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前的那个10月，开国大典上的礼炮声响彻云霄，牵动着远在海外的王承书的心；56年前的那个10月，新疆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震动世界，而千里之外的北京，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王承书日子一如往常，没有因此家喻户晓，没有因此广为人知。她为了国家选择隐姓埋名30年，死后依旧少有人提起。甚至我的输入法都不曾联想到这个人名。
王承书（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女，湖北武昌人，核物理学家，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 。
|1958年王先生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
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王先生很引人注目，因为她个子很高，冬天也穿着裙子、单鞋，但手上会戴双皮手套，一看就是有气质的大知识分子。在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华的专家，能搬走的资料搬走了，搬不动的机器扔在哪里却没人会用。于是国家决定派一批中国专家前来支援，王先生就被调到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
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负责研究原子弹的原料铀，原子弹爆炸就是用铀—235产生原子裂变而来。但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只有0.7%，要通过几千台机器，进行非常复杂的浓缩，才能得到可使用的丰度90%以上的铀—235。这是一项极其艰深的技术，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了。
王先生负责理论基础。其实王先生一开始也搞不懂。她在国外研究的是大气中的稀薄气体，原子弹也好，铀同位素分离也好，都是不搭界的事。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改行，“请你考虑考虑”。王先生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我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王先生答应得爽快，却不是不清楚这个决定背后的难处。她后来曾对人说：“年近半百，转行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改行二字，说起来简单，背后的破釜沉舟、不计名利又有谁能体会？
|理论很难懂，所以总有人问，王承书到底做了什么贡献？
“她在乎这个吗？她最不在乎这个了，但我在乎。”段存华说。（段存华是中共元老段君毅的女儿，原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
当时，理论组只有我和几名北大的同班同学，总共三四个年轻人。王先生一到，先从我们手里借走了“三本经”，也就是我们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的3本讲义笔记。我们听是听了，抄是抄了，其实一点儿没懂，因为里面讲的东西都离我们太远了。王先生拿着“三本经”，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看。等她看懂了，就给我们办学习班。在哪儿办？帐篷教室里。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我们只能找个露天的地方，搭个帐篷当教室。
王先生讲课方式很特别，总是先问我们：“你们都看懂了吗？”然后让我们一个人讲一段。我们一边讲，她就一边提问和指导。我们的课堂氛围特别好，大家能随意发言、讨论、提出不同意见，不会因为我是小技术员就不敢说话，也不会因为你是大科学家我就全听你的。
除了教我们，王先生还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算出设备的稳定态。别人算的时候左手敲键，右手列算式，她因为力气小，左手敲不动键，只能用右手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敲键，然后再拿起笔，记下计算出的结果。后来，几千台设备取出的铀—235还是有杂质，我们才知道几千台设备之外的另外几百台设备，原来是作进一步净化用的。这几百台设备要怎么级联、怎么使用？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又是王先生起了作用，算出了要怎么用才能分开杂质。
段存华（左）及当年理论组的同事与王承书（中）合影。
因为理论很难懂，所以总有人问，王承书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在我心里，这些就是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我跟别人解释，别人都不理解，太专业了。但凡是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她有多重要。
当时铀浓缩工厂建在兰州，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在北京搞了个模拟的小厂，先在小厂这边实验成功了，再应用到兰州的大厂去。有一次，大厂突然说设备取不出铀—235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就被派去看看。到了那里，我要来了浓度曲线，一看已经破坏了平衡，就让他们停止取料，等形成新的平衡后再取，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有人说，你们学理论的还有点用嘛。我们听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们看的不只是几条线和数字，而是它反应的原理。回到北京，我对王先生说：“多亏了您，教会了我们，我们可给您长脸了。”
没有她的贡献，我们至今还是瞎子。
|回家 筑梦
那个年代，想要归国的赤子所受的苦我们都曾听说过。
王先生在美国时，与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共同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观点，即以两人名字命名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有人说，王先生如果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但是王先生的赤子之心怎可允许她留在异乡望故乡呢？
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学理、工、农、医的科学家都不允许回新中国。王先生和张先生都在被禁之列。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谴责了美方的强盗行径，美国政府才在国际舆论的强压之下，不得不逐步解除禁令。
王先生和张先生得知后，一边把书刊打包悄悄邮寄回国，一边锲而不舍地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驳回来，又递交上去；再驳回来，再递交上去……终于在1956年得到了放行。
王先生不爱说漂亮话，做的永远比说的多。为了搞科研，她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顾不上丈夫、幼子；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真真正正的人，做科学研究是真，真下功夫；做人也真，真心无愧。
1961年，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先生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后来，张文裕先生（王承书丈夫，又一个输入法打不出的）去世了，王先生又将两人一生的积蓄，以张先生的名义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如今，在西藏萨迦县，还能找到那所以张先生名字命名的文裕小学。
张文裕和王承书
|身后
王承书遗书
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
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
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
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
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捐给“希望工程”；
5）家中一切物件，包括我的衣物全由郭旃（即王承书儿媳）处理。
1994年6月18日，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生前生后干干净净。
中国每个时代都有为天下人之大人，每个时代都有衷家国事之伟人。唯念此后中国愈加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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