的東部和南部,因此這起事件被稱為“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是清朝洋務派的理性選擇。從惡意的角度講,可以理解成是這些省份督撫的自保行為。從善意的角度講,這些督撫是在國家必輸的情況下,盡最大可能減少國家的損失。東南互保,可以減少戰爭帶來的經濟損失,不讓這些省份受外國人侵佔,減小了這些地區被瓜分的風險。萬一北京陷落,還可以把慈禧太后或者光緒皇帝轉移到南方,有了迴轉的空間。

歷史的實際進程也證明了,東南互保比不互保對清廷的好處更大。東南各省在戰後清廷恢復運轉上出了很大的力氣,說明這些人還是在為朝廷著想而非私慾。慈禧也明白這一點,因此在戰後並沒有懲治這些督撫——雖然地方督撫權力膨脹,但戰後的慈禧仍舊有能力調動他們,貶斥一些人還是辦得到的——相反,慈禧還重用了不少人。

“東南互保”是地方省份給朝廷的重要信號,潛臺詞是“朝廷你要是再治理不好國家,我們就不陪你玩下去了”。


天香引


  • 1900年5月,八國聯軍侵華,由於慈禧太后覺得自己的統治受到了影響,6月21日以光緒帝名義下詔對英法美等十一國宣戰。
  • 早在清未宣戰之前, 兩廣總督李鴻章、 湖廣總督 張之洞、 兩江總督劉坤一、郵政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要保存東南各行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找藉口侵略;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政權不測,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
  • 而同時長江流域屬英國的勢力範圍,義和團運動興起後,英國深恐波及屬其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便策動南方三督撫與列強合作,經買辦官僚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由上海道臺餘聯沅出面,與各國協議東南互保。
  • 清朝宣戰後,盛宣懷扣押詔書,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他們稱皇帝敕令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詔、亂命”,6月26日,在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上海道餘聯元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了“保護東南章程九款”: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 民人命產業為主。……

東南互保意義

東南互保運動,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於義和團與 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同時亦使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進一步擴張,中央的權力大為下降。辛亥革命後,各省分崩離析,和東南互保,中央對地方控制減弱不無關係。


金烏木木


“東南互保”是賣國表現?你錯了!

“東南互保”是指在八國聯軍期間,英、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南方諸省簽訂的協議。主要代表人物有劉坤一、張之洞和盛宣懷,在清朝主要領導人向聯軍宣戰後,立即和參戰國達成協議,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挾持下的矯詔,公開違抗上級下達的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圖為張之洞)

很多人都認為東南互保不支持義和團的運動,始終賣國的表現,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東南互保的倡導者張之洞和盛宣懷,他們都是晚清時期重要的洋務派代表人物,是為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是斷不可能賣國求榮的。其次,當時的東南是整個中國最為發達先進的地方,比如上海,作為最早的外國人居住地,通過開放它獲得了極大的繁榮,甚至如今它還是中國第一大城市。最後,當時的義和團,只是一些農民階級自發組織的武裝力量,並沒有成為系統,也沒有提出自己的綱領,沒有救國的策略,單憑武力何來保衛祖國之稱?

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在於它使中國當時最富庶繁華的地區沒有飽受戰火的侵擾,使當時的經濟、文化發展沒有中斷,保存了武裝力量,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做出的最明智的選擇。同時,東南互保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清政府的威信,他們不得已進行改革保證自己的統治。但是,革命速度加快,沒有取得什麼結果,清政府就覆滅了。


歷史小仕女


題主好,東南互保的歷史意義應該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講

積極作用就在於東南互保從某種程度上使中國的國家權益損失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各國出兵事實上不僅僅是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而是清政府執意與西方列強對抗,最終惹火了各國政府。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這些東南省份的封疆大吏在這種情況下,提出東南互保,和列強媾和,實際上是對列強的一種妥協,力求保證南方不受到庚子事變波及,為中國保存了實力,為事情的解決留下了緩和的餘地,也為行將滅亡的清政府續了一秒。

消極作用就在於這個行動事實上宣告地方政府已經可以甩開中央政府單幹了。後來民國時期長期的軍閥混戰和民國中央政府有名無實,正是這個行動帶來的惡果。


有李行天下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漢族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滿人朝廷,此事件雖使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之亂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其虛弱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滿清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 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對於“東南互保”的性質,傳統老觀點認為,張之洞一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洋人勾結,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這是一種賣國行徑;而現代則有其它觀點認為,在當時之條件下,張之洞等人的行為起到了保境安民,為國家保存實力之作用。

雷頤:如此“怪象”充分說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的迅速減弱,因為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夠聯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為他們使渾身解數抗衡朝廷幾近瘋狂的決策而“東南互保”,使中國最富庶繁華之地、為數不多的新式工商業最集中之區局面大體平靜,免於戰火破壞,人民生命財產得以保全,同時也阻止了列強勢力在長江流域更迅速、更強烈的深入。

王爾敏:庚子五月,拳亂起於近畿,仇洋殺教,圍攻使館,以致釀成巨釁,東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於兵禍,保全半壁河山,實由於各督撫應付得力,其重要關鍵,則在南省立約互保的成功。

戴玄之:庚子拳亂,實近代史上一大奇蹟,由於東南互保,始使風雨飄搖的中國,倖免瓜分之禍。糜爛僅限於大河以北,東南半壁未睹烽煙。

吳文星:東南互保訂約運動的倡行,是當時上海中外官紳盛宣懷、沈瑜慶、湯壽潛、蔡鈞、沈曾植、餘聯沅、何嗣焜、福開森(J. C. Ferguson)、汪康年、趙鳳昌等在盛宣懷的領導下,欲使張(之洞)、劉(坤一)等以實力鎮壓叛亂,維持地方秩序,向洋人承諾保護教堂,拒阻洋兵入侵東南各省之作為合理合法化的活動。

王樹增:在大清帝國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開指責朝廷的聖旨是錯誤的,並且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這是帝國曆史上無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這個意外至少可以說明:在洋人們以軍艦大炮開路,同時裹挾著工業製品、科技成果、貿易觀念以及社會文明等等附屬物強行進入中華帝國的同時,也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了近代歐洲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隨著商品貿易和經濟生活的日益活躍而悄悄地改變著帝國某些官員的思維方式,從而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無法逆轉地影響了這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模式。 它標誌著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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