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意大利“鎖國”了。
早已處於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風口浪尖的意大利，又迎來新一輪史無前例的風暴。3月9日當地時間晚上，意大利總理孔特緊急宣佈了迄今為止最“硬核”的防疫措施：因新冠疫情嚴峻，人員流動緊急管控措施將從北部三大區推廣至意大利全境。從3月10日開始，如非工作或健康需要，禁止人員跨省流動。全國學校繼續停課至4月3日，同時暫停體育賽事與公共活動。
截至3月9日，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達到9172例，位列全球第二；累計死亡463例，致死率高達5.04%，一躍成為主要疫情國家中致死率最高的一個。
如果將時鐘往回撥一點：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意大利其實是最早對中國停航的國家之一，也是歐盟內部最早宣佈全國衛生緊急狀態的國家。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發佈的榜單上，意大利應對大流行病的綜合能力排名為31/195，屬於全球中上游的水平，並在“監測疾病”、“跨境應對”等多項指數上排名全球第一。
一個醫療條件優良、應對迅速、信息透明的歐洲國家，何以被疫情肆虐至此？從2月下旬爆發社區傳染以來，意大利又經歷了什麼？
姍姍來遲的“一號病人”
僅有兩萬人口的科多尼奧（Codogno）是倫巴第大區的一個小鎮。這裡出現的“一號病人”引爆了意大利北部的社區傳染。回過頭看，沒能更早地確診這位“一號病人”，是病毒在日後得以肆虐全國的第一個伏筆。
意大利最早出現的新冠病人是一對來自武漢的遊客夫婦，於1月31日在羅馬被確診。一週之後，另一名剛剛到訪武漢的男子也在意大利被確診。由於及時發現和隔離，這三例來自中國的輸入性病例並未擴大傳染，因此也不被認為是流行病學意義上的“一號病人”。
直到2月21日，科多尼奧鎮的醫院裡才確診了首位感染新冠的本國公民。這位名叫馬提亞（Mattia）的38歲男子沒有清晰的中國接觸史，他於2月14日出現了感冒症狀，向家庭醫生報告但未引起重視；2月18日到急診室就診時被認為有輕微的肺炎，但由於嚴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讓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醫院時症狀已經加劇。當時醫護人員仍然按照常規的肺炎流程進行檢查，直到一名富有經驗的麻醉師堅持要求院方為他檢測新冠病毒感染。2月21日，馬提亞檢測呈陽性。
社交活動豐富的“一號病人”馬提亞被認為是一名“超級傳播者”——在接受隔離之前，他將病毒傳給了至少13名意大利人，包括他正在懷孕的妻子、一位與他共同慢跑的朋友、三位他朋友父親酒吧裡的客人、八位醫院裡的工作人員和病人，並有至少一名年邁女性由於病情過重死亡。
自2月22日起，以倫巴第大區為中心，意大利北部地區的確診病例呈指數級增長，並逐漸擴向全國。2月23日，意大利政府對倫巴第和威尼託大區的11個市鎮實施了封鎖。
潮水般的批評指向了科多尼奧醫院：馬提亞從出現症狀到想起來檢測新冠，用了將近一週的時間；從進入醫院到接受隔離，至少花了36小時，期間甚至有多名家人朋友前來探訪。在確診之後，也沒有及時關閉急診、進行消毒。總理孔特不點名地指責該醫院應對病毒傳播負責：未遵循傳染病相關的規定進行防護。意大利檢方已經介入調查。
這或許意味著意大利政府在1月底宣佈的“全國緊急衛生狀況”形同虛設。根據那時發佈的指南，凡是出現了流感、肺炎症狀的病人，都應被當作潛在的新冠病例，不管是否有清晰的中國接觸史。
但在實踐中，意大利早期的篩查重點，幾乎全與中國接觸史有關。重心放在監控意大利的華人群體迴流，以及與中國聯繫緊密的米蘭、羅馬、普拉託等地。科多尼奧鎮與中國聯繫甚少，當地醫護人員恐怕很難想象首例會在這裡出現。早期的這種思路，忽視了病毒已經進入本地傳染的可能。公共專家通過更多確診患者的病毒基因分析認為，病毒早在“一號病人”發病前好幾個星期就在當地擴散了。
馬提亞最終獲檢，是由於其妻子無意中透露了他曾在那時與到訪中國的朋友吃飯。但該朋友的新冠檢測呈陰性。目前意大利仍未追蹤到其“零號病人”。
步調失和的央地關係
意大利全境分為20個大區，大區政府在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方面有著重要的話語權，與中央政府形成互補。當前的中央政府相對羸弱、地方相對強勢，央地關係的失調也成為早期防疫乏力的原因之一。
北部的倫巴第、威尼託大區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大區，貢獻了超過全國30%的GDP。兩區都長期由極右翼政黨“聯盟黨”（Lega）掌權，都曾在2017年發起公投、以尋求更多的自治權力。去年的一次危機中，“聯盟黨”黨魁、意大利知名民粹政客薩爾維尼被對手五星運動踢出了執政聯盟，因此十分仇視五星聯盟組建的、繼續由孔特執掌的新內閣。疫情爆發之後，薩爾維尼多次表示，孔特“處理這次危機的方式是個災難”，他“應儘早辭職”。
2月初出現來自中國的輸入性病例時，聯盟黨就開始向孔特政府發難。由聯盟黨擔任大區主席的四個大區聯合發起提議，要求中央政府規定，從中國回到意大利的學生需隔離14天才能入學。當時華人社團已經在使領館的協調下開始了自發隔離，政府評估之後認為這些措施已足夠充分，不該對特殊種族群體下達隔離命令。孔特因此遭受了聯盟黨發起的輿論戰的攻擊，批評他“沒有能力保護意大利人”。
疫情爆發後，中央政府與倫巴第大區政府在測試標準上也出現了分歧。大區政府認為無症狀的人也要檢測，並需要把無症狀的陽性被試者算入確診患者的數據裡。但中央政府——或許是出於穩定民心的考慮——援引世衛組織的標準稱，由於無症狀的人並非疫情加劇的主要原因，因此不需測試無症狀者，大區政府的做法“注水”了數據，讓疫情看上去比實際更嚴重。孔特還與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Attilio Fontana）展開了一場論戰，互相指責對方不作為。
這些政客爭論在疫情進一步加劇之後，暫時淡出了媒體頭條，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步調失和或許讓本就缺乏動員能力的國家錯失了防疫的早期窗口。全國統一的部署出現在3月1日，孔特簽署了防疫行政令，將全國劃分為三個區域：最早爆發疫情的11個小鎮為“紅區”，保持封鎖；包括倫巴第和威尼託在內的三個大區及一省一市被列入“黃區”，限制公共活動；其餘部分所在的第三個區，保持定期消毒。
當3月8日封城令從“紅區”擴大至“黃區”時，央地矛盾被再度推到臺前。威尼託大區主席扎亞（Luca Zaia）上書孔特，公開反對中央政府劃定的三個色區。他認為威尼託的疫情正在好轉，不該將之與傳染擴大的倫巴第同等對待。他要求孔特將威尼託移出封鎖區域，但遭到了孔特的拒絕。還有一些地方領袖指責孔特未在封城決定之前與他們有效溝通，民眾和地區政府對於自己該做什麼很不清楚。因此封城的過程十分混亂，甚至出現了市民出逃南方的現象。
雖然地方的反對沒有阻擋孔特的封城步伐，但受到地方勢力掣肘的中央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執行封城和統籌防疫，仍然需要時間來檢驗。
高度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早期的防疫不力為傳染擴大播下了種子，但真正致命的是意大利高度老齡化的社會結構。
綜合來看，進入疫情爆發期之後，意大利政府的決策其實是相對迅速有力的。在發現社區傳染後的兩天內，政府就迅速封鎖了傳染疫源地的11個小鎮；當疫情進一步擴大時，政府果斷宣佈了全國停課；並補貼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當歐洲大多數國家還在憂心檢測能力踟躕不前時，意大利已經利用本地大學研發出的新型檢測方法，4-6小時出結果，以最大力度篩查潛在患者。威尼託大區的Vo'Euganeo鎮上有3041名居民，政府對他們全做了檢測，無一遺漏，最終篩查出77名患者。
但這些措施沒能擋住死神的步伐。截至3月9日，意大利已有463名病人被新冠肺炎奪走了生命，死亡人數僅排在中國之後；5.04%的致死率遠高於全球平均的3.4%。意大利的累計確診人數剛剛超過韓國，但死亡人數是韓國的7倍、重症人數是韓國的13倍。
從全球數據來看，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是新冠易死人群，而意大利正好是全歐洲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全球排第二，僅次於日本。
意大利衛生部對前105名死者的統計顯示，他們平均年齡為81歲，大部分為男性。三分之二的死者生前患有2種以上慢性疾病，最常見的是高血壓，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新冠病毒入侵後引發炎症風暴，42.2%的死者年齡在80至89歲之間，32.4%的介於70和79歲之間，8.4%介於60和69歲之間。
意大利有全歐洲最高的老年人佔比——2018年的數據顯示，社會中有22.6%的人口都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居歐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齡中位數45.9歲也高於歐盟的中位數42.8歲，居歐盟第二。
接近1400萬的意大利老年人口是個龐大的高危群體。政府一方面建議老人們減少出行——65歲以上、有健康問題的老人、75歲以上的健康老人，都被政府建議儘可能待在家裡；另一方面，政府於3月初宣佈了全境停學，其後的考慮之一是，兒童雖然不是新冠的易感易死人群，但很有可能成為家中老人的傳染源。
然而，一旦錯過了早期控制的窗口，總體感染人數激增，醫療資源出現擠兌，老人就是抗風險能力最弱的群體。
正常狀況下，意大利每10萬人中可保證262.5張監護病床，在歐盟國家裡排在中游水平。但到了3月初，隨著每日新增1000例以上病例成為常態，北方三大重災區的醫療機構紛紛發出警報：監護病床已經使用了95%，捉襟見肘。倫巴第大區甚至開始向疫情相對輕微的托斯卡納大區轉移病人。3月8日，總理不得不簽署法令，徵調20萬醫護進入重災區抗疫。
醫療機構也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倫理選擇。3月7日，意大利重症監護協會SIAARTI發佈了關於新冠救治的“倫理建議十五條”，指出為了使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有必要設置進入ICU的年齡限制，將資源留給“最有可能存活的人”和“生命剩餘年份更多的人”。也就是說，一旦醫療資源出現短缺，醫生很有可能會優先救治年輕人，而老年人的生命則被放棄。
各自為政的歐洲盟友
無法從外界、特別是歐洲盟友那裡獲得及時有效的援助，是意大利繼續身陷疫情泥潭的外部原因。
隨著塞浦路斯3月9日首次確診新冠病例，27個歐盟國家終於無一“免疫”。除了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均已有過千確診。不少觀察人士稱，新冠疫情是2015年難民危機之後歐洲國家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
1月底，意大利剛剛決定停飛中國時，曾希望可以說服其他歐盟國家也採取類似的措施。申根協定之下，如果只有一個歐盟國家限飛，效果將會十分有限。但大多數歐盟國家拒絕了這個請求，只有捷克也決定限飛。
上週，意大利嘗試通過歐盟民事防護機制（EU's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歐盟請求防護物資的支援，但遭到了成員國的拒絕。意大利原本希望，歐盟可以協調成員國進行物資採購，再按照疫情嚴重程度分發給各國。不過疫情之下，成員國大多自顧不暇，希望把口罩等防護物資留在本國使用。目前德法均禁止了口罩出口。上週末，德國還攔截了一輛開往瑞士的口罩貨車。
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對成員國的約束能力非常有限，更多是扮演一種協調的角色。一位歐盟外交官對Politico表示，衛生政策“是國家職能，而非歐盟的職能”，歐盟不能干涉成員國是否停飛、是否封城、如何調配防疫物資。歐盟職能只是助推成員國讓它們各自進行協調。
歐洲疾控中心（ECDC）是歐盟下屬的傳染病防治協調組織，成立於2003年非典爆發之後。2月24日，歐洲疾控中心同世衛組織一道向意大利派出了專家組。但有批評聲音指出，歐洲疾控中心並未在新冠疫情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社論，指歐盟應適當放鬆財政紀律以協助意大利應對疫情。歐盟要求成員國的赤字率不超過3%。目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北部地區正是意大利的經濟引擎。適當鬆綁、政府多一點增加預算的空間將有利於疫情防範，而歐盟尚未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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